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顆子彈擊中我的胸膛時，我想到了我的女兒。至少，那是我所渴望相信的。我很快就失去了知覺。而且，如果你想從技術的角度來了解的話，我甚至根本記不起中彈的事。我知道我流了很多血。我知道又一顆子彈擦過我的頭頂，儘管那時我可能已經不省人事。雖然我知道我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但是我依然願意想到自己奄奄一息躺倒在地時，我想到了塔拉。供您參考：我看不到任何亮光或通道。或者即使看到了，我也沒記住。塔拉，我的女兒，隻有六個月大。她正躺在嬰兒床上。我懷疑槍聲是否嚇壞了她。肯定會的。也許她哭叫了起來。如果我隱約聽到了她的哭叫，我懷疑她那熟悉而刺耳的哭聲是否多多少少劃破了我的混沌狀態。如果在某種程度上我確實聽到了，這一次我又沒有印象。然而，我記得塔拉出生的那一刻。我記得莫妮卡——她是塔拉的母親——最後用力把她生出來的情景。我記得她的腦袋露出來的樣子。我是第一個看到我女兒的人。我們都知道人生有很多岔路口。我們都知道打開一扇門關上另一扇，生命的輪回，季節的更迭，但是當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它超越了夢幻。你穿過一扇猶如《星際旅行》中的大門，一個完全成形的現實轉換器。一切都變了，我也變了。一個簡單的元素加上一劑驚人的，化劑，魔法般地變成一個複雜得多的元索。你的世界不見了，它濃縮成了——在我們這種情況下——一個6磅15盎司重的肉團。為人之父使我感到困惑。是的，我知道剛剛接手這項工作僅六個月，我還隻是業餘水平。我最好的朋友倫尼有四個孩子，一個女孩和三個男孩。最大的瑪麗安娜10歲，最小的剛滿1歲。倫尼的臉色永遠都洋溢著快樂的煩惱，他的多功能運動車踏板上總是沾著快餐的汙跡。他提醒我說我還什麼都不知道呢。我同意。但是當我對撫養孩子這一領域感到十分迷惘或恐懼時，我看著嬰兒床上那無助的一堆肉團仰視著我，想到我可以豁出一切去保護她。我會毫不猶豫地舍棄自己的生命。說實話，如果逼到那分兒上，我也會把你乾掉。因此，我希望認為，當兩顆子彈穿過我的身體時，當我手裡攥著一個吃剩一半的格蘭諾拉麥片棒癱倒在廚房的油氈上時，當我一動不動地躺在一攤自己的鮮血漫成的血泊中時，甚至當我的心臟停止跳動時，我仍然試圖采取行動來保護我的女兒。我在黑暗中蘇醒過來。起初我不知道自己身處何方，不過此時我聽到右麵傳來刺耳的響聲。這聲音很耳熟。我沒有動彈。我隻是傾聽著尖叫聲。我的大腦感覺好像在蜜糖裡浸泡過一樣。冒出來的第一個念頭是原始的：口渴。我渴望喝水。從來不知道喉嚨還會感到如此乾渴。我試圖張口大叫，但舌頭已經乾縮到了嘴巴的最裡麵。有個人走進屋子。當我試圖坐起來時，火辣辣的疼痛像刀子一樣割著我的脖子。我的頭向後倒去。眼前再次漆黑一片。再次醒來時已是白天。一束束刺目的陽光透過軟百葉窗射進來。我對著它們眨著眼睛。我身體的一部分想舉起手、擋住光線，但是極度的虛弱使指令無法傳達下去。喉嚨乾渴得令人難以忍受。我聽到一聲響動，突然，我麵前出現了一個站立著的女人。我抬眼看到一個護士。這個角度與我平時的角度如此不同，讓我感到困惑。我覺得哪兒都不對勁。站在那裡俯視的應該是我，而不是這樣顛倒過來。一頂白帽子——小小的、尖尖的三角形——像鳥巢一樣頂在護士的頭上。我這輩子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各種各樣的醫院裡工作，除了在電視或電影裡曾見過這樣的帽子外，其他地方見沒見過我就拿不準了。這個護士是個體型粗壯的黑人。“塞德曼醫生？”