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竭儘全力，”裡甘的話聽起來好像反複排練過一樣，儼然我昏迷期間他一直守在我床邊寸步不離、準備他的演講似的，“正如我告訴你的那樣，起初我們不敢肯定有個孩子失蹤了。儘管我們在那裡錯失了寶貴的時間，但我們眼下已采取了彌補措施。塔拉的照片已被送到警署、機場、公路收費站、汽車和火車站——100英裡半徑範圍內的所有這些地方。我們已查閱了類似的綁架案背景資料，看看能否找到某種規律或嫌疑人。”“12天，”我重複說。“我們追蹤了你所有的電話——住宅電話，辦公電話，手機……”“為什麼？”“萬一有人打電話索取贖金，”他說。“有這樣的電話嗎？”“還沒有，沒有。”我的腦袋耷拉到枕頭上。12天，我在這張床上已躺了12天，而我的小女兒卻被……我不敢想下去。裡甘搔了搔他的胡子。“你記得那犬早上塔拉穿什麼衣服嗎？”我記得。早晨我已經養成了一套固定不變的模式——早早起床，踮著腳尖走到塔拉的嬰兒床邊，俯視著她。嬰兒帶來的並不都是快樂，這我知道。我知道時不時地會令人頭昏意倦地煩躁不已。我知道有些夜晚她的哭叫會像奶酪磨碎機一樣折磨著我的神經末梢。雖然我不想讚美有嬰兒的生活，但是我喜歡這套新的晨起模式。俯視著塔拉小小的身體使我精神倍增，還不止這樣，我估計這種做法是沉醉的一種形式。有些人會沉醉於教堂。而我呢，我知道這聽起來有多麼老套——我沉醉於那張嬰兒床。“一件黑企鵝圖案的粉色連體衣，”我說。“莫妮卡在嬰兒用品店買的。”他草草記下來。“那莫妮卡呢？”“她什麼？”他又埋頭看著便箋簿。“她當時的穿著呢？”“牛仔褲，”我說著，想起了牛仔褲套上莫妮卡臀部的情景，“和一件紅色的外套。”裡甘又草草記了些東西。我說：“有——我是說你們有什麼線索嗎？”“我們仍在全方位調查。”“我問的不是這個。”裡甘隻是看著我。他的凝視裡蘊含著太多的凝重感。我的女兒，孤零零地一個人在外邊，整整12天了。我想到她的眼睛，隻有為人父母才能看到的那種溫暖的光芒，我說了句蠢話。“她還活著。”裡甘歪著頭，像隻聽到什麼新動靜的小狗。“不要灰心，”我說。“不會的。”他還是那種好奇的神色。“我不過是……你當上父親了嗎，裡甘偵探？”“兩個女兒，”他說。“我這話挺蠢的，不過我知道。”這種感覺跟塔拉出生時我知道生活將從此改變的那種感覺一樣。“我知道了，”我又說了一遍。他沒有回答。我意識到剛才的話可笑得很，特彆是當這話出自一個嘲笑超感知覺——或者叫超自然，或者叫奇跡——的人的嘴巴時。我知道這種“感覺”僅僅出自一種需要。人如果太想相信一件事，他的大腦就會把眼前所見重新組織。但我緊緊地抓住了它。不論對錯，它就像我的一根救命稻草。“我們需要從你這裡了解到更多的情況，”裡甘說。“關於你，你的妻子，朋友，財產狀況……”“以後再說吧。”又是赫勒醫生。她走上前來，好像要把我擋在他的視線之外。她的聲音很堅決。“他需要休息。”“不，就現在，”我對她說著，把O型定位儀抬高一個刻度，以超過她的高度。“我們得找到我的女兒。”莫妮卡被埋葬在她父親莊園裡的波特曼家族墓地裡。當然，我沒有趕上參加她的葬禮。我不知道對此感受如何，不過話又說回來，當坦然麵對自己時，我對妻子的感覺一直是沒有頭緒。莫妮卡擁有那種高貴的美麗，過於完美的顴骨，絲緞一樣的筆直黑發，羞羞答答的牙關緊閉症既令人煩惱，又讓人興奮。我們的婚姻是傳統式的——由媒人牽線搭橋。嗬，這樣說未免誇大其詞了點。莫妮卡懷孕了，而我猶豫不決。是即將到來的小生命把我趕進了婚姻的牧場。我從卡森·波特曼那裡聽說了葬禮的細節。卡森是莫妮卡的叔叔，也是她家族裡惟一與我們保持聯係的人。莫妮卡非常敬愛他。卡森坐在我的病床邊，雙手合攏放在膝蓋上。他的模樣非常像你所偏愛的大學教授，戴著厚厚的眼鏡，穿著幾乎要掉下來的斜紋軟呢外套，一頭極其蓬鬆茂密的艾伯特，愛因斯坦加唐金式長發。他用悲傷的男中音告訴我，莫妮卡的父親埃德加確信我妻子的葬禮是一件“小型而精致的事情”，說這話時他棕色的眼睛忽閃忽閃的。這事嘛，我一點都不懷疑。起碼是個小型的。接下來的幾天，不少我家這邊的人紛紛來醫院探望我。我的母親——人們都叫她霍尼——每天上午都風風火火地闖進我的房間，好像有燃料推動她一樣。