“不要再喝蘋果汁了，”謝裡爾告訴她兩歲的兒子康納。我站在球場邊線上，兩臂交叉著。天氣有點冷颼颼的，新澤西的晚秋已出現了霜凍，濕冷的寒氣逼人，所以我就把運動衫的包頭拉起來，蓋到揚基帽上。我還戴了一副瑞斑牌的太陽鏡和風帽。看上去活脫脫一副警方通緝的爆炸分子的素描畫像。我們正在進行一場8歲男孩的橄欖球比賽。倫尼是主教練，他需要一個助理教練，就把我召人隊。因為我估計隻有我比他更不懂橄欖球。不過我們的球隊正羸著呢。比分大概是83比2，不過我不敢肯定。“為什麼我不能多喝點蘋果汁呢？”康納問。“因為，”謝裡爾帶著母親的耐心回答，“蘋果汁會讓你拉肚子的。”“真的嗎？”“真的。”我的右麵，倫尼正喋喋不休地對孩子們極儘鼓勵之能事。“你是最棒的，裡基。”“加把勁，皮蒂。”“那就是我說的積極進攻，戴維。”他總是把他們的名字加一個後綴字母y。唉，令人討厭的是，每當他興奮得過了頭時，連我也被叫成了馬基。“馬克叔叔？”我感到有人在扯我的腿，我低頭看著26個月大的康納。“怎麼啦，夥計？”“蘋果汁會讓我拉肚子。”“知道啦，”我說。“馬克叔叔？”“噢？”康納以最嚴肅的眼神看著我。“拉肚子，”他說，“不是我的朋友”我掃了一眼謝裡爾。她掩飾著微笑，但我也看出了她的關注之情。我回頭看看康納，“可要記住喲，小家夥。”康納點著頭，對我的反應很高興。我愛他。他使我傷心的同時，也給我帶來了歡樂。26個月，比塔拉大兩個月。他在我眼皮底下一天天長大，我的心情既是敬畏，又是渴望，渴望得簡直能點燃一座火爐。他轉身回到母親那兒。謝裡爾周圍散亂地堆放著許多物品，她就像一頭豐收時節背上馱滿東西的騾子。有迷你特梅德果汁盒子和營養穀物條。有幫寶適牌的尿不濕紙尿褲（難道還有尿得濕的？）。有含有蘆薈成分的哈吉斯牌手帕，專門用於擦拭飽受歧視的小屁股。有產自伊文弗洛的歪嘴嬰兒瓶。有肉桂色的全麥麵包，洗得乾千淨淨的供嬰兒食用的胡蘿卜，掰成一瓣瓣的橘子，切碎的葡萄（切成一條條的，防止噎著）。還有一條條的東西，我想可能是奶酪。所有這些東西她都一絲不苟地裝在自己的拉鏈袋裡。主教練倫尼正向我們的隊員大聲叫嚷著製勝策略。我們進攻時，他就告訴他們“射門！”我們防守時，他就建議他們“攔住他！”有時候呢，就像現在，他就對這場比賽的奧妙之處提供他精辟的見解：“用腳踢球！”倫尼在一口氣喊叫了四遍之後，掃了我一眼。我點點頭，翹起大拇指，示意他繼續這樣乾。他也想伸出手指向我示意，但是有一大堆小家夥在盯著他。我又叉起胳膊，眼睛斜視著球場。孩子們像職業運動員一樣左衝右突。他們穿著防滑鞋，襪子向上拉到一直遮住護膝。即使一絲陽光也沒有，多數人眼睛下麵都塗了黑色的潤滑脂。有兩個孩子甚至把呼吸用的條形繃帶綁在鼻子上。我看著凱文——我的教子，按照他父親的指示，一腳踢在球卜，之後重重地撞在我身上。我趔趔趄趄地向後退去。我的日子常常就是這麼打發的。我會看看體育比賽，或者與朋友聚聚餐，或者給病人治病，或者打開收音機聽聽歌曲。我會按部就班地做事，一般來說感到相當體麵。之後呢，嘭，出其不意遭到重重一擊。我淚如泉湧。這種事在謀殺綁架案發生之前從不會發生。我是個醫生，我知道如何在工作和個人生活中保持泰然自若的神態。但是我現在就像某些自以為是的二流影星，隨時隨地都戴著太陽鏡。謝裡爾抬頭看看我，我再次看到她的關切之情。我挺挺胸，強作歡顏。謝裡爾變得越發漂亮了。事情有時就是這樣。身為人母會讓有些女人如魚得水。這會讓她們的外表出現奇跡，煥發出亮麗的容顏。我不想給你留下錯誤的印象。我並非每天都是以淚洗麵，我還是照常過日子。