她的聲音如同暖暖的槭樹汁，我勉強地點了點頭。這個護士肯定已經讀懂我的心思，因為她手裡已經端了一杯水。她把吸管放到我的雙唇之間，我貪婪地吸了起來。“慢點喝，”她溫柔地說。我想問問我在什麼地方，但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我張開嘴，想搞清發生了什麼事，但這次她又搶先了一步。“我這就去叫醫生，”她說著朝門口走去。“你現在放鬆一下。”我低沉而沙啞地說：“我的家人……”“我馬上就回來，千萬彆擔心。”我的眼睛巡視著這個房間。我的視覺模糊，如同用過藥似的，如水簾般模糊不清。不過，依然有充分的刺激掠過眼簾，使我得出一些推斷。我在一個典型的病房裡，這是十分明顯的。我左麵有一個滴注袋和靜脈注射泵，管子蜿蜓曲折地向下伸到我胳膊上。亮晶晶的水泡吱吱地響著，聲音小得幾乎、但不是完全察覺不到。一根吊臂從右上角突出來，上麵掛著一台小電視機。離床角幾英尺遠的地方，有一扇大玻璃窗。我眯縫著眼睛也看不到窗內的東西。我可能正處於被監控狀態。這意味著我正待在重點護理室。這意味著不論我出了什麼問題，它都相當嚴重。頭頂癢癢的，我感到頭發被牽扯著。我敢肯定是上了繃帶。我試圖察看一下自己，但腦袋根本就不合作。我感到隱隱的疼痛撞擊著身體，但說不出疼痛來自何處。四肢沉甸甸的，胸部像灌了鉛。“塞德曼醫生？”我向門口瞥了一眼。一個身著全套外科手術服、頭戴浴帽的小個子女人走進房間。口罩的上端沒有係，耷拉在脖子上。我今年34歲，她看上去與我年齡相仿。“我是赫勒醫生，”她說著，走近了我。“魯斯·赫勒。”告訴了我她的姓名。毫無疑問，這是出於職業的禮貌。魯斯·赫勒以打探的目光凝視著我。我試圖集中精神。儘管腦子仍很遲鈍，但我能感覺到它已在恢複生氣。“你在聖伊莉莎白醫院，”她的話嚴肅得恰如其分。她身後的門開了，一個男人踱了進來。雖然透過水簾般模糊的眼睛很難看清，但我想我並不認識他。這個男人兩臂交叉，老練而隨意地倚在牆上。不是個醫生，我想。一個人與醫生共事的時間夠長的話，就能看出這一點。赫勒醫生匆匆掃了他一眼，然後又把注意力完全轉回到我身上。“出了什麼事？”我問。“你遭到槍擊，”她說。接著又加了句：“兩次。”她讓這句話停留了一會兒。我朝倚在牆邊的那個男人瞅去。他一動不動。我張開嘴想說話，但是魯斯·赫勒接著說話了。“一顆子彈擦傷了你的頭頂。它掀掉了你的頭皮，也許你知道，那地方的血多得令人不敢相信。”是的，我知道。嚴重擦傷導致的流血就跟砍掉腦袋一樣。對了，這也就是我頭頂發癢的原因。魯斯·赫勒正在猶豫時，我提醒她：“還有一顆子彈呢？”赫勒舒了一口氣。“那一顆可有點複雜。”我等著他的回答。“那顆子彈鑽進了你的胸膛，並劃破了心包囊，導致大量血液湧進心臟和包囊之間的空隙。急診醫士沒法搞清傷口的確切方位，我們不得不打開你的胸腔……”“醫生？”倚在牆邊的那個男人打斷了她的話——有一會兒我以為他是在跟我說話。魯斯·赫勒停下來，很明顯她有些不快。那個男人離開牆壁。“這些細節你以後再談好不好？現在重要的是時間。”她朝他皺了皺眉，但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含意。“我會留在這裡觀察，”她對那個男人說，“如果這沒問題的話。”赫勒醫生向後退去，現在那個男人聳現在我麵前。相對於雙肩而言，他的腦袋實在是太大了，讓人擔心他的脖子會被腦袋壓塌。他留著平頭，隻是在前麵的兩眼上方有頭發垂下來。下巴上趴著個黑痣，一個醜陋的贅生物汙斑，活像個挖洞的蟲子。總而言之，他看上去就像一個邋邋遢遢的男孩樂隊的成員。他俯視著我，麵帶微笑，但笑容裡沒有一絲暖意。“我是卡塞爾頓警署的鮑勃，裡甘偵探，”他說。“我知道你現在感到困惑。”“我的家人……”我開始說。