她穿著雪白的銳步運動鞋，藍色的運動服上鑲著金邊，儼然一副聖路易斯公羊隊教練的樣子。儘管頭發梳得整整齊齊，但染色過度，發質受損，並且她身上總是散發出剛抽過煙的氣息。母親的這身打扮無助於掩蓋她失去惟一孫女的痛苦。她的精力令人吃驚，日複一日地守在我床邊，努力表現出不間歇的歇斯底裡情緒。這一點好極了，似乎她歇斯底裡部分是為了我一樣。因而，她的這種感情進發以一種奇怪的方式使我靜下心來。儘管房間裡熱得幾乎跟超新星一樣，儘管我不斷抗議，睡覺時母親總要額外給我再蓋一條繼子。有一次我醒了過來——渾身都汗淋淋的，這很自然——聽到母親在向那個戴護士帽的黑人護士講述我以前在聖伊莉莎白醫院住院的情形，那時我隻有7歲。“他感染了沙門菌，”霍尼宣布，好像在用耳語密謀一樣，嗓音隻比手提式擴音器大一點點。“你可從來沒聞過那樣的腹瀉，幾乎是噴射而出，真的，連牆紙裡都滲進了臭氣。”“他現在也不是十全十美啊，”護士回答說。兩個女人哈哈大笑起來。我蘇醒後的第二天，當我睡醒時，母親正站在我床邊。“記得這個嗎？”她問。她手裡拿著一個“愛發牢騷的奧斯卡”，是我以前感染沙門菌時有人送給我的，綠漆已經褪色。她看著護士，“這是馬克的奧斯卡，”她解釋著。“媽，”我說。她的注意力又轉回到我身上。今天她的眉毛膏塗得濃了些，連皺紋裡都是膏膏粉粉的。“那時奧斯卡一直陪著你，記得嗎？他使你病情好多了。”我翻了個身，閉上眼。往事如潮，宛如眼前。我是因為吃生雞蛋而感染沙門菌的。為了增加蛋白質，父親以前總是喜歡把生雞蛋放進泡沫牛奶裡。記得當我剛一得知我得整夜待在醫院裡時，我嚇得要死。父親不久前打網球時崴了他那阿喀琉斯的跟腱，腳上打了石膏，時時作痛。可是當他看到我嚇成那個樣子時，便一如既往地犧牲自己。他白天在工廠裡工作一整天，晚上就在我病床邊的椅子上陪我一整夜。我在聖伊莉莎白醫院待了10天，父親在那把椅子上睡了10天。母親突然轉過身去，我知道她也想起了這事。護士趕緊找借口離開了。我把一隻手放到母親的背上。她沒有挪身，但我能感到她在顫抖。她目光向下凝視著握在手裡的褪色的奧斯卡。我慢慢地把它從她手裡拿過來。“謝謝，”我說。母親拭了拭淚水。我知道，爸爸這次不會到醫院來了，而且我相信母親已經把發生的事告訴了他，至於他是否明白，就無從知曉了。父親41歲那年第一次中風，也就是陪我在醫院度過那些夜晚之後的第二年，我當時8歲。我還有個妹妹，名叫斯泰西，她不是個“物質浪費者”（這樣說政治上更為合適），就是個“瘋子”（這樣說更精確一些）。我有時看看父親中風前拍的那些老照片，照片上是年輕而自信的四口之家、毛發蓬鬆的狗、修剪齊整的草坪、籃球網框和堆滿煤塊的野餐烤肉架。我在妹妹沒有門牙的微笑中尋找著未來的暗示，她那陰暗的自我，自暴自棄的感覺，但我沒有看出來。儘管我們依然擁有那棟房子，可是它就像一個魅力不再的電影道具。父親依然活著，可是自他一倒下，一切都像漢普蒂·鄧普蒂一樣土崩瓦解了。特彆是斯泰西。斯泰西沒有來探望我，甚至連個電話也沒有打，不過無論她現在做什麼，都不足為奇。最後，母親轉身麵對著我。我緊緊地握住那個褪色的奧斯卡，這時一個新念頭撞擊著我：又隻剩我們倆了。爸爸基本上成了植物人，斯泰西形同行屍走肉。我探身握住母親的手，感受著溫暖和她最近日漸變厚的皮膚。我們就這樣一直待著，直到房門打開。還是那個護士弓著身子走了進來。母親直起身說：“馬克也喜歡玩具娃娃。”“電影人物，”我馬上糾正她的話。“他們是電影人物，不是玩具娃娃。”我最好的朋友倫尼及其妻子謝裡爾每天也都來醫院探視我。倫尼·馬庫斯是個一流的出庭律師，儘管他也經常處理我的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我的超速行駛罰款單和我們的房子買賣交割等瑣事。他大學畢業後在縣檢察官手下乾事，很快朋友和對手們就送他一個“牛頭狗”的綽號，因為他在法庭上表現得咄咄逼人。他圈子裡的有些人認為，這個綽號對倫尼來說太溫和了，所以他們現在叫他“惡犬”。我與倫尼上小學時就相識，我是他兒子凱文的教父，他是塔拉的教父。夜裡我沒怎麼睡著。我躺在床上，眼睛盯著天花板，暗暗數著汽車喇叭的嘟嘟聲，聽著夜幕下的醫院裡的各種聲響，努力克製著自己的思維不要漫遊到幼小的女兒身上，以及隨之而來的無數可能性。