我的確很淒涼，但不是每時每刻都這樣。我並沒有氣餒。我依然工作，但喪失了去海外旅行的勇氣。我總是想我得在這裡盯緊，萬一有什麼新的進展的話。我知道，這種想法是不理智的，甚至也許是幻想。但是我怎麼也理智不起來。令我吃驚的是悲痛偷襲我的方式。當你察覺出悲痛，如果沒有處理的話，多多少少還可以巧妙地應付、對待、隱藏起來。但是悲痛喜歡藏在灌木叢後麵。它喜歡冷不丁地跳出來，嚇你一跳，嘲弄你，剝下你假裝冷靜的外衣。悲痛引誘你進人夢鄉，因此使偷襲來得更加氣勢洶洶。“馬克叔叔？”又是康納。對這個年齡的孩子而言，他的話說得相當好。我不知道塔拉現在的聲音會是什麼樣子，我掩藏在太陽鏡後的雙眼緊閉著。謝裡爾覺察出了點什麼，她過來準備把他拖到一邊去。我擋住了她。“怎麼啦，夥計？”“大便呢？”“大便怎麼啦？”他仰視著我，閉上一隻眼以集中注意力。“大便是我的朋友嗎？”竟是這樣一個問題。“我不知道，夥計。你看呢？”康納費儘心機地思考著自己提出的問題，看那樣子憋得他似乎要爆裂一樣。最後他回答說：“比起拉肚子，它是我的朋友。”我鄭重其事地點點頭。我們的球隊又進了一個球。倫尼的拳頭砸向天空，嘴裡大喊一聲“真棒！”他差點側手翻出去祝賀攻進球的克萊格（或者我是不是該叫他克萊基——加個後綴字母y）。球員們蜂擁在他身後，激情洋溢在每個人身上。我沒有加入他們的行列，我認為，我的工作就是給裝腔作勢的倫尼做一個安靜的夥伴。我注視著邊線上的父母們。母親們圍成一堆，談論著她們的心肝寶貝，談論著孩子們的表現和課外活動。沒人能聽進去多少，因為誰也沒心思聽彆人的孩子如何。父親們花樣可就多了。有的在攝像，有的在大聲勉勵著，有的讓孩子騎在自己身上，有的拿著手機在閒聊，手裡不時擺弄著這樣那樣的電子產品。上班時間他們整天埋頭於工作，周末這場球賽也讓他們有點專注。我為什麼要報警呢？自從那個恐怖的日子以來，我無數次地告誡自己，不要為發生的一切而自責。從某個角度講，我的所作所為於事無補。十之八九，他們壓根兒就沒有打算把塔拉放回家。在第一次打電話索取贖金之前，她可能就已經死了。她也許是死於意外，也許是他們驚恐萬分，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誰能知道呢？當然我是不知道的。還有，唉，難就難在這兒。當然，我不能肯定自己就沒有一點責任。每一個行動都會有反應，這是基本常識。我沒有夢到塔拉——或者即使夢到了，慷慨的上帝讓我記不起來了。也許我還應讚美一下上帝。換句話說，我可能沒有確切地夢見塔拉，但是我確實夢見過那輛掛著移花接木的車牌和磁性標誌的白色麵包車。夢中我隱隱地聽見了什麼聲音，但我堅信那是一個嬰兒的哭聲。我現在知道，塔拉在麵包車裡。但在夢中，我並沒有朝那個聲音奔過去。我的雙腿深埋在噩夢中的泥潭裡，不能自拔。當我最終醒來時，我情不自禁地沉思默想著，塔拉離我有那麼近嗎？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以前再勇敢一點，彼時彼地我能夠把她救出來嗎？主裁判是個瘦高個的高中男孩，一臉和善的微笑，他吹響了哨子，雙手舉過頭頂揮舞著。比賽結束了。倫尼大喊：“噢，嘿！”那些8歲的男孩彼此之間大眼瞪小眼，都莫名其妙。有一個問他的隊友：“誰贏了？”隊友聳聳肩。他們按斯坦利杯冰上曲棍球的風格排成一列，作賽後的握手。謝裡爾站起身，一隻手放到我的背上。“偉大的勝利，教練。”“是啊，我是領隊，”我說。她微笑著。