但是我並不是總能做到這一點。我覺得思維確實是一道黑沉沉的、毒蛇出人的深淵。後來，裡甘偵探來探望我，想找到些可能的線索。“談談你的妹妹，”他開門見山地說。“為什麼？”我快言快語地說。在他闡述之前，我伸手阻止了他。我明白了。妹妹是個吸毒者，有毒品的地方就意味著存在犯罪的可能性。“難道我們遭到搶劫？”我問。“我們不這樣認為。好像什麼東西也沒丟，但那地方被搜查過。”“被搜查過？”“有人把那裡搞得一團糟，知道為什麼嗎？”“不知道。”“那就告訴我一下你妹妹的情況。”“你們有斯泰西的證據嗎？”我問。“有。”“我不敢肯定能補充點什麼。”“你們現在關係不怎麼樣，對吧？”不怎麼樣。這難道對斯泰西和我適用？“我愛她，”我慢吞吞地說。“你最後一次見到她是什麼時候？”“六個月前。”“塔拉出生的時候？”“是的。”“哪兒？”“我在哪兒見到她的？”“是的。”“斯泰西來醫院了，”我說。“來看她侄女？”“是的。”“那次探望時發生了什麼事？”“斯泰西犯了毒癮。她想抱抱嬰兒。”“你拒絕了？”“對。”“她生氣了沒有？”“她沒哈反應。我妹妹冷漠時非常平靜。”“但你把她趕出去了？”“我告訴她，除非她徹底戒毒，否則她不能介入塔拉的生活。”“我明白了，”他說，“當時你盼著那樣會迫使她重新進行康複治療？”我當時可能輕聲笑了。“沒有，不完全是。”“我不太明白。”我不知如何向他解釋。我想起了全家福上的微笑，想起了那個笑盈盈的女孩。“我們用更嚴厲的話嚇唬過斯泰西，”我說。“問題是我妹妹並不想戒毒，沒有毒品她就活不下去。”“那你們對她康複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實在是沒法吐出這樣的話。“把女兒交給她我不放心，”我說，“這個話題就到此為止吧。”裡甘走到窗邊，向外望去。“你們什麼時候搬進現在的住所的？”“莫妮卡和我四個月前買的這棟房子。”“離你們長大的地方都不遠，是吧？”“是的。”“你們彼此相識的時間長嗎？”一連串的詢問搞得我莫名其妙。“不長。”“你們不是在同一個小鎮長大的嗎？”“我們是不同一圈子裡的人。”“我懂了，”他說。“打開天窗說亮話吧，四個月前你買了這棟房子，而你有六個月沒有見到你妹妹了，對吧？”“對。”“你妹妹從沒來過你現在的住所？”“沒有。”裡甘轉向我。“我們在你家裡發現了一套斯泰西的指紋。”我一言不發。“你好像不太吃驚，馬克。”“斯泰西吸毒。雖然我覺得她不會向我開槍並綁架我的女兒，但以前我低估了她墮落的程度。你們搜查過她的住處嗎？”“自打你被槍擊後就沒人見過她，”他說。我閉上眼睛。“我們認為，這樣的事單憑你妹妹一個人是乾不成的，”他接著說。“她可能有個同夥一個男朋友，一個毒品販子，某個知道你妻子娘家非常富有的人。你有什麼看法？”“沒有，”我說。“既然這樣，你們認為這事從前到後是一起綁架陰謀，有什麼依據沒有？”裡過搔著下巴上的黑痣，之後微微聳了聳肩。“但他們試圖把我們倆都殺死，”我接著說。“從死去的父母身上怎麼能索取贖金呢？”“他們可能因為吸毒過量，導致出了個差錯，”他說，“要麼也許他們想從塔拉的外祖父那裡敲詐錢財。”“那他們怎麼還沒有敲詐？”雖然裡甘沒有接話，但我知道答案。迷醉狀態，特彆是在開槍後，對吸毒者來說是難以控製的。吸毒者不會處理矛盾，這是他們最初吸毒的原因之一。逃避，遁世，消失，一頭紮進嗎啡的世界裡。媒體將鋪天蓋地地報道此案，警察將展開調查。在這種壓力下，吸毒者們將感到不寒而栗。他們會放棄一切，溜之大吉。而且他們會銷毀所有的證據。但是兩天後，就有人索取贖金。既然我又恢複了神智，槍傷也康複得出人意料地順利。可能是因為我集中精力康複身體，也可能是因為在亞緊張狀態中臥床12天已使傷口得到了愈合，或者是因為我遭受痛苦並非出於身體原因。我想到塔拉時，那種莫名的恐懼令我感到窒息；我想到莫妮卡，想到她死在地上時，好像有把鋼爪將我從內到外撕成碎片。我想出院。儘管身體依然疼痛，但我竭力要求赫勒醫生放我出院。她注意到我正在證明一句格言，即：醫生是最差勁的病人，很不情願地同意我回家。我們一致同意一名身體治療專家將每天上門探視我。為安全起見，一名護士將定期上門打針。