男孩們開始三三兩兩地朝我們走過來。我微微點著頭，祝賀他們。克萊格的媽媽帶來了一盒50包裝的炸麵圈，盒子外麵畫著基督教諸聖日前夕圖案。戴維的媽媽拿了好幾盒叫“玉和”的東西，說是巧克力奶，嘗起來卻像是粉筆。我彈了一塊炸麵圈到嘴裡，一骨碌吞了下去。謝裡爾問：“什麼味道？”我聳聳肩。“難道它們有不同的口味嗎？”我看著父母們與自己的孩了在一起，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倫尼朝我走過來了。“偉大的勝利，不是嗎？”“嗯，”我說。“我們都很棒。”他示意我們離開。我遵從了。到了彆人聽不見的地方，倫尼說：“莫妮卡的遺產快處理完了。時間不會太長了。”我說：“嗯——嗯，”因為我真的不在乎。“我還把你的遺囑起草好了。你得簽個字。”莫妮卡和我都沒有立遺囑。幾年來倫尼一直警告我這件事。你得把誰繼承你的財產落實到筆頭上，他提醒我。誰撫養你的女兒，誰照顧你的父母，諸如此類的事。但是我們聽不進去，我們準備永遠活下去。最後的心願和遺囑是為死人準備的。倫尼趕緊轉換話題。“你想回家去玩福斯球？”福斯球是專為那些沒念過幾年書的人準備的一種遊戲，就是一些強壯得可以打橄欖球的男人在桌麵上用木杆撞擊短木條。“我已經是世界冠軍了，”我提醒他。“那是以前。”“一個人就不能在他的稱號上狂歡一會兒嗎？我還沒打算讓這種感覺消逝。”“可以理解。”倫尼轉身朝家人走去。我看著他的女兒瑪麗安娜在向他要錢。她瘋狂地打著手勢。倫尼隆起肩膀，掏出錢包，夾出一張票子。瑪麗安娜接過去，在他臉上吻了一下，跑開了。倫尼看著她消失了，搖搖頭，笑容滿麵。我轉身離開了。最糟糕的是——或者我是不是應該說是最好的是一就是我擁有希望。這些是那天晚上我們在爺爺的小木屋裡找到的：我妹妹的屍體，帕克玩具裡的塔拉的頭發（經DNA確認），與塔拉身體相符的一件黑企鵝圖案的粉色連體衣。這些是我們沒有找到，事實上至今也沒有蹤影的：贖金、斯泰西的同夥（如果有的話）和塔拉。沒錯，我們一直沒有找到我女兒。我知道森林廣袤無垠，樹木叢生。墳墓會很小，可以輕而易舉地藏起來。上麵可能還堆上了石頭。也許動物會發現它，把裡麵的東西拖到森林深處。那東西可能遠離我祖父的小木屋好幾英裡，也完全可能在另外某個地方。或者——儘管我隻是把這個想法埋在心底——也許根本就沒有墳墓。因此不難理解，希望還是有的。這正如悲痛和希望，時而隱藏在某個地方，時而襲擊你，時而嘲弄你，從來沒有破滅過。我不知道二者之中哪一種更殘酷。警方和聯邦調查局推測，我妹妹和一些十足的壞蛋鬼混在一起。但沒有人敢拍胸脯保證他們的原始動機是綁架還是搶劫。多數人的一致看法是有人慌了神。也許他們本以為莫妮卡和我不在家。也許他們以為隻要擺平臨時照顧孩子的那個人就萬事大吉了。無論如何，他們看到了我們，也許是上了毒癮或是處於瘋狂狀態，有人開了一槍。接著又有人開了一槍。因此，彈道曲線測試表明莫妮卡和我是被兩枝不同的38式手槍擊中的。之後他們綁架了嬰兒，最後他們欺騙了斯泰西，以服用過量可卡因的方式殺害了她。我一直在說“他們”，因為警方也認為斯泰西至少有兩名同夥。一個是職業殺手，他頭腦冷靜，知道如何索取贖金、焊接車牌，不留一點痕跡。另一個同夥可能是個“驚惶失措的家夥”，就是他向我們開的槍，並可能弄死了塔拉。當然啦，有些人並不完全讚同這種推測。有人認為隻有一個同夥——頭腦冷靜的職業殺手——驚惶失措的那個人就是斯泰西。根據這種推測，是她射出了第一顆子彈，也許是射向了我，因為我不記得任何槍聲。