我離開聖伊莉莎白醫院的那天上午，母親就待在我家——以前的犯罪現場一給我“準備一番”，反正就這個意思吧。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我並不害怕回到那裡，一座泥磚結構的房子裡。我不認為看到孤零零的它會使我動情，不過也許是我思維中斷的緣故。倫尼幫我打點行裝並穿好衣服。他是個高個子，瘦長的臉上長著荷馬·辛普森式的濃密黑須，剛刮完臉不一會兒，胡須就會蹭蹭地向外冒。小時候，他就戴著一副可樂瓶樣的厚眼鏡，即使夏天也穿著一條厚得過分的燈芯絨褲子。以前，他總是任由一頭鬈發長得像一條獅子狗，現在，他總是把這頭鬈發不折不扣地剪成個齊根平頭。兩年前，他的眼睛做了個激光手術，所以現在眼鏡也用不著了。穿著打扮倒是傾向於高消費。“你真的不想和我們待在一起？”倫尼問。“你可是有四個孩子，”我提醒他。“噢，那倒是。”他頓了頓。“我能和你在一起嗎？”我強作笑顏。“說正經的，”倫尼說，“你不該一個人待在那棟房子裡。”“我會安然無事的。”“謝裡爾為你做了些好吃的，放在冰箱裡了。”“她的心腸真好。”“她的廚藝還是世界上最差勁的，”倫尼說。“我可沒說要去吃啊。”倫尼的目光轉向彆處，繼續忙活著那個已經打好的背包，我凝視著他。我們從上羅伯特夫人學校的一年級時就相識，已經是老交情了。因此，當我對他說“你想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時，也許他並不驚訝。他一直在等著這個切人點，因此馬上接過話頭。“喂，我是你的律師，對吧？”“對。”“所以我想給你一些法律建議。”“我在聽著呢。”“這事我本想早點跟你說。但是我知道你聽不進去。現在嘛，噢，我想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倫尼？”“嗯？”“你這是什麼意思？”儘管倫尼體型上是個成人，但我還是把他看成個孩子。因此，很難讓我認真對待他的建議。不要誤解我，我知道他是個聰明人。他先是考上了普林斯頓大學，後來又考上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這兩次我都和他一起慶祝過。初中時我們一起接受學業能力傾向測試，並一起上化學課。但我眼中的他呢，是那個在悶熱潮濕的周五和周六晚上與我一起廝混的倫尼。我們開著他爸爸那輛木頭鑲板的客貨兩用車——不太像一輛“兒童推車”——衝向各個派對。儘管我們進門時從來沒有受到阻擋，但人家心裡並不歡迎我們。我把那所中學的多數人都稱做是“大盲人”。我們會站在角落裡，拎著一瓶啤酒，腦袋隨著音樂左搖右擺，想方設法吸引彆人的目光，但卻從未引起彆人的注意。大多數晚上，我們最後就是去傳統餐廳吃一塊烤奶酪，或者好一點的話，躺在本傑明·富蘭克林中學後麵的足球場上，數著天上的星星。看著星星的時候，可以更加無拘無束地聊聊天，更何況是和你最好的朋友在一起。“好吧，”倫尼說，動作誇張是他的一貫作風，“是這樣的：要是我不在場，我希望你不要與警察談話。”我皺了皺眉，“有那麼嚴重？”“也許沒什麼，不過我見過不少這樣的案子。儘管跟這不一樣，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家庭成員往往是頭號嫌疑對象。”“你是說我妹妹。”“不，我是說關係近的家人。或者關係更近一點的家人，如果可能的話。”“你是說警察會懷疑我？”“不知道，我確實不知道。”他頓了頓，但時間不是很長。“好了，哎，也許會吧。”“但是我挨了槍子，你忘了嗎？我的孩子被人弄走了。”“對，但是那可以作出兩種解釋。”“你怎麼得出這樣的判斷？”“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對你的疑心會越來越重。”“為什麼？”我問。“不知道。他們本來就是那樣的。瞧，聯邦調查局負責處理綁架案。這些你都知道，是吧？一旦某個孩子失蹤24小時，他們就認為是州際案件，案了就歸他們管。”“是嗎？”“是的，首先，有十天左右了吧，他們派了一大堆偵探來這兒。監聽你的電話，等著索取贖金的電話，就這些事。但是前天，他們突然收斂了。當然這是正常的，他們不可能無限期等下去，因此他們隻留下一兩個人。並且他們的想法也變了。塔拉被綁架作為人質索取贖金的可能性小了，而更可能是一起單純的綁架案。但是我估計他們仍然把竊聽器放在電話上。我沒問他們，但我會問的。他們可能會聲稱，把竊聽器放在那裡是為了防止有人最終會提出贖金要求。但他們也會希望聽到你談一些連累你自己的話。“至於嗎？”“所以小心點，”倫尼說。“記住你的電話——住宅電話、呼機和手機——可能被竊聽。”“我還是要問：至於嗎？我什麼也沒乾。”“沒乾……？”倫尼舞動著雙手，好像準備滑翔一樣。“哎，還是小心為上。說起來你可能不信，但是——你聽到我下麵的話可不要緊張——誰不知道警察總是歪曲事實。”“你可把我弄糊塗了。你是說我之所以成了嫌疑人，僅僅因為我是父親和丈夫嗎？”“是的，”倫尼說。“好吧，就這樣，謝謝，我明白了。”我鄰床的電話響了，可是我在房間的這一邊。“你介意嗎？”我問。倫尼拿起電話。“這是塞德曼醫生的房間。”他聽著電話，臉色變得陰沉起來。他用了句“彆掛斷”，把電話遞給我，好像電話上有病菌似的。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說了聲：“喂？”“喂，馬克，我是埃德加，波特曼。”莫妮卡的父親。這就是倫尼作出那種反應的原因。埃德加的父親跟往常一樣，說話太一本正經了。有些人說話時注意詞藻。極少數人，比如我嶽父，每句話出口之前每個詞都要斟酌一番。霎時間我吃了一驚。“喂，埃德加。”我說了句蠢話。“你怎麼樣？”“我很好，謝謝。當然，我應該早點給你打電話，這都怪我。我從卡森那裡了解到你目前正忙於養傷。我覺得讓你安心養傷是再好不過了。”“真是周到，”我說，沒有一點點諷刺挖苦的口氣。“噢，是這樣的，我知道你今天要出院了。”“是的。”埃德加清了清嗓子，這似乎不是他的風格。“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到這棟房子停一下？”這棟房子，意思是他家。“今天嗎？”“是的，儘快。而且請你一個人來。”沉默。倫尼困惑地看了我一眼。“出事了嗎，埃德加？”我問。“我已經安排了一輛汽車停在樓下，馬克。你來了我們會詳談的。”接著，我還沒來得及再說話，他就掛斷了。確實有一輛黑色的林肯牌汽車在等著。倫尼開車把我送到外麵。當然，我對這個地方了如指掌，我長大的那個地方離聖伊莉莎白醫院不過幾英裡遠。我5歲那年，父親帶著我衝進了這裡的急診室（縫了12針）。7歲時，噢，我到這裡治療沙門菌這事已經講得夠多了。後來我上了醫學院，並在紐約的哥倫比亞長老會醫院（以前人們這樣稱呼）做過住院實習醫生，但為了爭取一筆眼科修複學基金，我又回到聖伊莉莎白醫院。對，我是一名整形外科醫生，但可不是你們想像的那樣。偶爾我也做做鼻子整形手術，但你不會看到我整天同一堆矽酮之類的東西打交道。這樣說並不是說我對此有什麼看法，僅僅是因為我做的不是這些事。我與齊亞·勒魯一起從事兒童外科整容工作。齊亞來自紐約的布朗克斯區，是我醫學院時的同窗，而且總是乾勁十足。我們為一個名叫“互相幫助的世界”的團體工作。事實上，這個團體是我和齊亞組建起來的。我們照看著那些因先天因素、或因貧窮和暴力衝突而身體畸形的孩子，他們多數來自海外。我們到過許多地方，我曾在塞拉利昂從事過麵部修複工作，在外蒙古進行過齶裂修複手術，在布朗克斯治療過燒傷病人。與乾我這行的大多數人一樣，我接受過廣泛的培訓。我研究過耳、鼻、喉，用了一年時間研究整形外科、口腔學和我前麵已提過的眼科學。齊亞的訓練經曆與我類似，不過她在上頜學方麵更拿手一些。你可能把我們當成是慈善家了，那你就錯了。我是有選擇的。我在工作中也可以犯犯錯誤，比如可以把那些已經非常美麗的人的皮膚打個褶皺——或者我可以向那些受傷的窮孩子伸出援助之手。我選擇了後者。清新的空氣浸潤著我的胸膛。太陽照耀著，好像是頭一次出日頭一樣，嘲笑著我憂鬱的心情。我斜過臉對著太陽，讓陽光撫慰著我。莫妮卡以前就喜歡這樣。她口口聲聲說這樣可以使她“得到放鬆”，臉上的玻紋會消失，好像光線成了溫柔的男按摩師一樣。我閉著眼睛，倫尼默默地等著，沒有打擾我。我一直認為自己過於敏感。看無聲電影時我動不動就淚流滿麵，控製不住自己的情感。