之後那個職業殺手殺害了莫妮卡以求掩蓋。這種推測的依據是我們去小木屋那天晚上之後得到的一條線索：在另一宗案子的一些離奇的申辯中，一個毒品販子告訴警方說，在謀殺綁架案發生一周前，斯泰西曾從他那裡買過一枝38式的手槍。這一推測進一步得到下列事實的驗證：在謀殺現場發現的惟一的、無法解釋的頭發和指紋就是斯泰西的。因為那個頭腦冷靜的職業殺手知道戴著手套，行動時小心翼翼，而一個吸毒成性的同夥不太可能做到這一點。還有一些人認為上述兩種推測都不能成立，這就是為什麼警署和聯邦調查局的部分人抓住此案不放，並支持一個更顯而易見的第三種假設：我就是本案的策劃者。他們是這樣推測的：首先要告誡的一點是，丈夫永遠是頭號嫌疑人。其次，我的史密斯&威森38式手槍目前去向不明。他們從始至終一直拿這個問題壓我。我希望我能知道答案。第三，我從來沒想過要個孩子。塔拉的出生迫使我邁入沒有愛情的婚姻。他們相信已經掌握了我準備離婚的證據（部分是對的，我確實是深思熟慮過）。因此，從頭到尾我是整個案件的策劃者。我把妹妹約到家裡來，也許是為了得到她的幫助，這樣就可以由她來承擔罪名。我把贖金藏到了彆的地方，殺死並埋掉了自己的女兒。當然是聳人聽聞，但是我已經沒有憤怒了。我早已筋疲力儘了。我分不清東南西北了。當然，他們這一假設的主要問題在於：很難解釋我自己怎麼會被人以為已死而丟在現場。是我殺了斯泰西嗎？是她向我開槍嗎？或者會不會有第三種可能性一一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推測融合到一起？有人認為是這樣的，我在幕後指揮，但除了斯泰西外，我還有另一個同夥。那個同夥殺了斯泰西，也許是背著我乾的，也許這是我的陰謀詭計的一部分一一轉移我的罪惡，並朝我開槍。或者諸如此類的事。日子一天天過去了。總而言之，人們審視整個案件時，他們——和我——一無所知。沒有贖金，不知道是誰乾的，不知道作案動機。最重要的是：沒有孩子的屍體。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狀況一一綁架案之後的一年半。案件依然懸而未決，但裡甘和蒂克納已轉到了新的案件上。近六個月來，我沒有從他們那裡聽到隻言片語。媒體折磨了我們幾個星期，但沒有什麼新聞喂給他們，他們也就偃旗息鼓了。炸麵圈吃得乾乾淨淨，人們都開始向停車場走去，車場裡滿滿當當地停著一些微型麵包車。賽後我們教練帶著那些嶄露頭角的運動員去施拉芙特冰淇淋屋，這是我們小鎮的一個傳統。不同年齡層次、不同運動項目的每一位教練都遵循這一傳統。那地方人滿為患，在秋天的寒霜季節，沒有什麼東西能比一隻蛋筒冰淇淋更能讓人冷得骨頭發麻。我立著，一邊吃著蛋筒冰淇淋，一邊巡視著這個場景。全是孩子和父親們。我在這裡顯得實在是多餘。我看了看手表，無論如何我得離開了。我用眼神向倫尼示意我要走了。他用口型向我暗示著你自己隨便。他怕我沒有明白，甚至做了個手勢。我揮揮手表示明白了。我回到車裡，扭開收音機。好長一段時間，我就那麼坐著，凝視著一個個家庭的進進出出。我的目光多半停留在父親們的身上。我觀察著他們對這種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活動的反應，希望能看到哪怕是一絲的疑惑，希望能從他們眼中看到一絲使我欣慰的東西。但是我沒有看到。我不知道就那樣待了多久。估計不到10分鐘。詹姆斯·泰勒演唱的一首我鐘愛的老歌從收音機裡傳出來，這使我回過神來。