不過和我父親在一起時，我卻從來沒有掉過淚。而現在，麵對這一飛來橫禍，我感到——我也不明白——淚水已不能表達我的感情。我斷定這是一種典型的防衛心理機製。我隻能努力向前，這跟我乾的這一行也沒多大差彆：裂口剛一出現，我就把它們縫上，以免它們全部裂開。倫尼對剛才那個電話仍是餘怒未消。“那個老家夥對此有什麼看法？”“一丁點兒也沒有。”他平靜了一會兒。我知道他此時的心思。倫尼把他父親的死歸罪於埃德加。他家那位老頭以前曾是埃德加控股的普羅耐斯食品公司的一名中層主管，曾在那家公司辛辛苦苦地效勞了26個年頭。就在他剛滿52歲那年，埃德加精心策劃了一次大的兼並活動。倫尼的父親丟了飯碗。我記得馬庫斯先生坐在廚房的餐桌邊，耷拉著腦袋，雙肩聳出，非常仔細地把他的履曆裝進信封。他一直沒有找到工作，兩年後死於心臟病。倫尼堅信這兩件事之間有著必然的聯係。他說：“你真的不需要我過去嗎？”“嗯，我沒事的。”“帶手機了嗎？”我把手機給他看了看。“有事給我打電話。”我向他道了謝，讓他一個人走了。司機打開車門，我齜牙咧嘴地上了車。路程並不遠，新澤西州卡塞爾頓，這是我的家鄉。我們在這裡曆經了錯層式房屋的60年代、大牧場莊園式的70年代、鋁製牆板的80年代、豪宅華庭的90年代。最後，這裡的各種樹木長得越來越茂盛。各色各樣的房子遠遠地坐落在公路兩側，掩映在―片蔥蘢之中。我們現在正向這片古老的富人住宅區靠近，這片土地上總是能聞到秋天和木柴煙的氣息。內戰剛一結束，波特曼家族就頭一家定居在這片灌木叢中。與澤西城大部分郊區一樣，這裡以前曾是農場。波特曼高祖父逐漸把土地賣掉，積聚了一筆財富。他們手裡現在仍有16英畝土地，是本地區擁有地產最多的家族之一。當我們爬上私家車道時，我的眼睛轉向左邊一一家族的墓地。我能看到一個隆起的新鮮土堆。“停車，”我說。“很抱歉，塞德曼醫生，”司機回答說，“他讓我直接把你帶到主屋去。”我本打算抗議，但想想就算了。我一直等到汽車停在前門口。我鑽出汽車，徑直沿私家車道向下往回走。我聽到司機在說：“塞德曼醫生？”我馬不停蹄。他在我後邊又叫了我一聲，我沒有搭理他。儘管沒有下雨，但小草如熱帶雨林一樣蔥翠。玫瑰園裡的花兒正在盛開，五彩繽紛。我試圖加快腳步，但是身上的皮膚感覺好像要撕裂一樣。我放慢步子。這僅僅是我第三次造訪波特曼家族的莊園——小時候我曾無數次在它外麵看到它，但從來沒有造訪過裡麵的生活區。其實我與大多數神智健全的人一樣，儘量避免經過此地。把家族裡的人像寵物一樣埋在後院裡……這是那些有錢人的想法。我們平民老百姓永遠也不會明白，也不想搞明白。墓地周圍有一圈籬笆，大概有兩英尺髙，白花花的。我懷疑是不久前臨時刷的漆。我跨過豪華的門檻，走過樸素無華的墓石，目不轉睛地盯著那個隆起的土堆。當我來到墓前時，一陣顫栗感傳遍全身。我看著地麵。沒錯，一個剛挖好不久的墓地，還沒有砌石頭。墓碑上的字簡簡單單，用的是婚禮請帖上的那種字體：我們的莫妮卡。我站在那兒，目光漠然。莫妮卡，我的兩眼圓睜的美人。我們的關係曾經是洶湧澎湃——剛開始時激情萬分，最後卻近乎消弭。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那樣，毫無疑問莫妮卡是個與眾不同的人。起初的熱情火爆曾經是一種誘惑。後來，這種感情讓我感到的隻是厭倦。我沒有耐心去刨根問底。我俯視著這堆泥土，一種痛苦的記憶刺戳著我。事發前的兩個晚上，我進臥室時，莫妮卡一直在哭泣。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而是經常如此。我儼然是生活中的演員。儘管我嘴裡問她怎麼了，但我心裡並不在意。我習慣給她更多的口頭關懷，莫妮卡從來沒有回答過我。如果我試圖抱住她，她就會變得硬邦邦的。這種沒有回應的交流讓人懨懨不已，這種老是喊“狼來了”的把戲最終也使我的心變硬了。這就是跟一個抑鬱病患者生活在一起的寫照。你不可能一直這麼關心她，有些時候讓人不得不發火。至少，那是我心靈的自白。但是這次有點異常：莫妮卡真真切切地回答了我。言語不多，其實隻有一句話。“你不愛我，”她說。就這麼一句話，聲音裡沒有一點遺憾。“你不愛我。”當我愣了半天、終於囁嚅著進行必要的抗議時，我懷疑也許她是對的。