我微笑著，發動汽車，朝醫院開去。一小時後，我在對手臂擦洗並消毒，準備給一個8歲的男孩動手術。用一個行內外人士都熟悉的專業術語來說，這個男孩麵容毀壞了，齊亞·勒魯也在那兒，她是我的醫療搭檔。我不知道當初自己為什麼選擇當整形外科醫生。既不是因為受到這個行當掙錢容易的誘惑，也不是想實現扶危濟困的理想。一開始我原本想當個外科醫生，但是後來我自己更醉心於心臟領域。在我從事高級專科住院實習的第二年，指導我們輪流實習的心臟外科醫生一一怎麼說呢？——是個十足的蠢貨。另一方麵，負責整形外科的利亞姆，裡斯醫生則非常了不起。裡斯醫生身上綜合了令人羨慕的各種優點。他相貌堂堂，沉穩自信，為人熱情，天生容易博得人們的好感。人人都想博得他的歡心，大家都想贏得他的鐘情。裡斯醫生成了我的導師。他向我演示著整容外科的創造性，那些一經損壞難以修複的物體強迫你去找到新的辦法使它們重現原貌。麵部骨頭和顱骨是整個人體骨架中最複雜的部分。我們這些修複它們的人都是藝術家。我們是爵士音樂家。如果人們跟矯形或胸外科醫生談話，他們會非常明確地告訴你手術的過程。而我們的工作——整容——則永遠不會重複。我們是即興發揮。裡斯醫生就是這麼教我們的。他對我談微觀外科，談骨頭移植和合成皮膚，點燃了我心中成為技術權威的渴望。我記得到斯卡斯達勒拜訪過他。他妻子長著一雙修長的腿，是個美人胚子。他女兒是學校裡成績最好的學生，在畢業典禮上致過畢業詞。他兒子是籃球隊隊長，是我見過的最棒的孩子。裡斯醫生49歲時死於一場車禍，地點是在開往康涅狄格的684號公路上。有些人可能會從中發現一些痛苦的東西，但這個人不會是我。高級專科醫院實習行將結束時，我爭取到了一個到國外培訓的口腔外科職位，期限是一年。我並不想當慈善家，之所以申請這個職位，因為聽起來覺得很酷。我本來希望這次旅行是馱著背包穿越整個歐洲，可事實並非如此。很快就出了問題，我們卷進了塞拉利昂的一場內戰。我親手處理了一些那麼可怕、不可名狀的傷口，讓人難以相信人類竟能想像出如此殘酷的方法殘害自己的同類。但是即使身處這種破壞中，我仍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亢奮。正如前麵所說的，我沒有設法查明是什麼原因使我如此興奮。也許部分原因是由於救人於危難之中的滿足感。或許是我投身於這項工作正如某些人投身於極限運動一樣，需要以死亡冒險來感受生命的全部。回國後，齊亞和我成立了“一個世界”，我們上路了。我鐘愛我從事的職業。也許我們的工作正如某項極限運動一樣，不過它尤其關涉人的臉麵（原諒我使用這個雙關語）。我喜歡這一點。我愛我的病人，我愛我的職業體現出來的適當距離和必要的冷淡。但之後它們就消失了——熾熱的愛與轉瞬即逝的義務融合在一起。對我們而言，今天展現在麵前的病人是一個相當艱巨的挑戰。我的創始人——整容外科領域的創始人——是法國研究員勒內·勒弗特。勒弗特把解剖用的屍體從小酒店的屋頂上扔下來，腦袋撞到地上，看看麵部裂紋的自然特征。我敢打賭，這一點肯定會讓女士們刻骨銘心。他的實驗還包括不斷向屍體的顱骨上扔重物，重物分量逐漸加重，以測試下額骨的受損程度。現在我們以他的名字為幾種裂紋命名——更精確地說是，勒弗特一型，勒弗特二型，勒弗特三型。簡單地說，這個8歲男孩的裂紋屬於勒弗特三型，導致麵部骨頭與頭顱徹底分離。我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這個男孩的臉像一張麵具一樣撕下來，如果我想這麼做的話。