我閉上眼，任由這些情景在腦海裡閃現。儘管情況一直很糟糕，但無論如何，在過去的六個月裡，我們都得到了解脫，女兒成了平靜而溫暖的中心。現在，我掃視著天空，眨了眨眼，然後再向下看了看這堆埋葬著我那脾氣暴臊的妻子的泥土。“莫妮卡，”我朗聲說。然後向我妻子發下了最後一個誓。我在她墓前發誓說我會找到塔拉的。一個什人（或者稱管家，或者稱助手，或者現在流行的一些什麼稱呼）領著我沿著走廊走進圖書室。儘管確實富有，但屋裡的裝飾很樸索。精致的黑色地板上鋪著簡單的東方地毯，古老的美式家具非常結實，但並不華麗。儘管家財萬貫，良田成片，埃德加不是愛顯富的人。“暴發戶”這個詞對他來說是一種褻瀆，是不能溢於言表的。埃德加從他那寬大的橡木桌後站了起來，身上穿著一件藍色的山羊絨運動夾克。桌麵上有一個大翎毛筆——他曾祖父的，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還有兩座半身銅像，一座是華盛頓，另一座是傑弗遜。我吃驚地看到卡森叔叔也坐在那裡。他到醫院探望我時，我那時身體太虛，不能和他擁抱。現在卡森做出了那個姿態。他拉近我，我靜靜地抱住他。他身上也散發著秋天和木柴煙的氣息。房間裡沒有照片一沒有全家度假的快照，沒有畢業照，也沒有這個男人和他妻子在慈善會上的麗照。事實上，我從來沒有在這個家裡的任何一個角落見過一張照片。卡森說：“你感覺怎麼樣，馬克？”我告訴他說我很好，並轉身麵朝我的嶽父。埃德加沒有繞著桌子過來，我們沒有擁抱。事實上，我們甚至連手都沒握。他朝桌子前的那張椅子做了個手勢。我對埃德加很不了解，我們隻見過三次麵。我不清楚他有多少錢，但是即使出了這片住宅區，即使在某條城市街道上，或者在某個公共汽車站，賭窟，甚至窮光蛋都知道波特曼家族富可敵國。莫妮卡也有這種氣質，根深蒂固世代相傳的氣質，並非通過學習培養出來的氣質，的的確確與生俱來的氣質。莫妮卡選擇住在我們這種相對樸素的房子裡也許是某種形式的反叛。她憎恨她父親。我也不崇拜他，也許是因為以前我也與這種人打過交道。埃德加自詡為那種白手起家的人，其實他也是通過老方法掙錢：繼承遺產。我認識的超級富豪並不多，但是我注意到，越是繼承大筆遺產的人，越是抱怨那些福利母親和接受政府施舍者。真是不可思議。埃德加屬於奇特的一族：自欺欺人地宣揚自己是通過努力工作而贏得地位。當然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力，如果你從來沒有自己謀生，如果你過著奢華的生活而什麼也不做，我認為應該使你更加惶恐不安才對。這可不應使你自命不凡，胡吹亂侃。我坐下了。埃德加隨之坐下，卡森還是立著。我凝視著埃德加，精美的飲食使他的身材養得圓滾滾的，臉上全是一層層鬆軟的褶皺，臉頰上那種正常的紅潤氣色蹤影皆無。他手指交叉著，放在大肚子上。我不知怎麼驚奇地發現，他看上去麵容樵悴，沒精打采，一副興味索然的樣子。我之所以感到“驚奇”，是因為埃德加一直給我留下的是一種鮮明的“本我”的印象。他自己的痛苦與快樂才是最重要的，彆人的事一概與己無關。他認為住在他周圍的那些人不過是他窗外的風景，供他娛樂而已。埃德加已經失去了兩個孩子。兒子埃迪排行老四，十年前死於駕車超速。據莫妮卡說，埃迪駕車時故意調轉方向，駛過兩道黃線，撞進了一棟半獨立式房子。不知為什麼，她認為父親是罪魁禍首。另外還有很多事她都歸罪於他。還有莫妮卡的母親。我隻見過貤兩次。她總是在“休息”，“長期度假”。一句話，她總是出人於各種社會公共機構。我們見麵的那兩次，我的嶽母都是整裝待發，準備去從事某些社會事務，衣著華麗，臉上塗脂搽粉的，有幾分可愛，但臉色太蒼白了，眼睛中透著一種空洞，說話時含糊不清，性格優柔寡斷。不難想像，除了卡森叔叔，莫妮卡與她的家人關係冷淡。不難想像，我沒把它當回事。“你想見我？”我說。“是的，馬克。是的，我是想見你。”我等著下文。埃德加把手放在桌上，“你愛我女兒嗎？”我被問了個措手不及。但我還是毫不猶豫地說：“非常愛。”他似乎看穿了這是謊言。我努力保持目光鎮定。“她一直不開心，你是知道的。”“我想你不會為這事而責怪我，”我說。他慢慢地點點頭，“花言巧語。”但是矢口否認確實對我不起作用。