“車禍嗎？”我問。齊亞點點頭。“父親喝醉了。”“不要告訴我他安然無恙，是吧？”“他竟然還記得係上自己的安全帶。”“但沒有係上他兒子的。”“真是煩人。怎樣才能不讓他一次次地舉起酒杯呢？”齊亞和我在兩個迥然不同的地方開始我們的人生旅程。正如斯托裡演唱的70年代經典歌曲《路易兄弟》那樣，齊亞黑得如同黑夜，而我比白天還要白（齊亞把我的皮膚形容為“水底的魚腹”）。我出生在紐瓦克的貝思以色列醫院，在新澤西州卡塞爾頓的郊區街道上長大。齊亞出生在海地太子港郊區村莊的一個泥濘的茅屋裡。巴巴多克統治期間，她父母一度成為政治犯。沒人知道太多的細節。她父親被判處死刑，母親被釋後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她帶上女兒，可能坐著一條木筏外逃。半道上死了三個，齊亞和她母親幸存下來。她們曆儘千辛萬苦來到布朗克斯，棲居在一家漂亮的美容店的地下室裡。倆人整天不聲不響地清掃頭發。對齊亞來說，頭發似乎是逃避不了的。沾在衣服上，貼在皮膚上，粘到喉嚨裡，鑽進肺裡麵。她覺得嘴裡好像有一縷頭發，卻怎麼也扯不出來，這感覺一直驅之不散。直到現在，齊亞緊張的時候，她的手指就會去扯舌頭，似乎要扯出一件昔日的紀念品來。手術結束時，齊亞和我癱坐到一條長凳上。齊亞解開她的外科手術口罩，任其耷拉在胸前。“小菜一碟，”她說。“阿門，”我表示同意。“你昨晚的約會怎麼樣？”“惡心，”她說，“我不是指字麵意思。”“對不起。”“男人就那麼回事。”“我搞不懂。”“我快絕望了，”她說，“我正尋思著再跟你上一次床。”“哎喲，”我說。“你們女人就沒有標準嗎？”她的微笑令人眩目，明亮的眼白映襯著黑色的皮膚。她不到6英尺高，肌膚光滑，顴骨高高的，尖尖的，讓人擔心會戳穿她的皮膚。“你什麼時候開始約會的？”她問。“我正在約會。”“我的意思是約會時間長到足以產生性接觸。”“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你那麼隨便，齊亞。”齊亞和我曾經上過床一一我們都知道這種事再也不會發生了。我們就是這麼認識的。我在醫學院就讀一年級時，我們對上眼了，做了一夜露水夫妻。我有過不少一夜情，但能夠記起來的隻有兩次。第一次導致災難。第二次——這次——導致一種我將永遠珍視的關係。等我們走出擦洗消毒室時已是晚上8點。我們開著齊亞那輛迷你型寶馬車前往諾斯伍德大道的停車購物場，想買點食品雜貨。當我們在過道裡推著購物車時，齊亞嘰嘰喳喳地說個不停。我喜歡齊亞說話，因為這使我覺得精力充沛。在一個熟食品櫃台前，齊亞看著特價食品櫃，皺起了眉頭。“怎麼啦？”我問。“他們在賣野豬頭火腿。”“那又怎麼了？”“野豬頭，”她重複著。“是哪位營銷天才想出這樣一個名字？嘿，我有個主意。把以前我們做的讓價手術用這些最討厭的動物來命名。不，準確地說，用它們的腦袋命名。”“你一直這樣命名，”我說。她想了想。“唉，也許吧。”我們來到收銀處。齊亞拿起她要買的東西放在身前，我把櫃台上的擋板放倒，把東西從購物車上卸下來。一個胖胖的收銀員開始把她的東西錄入現金出納機。“餓了嗎？”她問我。我聳聳肩。“可以到嘉寶店去吃上幾片。”“那就去吧。”齊亞的眼神遊過我的肩膀，突然停住了。她眯著眼，有什麼東西掠過臉際。“馬克？”“嗯。”她揮揮手。“不，不可能。”“什麼？”齊亞還是出神地越過我的肩膀看著，下巴示意著。我慢慢轉過身，當我看到她時，感到渾身為之一振。“我隻在照片上見過她，”齊亞說，“可那不就是……”我勉強地點點點。