埃德加的話對我無異是新的一擊，一種負罪感開始在心裡升騰。“你知道她正在接受精神病治療嗎？”埃德加問。，我先是看著卡森，之後目光又落回埃德加身上。“不知道。”“她不想讓任何人知道。”“你怎麼知道？”埃德加沒有回答。他眼睛向下盯著雙手，然後說：“我想給你看點東西。”埃德加打開桌子抽屜，把手伸進去，拖出一個塑料袋。他用食指和拇指抓住塑料袋的一角，舉起來讓我看：他舉了一會兒，但是當我意識到我看到的是什麼東西時，我的眼睛瞪大了。埃德加看到了我的反應。“看來你認出來了。”廣剛開始我說不出話來，我掃了一眼卡森。他的眼睛紅紅的。我又看著埃德加，他木然地點著頭。塑料袋裡是一件衣服樣品，大概有三英寸見方。這個式樣我兩周前曾見過，就在遭到槍擊的那個時候。一件黑企鵝圖案的粉色連體衣。我噓了一聲，“你在哪裡弄到這個東西的？”埃德加遞給我一個棕色的大信封，就是裡麵有泡沫包裝的那種。這個信封外麵也包著塑料保護膜。我拿出信封，埃德加的名字和地址打印在一個白色的標簽上。上麵沒有寫回信地址，郵戳上標的是紐約市。“今天的郵差送來的，”埃德加說。他指了指那件樣品。“是塔拉的嗎？”我想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還有，”埃德加說。他的手又伸進抽屜。“我未經同意就把所有東西都裝進了塑料袋，以防當局查驗。”他又遞給我一個外表像密封塑料袋的東西，不過這次小了點。裡麵是頭發，一小把頭發。我意識到看到的是什麼，心裡恐懼至極，我的呼吸停止了。嬰兒頭發。我聽到埃德加的詢問隱隱傳人耳鼓：“是她的嗎？”我閉上眼，試圖想像出塔拉在嬰兒床上的情景。我恐懼地意識到，女兒的形象已經在我的腦海裡淡化。怎麼會這樣？我說不出還能回憶起什麼東西，以代替我已經遺忘的東西。真見鬼。淚水在我的眼眶裡打轉。我試圖重溫女兒柔軟頭皮的感覺，重溫我的手指撫摸她頭頂的方式。“馬克？”“有可能是，”我說著，睜開了眼睛。“我無法作出肯定的結論。”“還有點東西，”埃德加說。他遞給我另一個塑料袋。我小心翼翼地把裝著她頭發的那個袋子放在桌上，拿過這個新袋子。裡麵有一張白紙，一張用某種激光打印機打印出來的便條。如果你們與當局聯係，我們就會消失。你們將永遠也不會知道她出了什麼亊。我們將拭目以待。我們會知道的，因為我們有個內線。你們的電話正在被監聽。不要通過電話討論此亊。我們知道你，外祖父，很有錢，我們想要200萬美元。我們想讓你，爸爸，去交贖金。你，外祖父，把錢準備好。我們現在用的是手機，是無法追查的。但是如果你們撥打電話，我們就會知道。我們就會消失，你們將再也看不到這孩子了。把錢準備好，交給爸爸。爸爸，拿好錢，隨身帶著手機，回家等著。我們會給你打電話，告訴你做什麼。與我們的要求稍有偏差，你將再也見不到你女兒。隻給一次機會。語法有些古怪。我把這張便條讀了三遍，然後抬頭看著埃德加和卡森。一種奇怪的平靜傳遍全身。是的，非常可怕，但是收到這張便條……也是一種解脫。終於出事了，我們現在可以行動了。我們能把塔拉弄回來。希望還是有的。埃德加站起來，朝牆角走去。他打開一扇壁櫥門，拖出一個有耐克標誌的運動包。他開門見山地說，“全在這裡。”他把包放到我的膝蓋上，我低頭盯著它。“200萬美元？”“這些鈔票編號不是連續的，但是我們記下了所有的編號，以防萬一。”我看了看卡森，又回頭看著埃德加。“你們不認為我們應該與聯邦調查局取得聯係嗎？”“千萬不要，不要。”埃德加高高地坐在桌麵上，兩臂彎屈抱在胸前。他身上散發著理發店裡的郎姆酒的味道，但是我卻能感覺到下麵的更原始、更腐臭的東西。從近處看，他由於筋疲力儘，雙眼都已帶上了黑眼圏。“決心由你來下，馬克。你是父親。你不論怎麼做，我們都會尊重你。但是你知道，我與聯邦當局打過幾次交道。也許是由於我自己感覺他們無能而戴著有色眼鏡看他們，也許是我對他們持有偏見，因為我耳聞目睹過他們總是乾私事。如果她是我女兒，我寧肯相信自己的判斷，也不信他們的。”我不知道說什麼，也不知道該做什麼。埃德加已經料理好了。他又輕輕地擊了擊掌，然後朝房門指了指。“便條上說你應該回家等著。我想遵從是上上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