原來是雷切爾。整個世界將我團團圍住。我知道我不應該有這種感覺。幾年前我們就分手了。事情過去了這麼長時間，現在我應該麵露笑容，應該感到某種依戀和懷舊之情，應該勾起昔日痛苦的回憶——那時的我年輕而天真。但是不，現在卻不是這樣。雷切爾站在10碼開外，這種感覺統統消失殆儘。我感到的是一種依然極其強烈的向往之情，這種感情撕扯著我的全身，使得愛情和心碎的感覺為之煥然一新，重燃舊情。“你還好吧？”齊亞說。又點了個頭。有人認為，每個人此生都有一個真正的精神伴侶——一次，隻有一次天生注定的愛情，你也這麼認為嗎？那兒，就在停車購物場收銀台的對麵，就在一幅寫著15號高速公路的標牌下，站立著我的愛人。齊亞說，“我想她結婚了吧。”“確實是的，”我說。“沒戴戒指，”這時齊亞捶了一下我的胳膊。“噢，噢，令人興奮，是不是？”“是啊，”我說，“令人興奮的地方。”齊亞打了個響指。“嘿，你知道這像什麼嗎？就像你以前常放的蹩腳的老唱片。關於在食品店遇到老情人的那首歌，叫什麼名字來著？”第一次見到雷切爾時，我還是個19歲的小夥子，比較而言，那時的效果還不明顯，沒什麼大驚小怪的。我甚至沒有發現她有什麼特彆的魅力。但是我很快就體會到，我喜歡一個目光不斷射向自己的女人。我就開始球磨，不錯，她看上去蠻漂亮嘛。又過了幾天，也許是她說了什麼話，也許是她說話時歪著頭的樣子。九-九-藏-書-網這時，哎呀，感覺就像撞到了一輛公共汽車上。現在又體會到了那種感覺。雷切爾的變化不大。也許是歲月賦予了她那種潛在的美些許剛性，使之更加脆硬，顯得更有棱有角。她更苗條了，深黑色的頭發被攏到腦後，挽成了個馬尾巴。多數男人喜歡女人的頭發垂著，我卻一直喜歡紮起來，特彆是讓雷切爾的顴骨和脖子露在外麵一覽無餘。她穿著牛仔褲和一件灰白的外套。淡褐色的眼睛下垂著，腦袋彎下來，顯出專心致誌的神態，我對此再熟悉不過了。她還沒有看到我。“《同一首老情歌》，”齊亞說。“你說什麼？”“關於情人在食品店邂逅的那首歌。是一個叫丹的什麼人唱的，歌名叫《同一首老情歌》。”她又補充說：“我想是那個歌名。”雷切爾的手伸進衣袋裡，掏出一張20美元的鈔票。她把它遞給收銀員。她的眼睛抬起來——這時她看到了我。我不能準確地描繪出她臉上掠過什麼表情。她看上去並不驚訝。我們的目光相遇了，但我並沒有從她眼神裡看出歡樂。也許是恐懼，也許是淡泊。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們就這樣在那兒站了多久。“也許我應該離你遠一點，”齊亞低聲說。“嗯？”“如果她認為你和這樣一個熱情的少婦在一起，她就會斷定自己沒機會了。”我也許笑了笑。“馬克？”“嗯。”“你這樣目瞪口呆地立著，就像十足的瘋子，讓人有點毛骨悚然。”“謝謝。”我感到她的手在推我的後背。“過去問候一下。”我的腳開始挪動，儘管我不記得大腦下達過任何指令。雷切爾讓收銀員給她的食品打包，然後朝我走過來，勉勉強強地微笑著。她的笑容以前總是那麼燦爛，讓人聯想到詩意和春雨，一場能改變你生活的絲雨。然而，現在的笑容卻今非昔比。有些僵硬了，蘊含著痛苦。我懷疑她是在克製著自己，或者是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笑了，是不是有什麼東西使她永遠失去了光彩。我們在彼此距離一碼時停住了，誰也不知道按照禮節是該擁抱，接吻，還是握手。因此我們就什麼也沒做。我站在那兒，感到痛苦無處不在。“你好，”我說。“看到你還那麼年輕，我很高興，”雷切爾回答。我裝模作樣地咧嘴笑了笑。“嘿，寶貝，你情況怎麼樣？”“好些了，”她說。“經常來這兒？”“是的。現在要說‘我們以前似乎見過麵’了吧？”“哪裡。”我眉毛向上一揚。“我怎麼會忘記碰到過你這樣一位狐媚的女人？”我們都大笑起來。倆人都是裝腔作勢，我們彼此心裡都清楚。“你看上去不錯，”我說。“你也是。”短暫的沉默。“行了，”我說：“不搞這些不自在的套話和造作的逗笑了。”“喲，”雷切爾說。“你為什麼到這兒？”“我買點食品。”“不，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她打斷了我的話。“我母親搬到了西奧倫治的一所分套購買的公寓裡。”幾縷頭發從馬尾辮裡散出來，垂在她的臉上。我拚儘全力才克製住了把它們拂到一邊的衝動。雷切爾向彆處掃了一眼，回頭又看著我。“你妻子和女兒的事我聽說了，”她說。“我很難過。”“謝謝。”“我想給你打電話或者寫信，但是……”“聽說你結婚了，”我說。她扭動著左手的手指。“又是孤身一人了。”“你還是聯邦調查局的雇員。”雷切爾把手放了下來。“也不再是了。”更長時間的沉默。我又不知道我們在那兒站了多長時間。收銀員已經走向了下一位顧客。齊亞從我們後麵上來了。她清了清嗓子，把手伸向雷切爾。“喂，我是齊亞·勒魯。”她說。“雷切爾·米爾斯。”“幸會，雷切爾。我是馬克的工作搭擋。”接著她想了想，補充說：“我們隻是朋友。”“齊亞。”我說。“噢，對了，抱歉。你看，雷切爾，雖然我喜歡待在這兒聊天，不過我還是得趕緊離開。”為了加強語氣，她的拇指猛地朝出口處一指：“你倆談吧，馬克，以後還會在這兒見到你的，真是幸會，雷切爾。”“我也有同感。”齊亞一溜煙地跑了。我聳聳肩，“她是個了不起的醫生。”“我相信她是的。”雷切爾抓住她的購物車。“汽車裡還有人在等我，馬克。很高興見到你。”“我也是。”但毫無疑問，既然我失去了一切，我得吃一塹長一智，對不對？我不能就這麼放她走。我清了清嗓子說，“也許我們應該到一塊兒。”“我還住在華盛頓，明天就回去。”沉默。我心裡失望至極，幾乎要窒息。“再見，馬克，”雷切爾說。但那雙淡褐色的眼睛濕潤了。“不要就這麼走。”我儘量使聲音中不帶有懇求的語氣，但我認為自己並沒有成功。雷切爾看著我，什麼都明白了。“你想讓我在這兒說點什麼呢，馬克？”“說你也想到一塊兒。”“就這些？”我搖搖頭。“你知道不止這些。”“我再也不是21歲了。”“我也不是了。”“你愛的那個姑娘死了，回不來了。”“不，”我說。“她就在我麵前。”“你不會再了解我了。”“那我們就再次相識，我不是一時衝動。”“跟以前一樣？”我不自然地笑著。“是的。”“我住在華盛頓，你住在新澤西。”“所以我要搬家，”我說。但是，即使在這衝動的話脫口而出之前，即使在雷切爾表態之前，我意識到自己是在虛張聲勢。我不能離開父母，不能將生意交給齊亞，也不能割斷那些難以擺脫的往事。在我的嘴唇和她耳朵之間的某個地方，這種脆弱的感情撞擊、燃燒，化為灰燼。接著雷切爾轉身離開了。她沒有再說一次再見。我眼睜睜地看著她推著購物車走向門口。隨著一聲電子鳴叫，房門自動向兩側打開。我看到雷切爾——我生命中的至愛再次消失了，連向後看我一眼都沒有。我依然停在那裡，沒有追上去。我感到我的心轟然坍塌、摔成碎片，但我沒有做出任何行動去阻止她。也許我根本沒有吃一塹長一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