“我馬上會說到的，”他打斷了我。“但是現在，在談論事情的細節之前，我得問你幾個問題，怎麼樣？”他等著我的反應。我儘力理清蛛網似的思路說：“可以。”“你記住的最後一件事是什麼？”我梳理著記憶庫。我記得那天早展醒來後，穿上衣服。我記得我看著塔拉。我記得擰開她那個黑白色的活動玩具的旋鈕，這個玩具是一位同事送的，他堅持認為這有助於開發嬰兒的智力等等。活動玩具一動不動，也沒有播放出細聲細氣的歌曲。電池沒電了，我心裡默記著要給它裝上新電池。此後我就朝樓下走去。“吃了一根格蘭諾拉麥片棒，”我說。裡甘點點頭，好像他等的就是這個答案。“你在廚房裡？”“是的，在洗滌槽邊。”“然後呢？”儘管我更加努力地回憶，但什麼也想不起來。我搖了搖頭，“我想我醒過一次。在晚上。我想當時我在這裡。”“沒彆的了？”我又想了想，但一無所獲。“是的，沒了。”裡甘迅速拿出一本便箋。“就像醫生在這裡跟你講的，你挨了兩槍。你就不記得看到一枝槍或聽到槍聲，或其他類似的事情？”“不記得，”“這可以理解，我想。你受了重傷，馬克，急診醫生認為你沒救了。”我的嗓子又感到乾渴。“塔拉和莫妮卡在哪兒？”“彆走題，馬克。”裡甘的眼睛向下盯著便箋簿，而不是我。我感到恐懼開始壓迫我的胸膛。“你有沒有聽到窗戶被打碎了？”我覺得昏昏沉沉的。我試圖看看滴注袋上的標簽，想搞清他們在用什麼藥物麻醉我。沒有成功。至少是鎮痛劑，靜脈注射泵裡可能是嗎啡。我試圖擺脫它的影響，“沒有，”我說。“你能肯定嗎？我們在屋後附近發現一扇破碎的窗戶。罪犯可能就是從那裡破窗而入的。”“我不記得窗戶碎了，”我說。“你知道誰……”裡甘打斷我的話。“還沒有，沒有。所以我才在這兒問這些問題，查清是誰十的。”他的目光從便箋簿上抬起來，“你有什麼仇人嗎？”難道他真的隻是想問我這一點？我試圖坐起來，試圖找個好―點的角度麵對他，但一切都是徒勞。我不喜歡當個病人躺在床上，你可以說是位置搞錯了，人們說醫生是最糟糕的病人。原因也許就在於這突如其來的角色轉換。“我想知道我妻子和女兒的情況。”“這個我明白，”裡甘說，他的語氣使我心裡一涼。“但是你不能分散精力，馬克。還不到時候。你是想幫忙，對不對？那你就得和我待在這兒。”他又看著便箋簿。“現在談談你的仇人？”與他繼續爭論似乎是徒勞的，甚至有害無益，因此我不情願地默從了。“會向我開槍的人嗎？”“是的。”“沒有，一個也沒有。”“那你妻子呢？”他的眼睛死死地盯著我。我最喜歡的莫妮卡的形象——那是我們第一次看到雷蒙德奇爾瀑布時，她假裝害怕，張開雙臂摟住我，任由水流在我們四周飛濺——像幽靈一樣驀地出現。“她有仇人嗎？”我看著他。“莫妮卡？”魯斯·赫勒靠上前來。“我看到此為止吧。”“莫妮卡怎麼了？”我問。赫勒醫生走到裡甘偵探旁邊，肩並肩站著。兩個人一起看著我。赫勒又要抗議了，但我阻止了她。“不要對我講這些所謂保護病人的廢話，”我試圖大叫，迷迷糊糊中，恐懼和憤怒與我所見所聞的一切為敵。“告訴我，我妻子出了什麼事？”“她死了，”裡甘偵探說。原來如此，死了，我的妻子莫妮卡。我好像沒有聽到他的話一樣，不能接受。“警察闖進你家裡時，你們倆都已中彈。他們把你救過來了，但是要救你妻子為時已晚，很抱歉。”另一幕情景一閃而過——莫妮卡在馬莎的葡萄園裡，在沙灘上，穿著泳裝曬日光浴，黑色的頭發拂過顴骨，朝我露出犀利的微笑。我轉念不去想它。“那塔拉呢？”“你的女兒，”裡甘迅速清了清嗓子。他又看了看便箋簿，但我覺得他並不是準備寫下任何東西。“她那天早晨在家裡，是吧？我的意思是案發時。”“當然在家了。她現在在哪兒？”裡甘啪的一聲合上便箋簿。“我們趕到時，她並不在現場。”我的胸口像堵了塊石頭。“我不明白。”“起初我們希望她可能在某個親戚或者朋友的看護之下，甚至希望是保姆在照看她，但是……”他不做聲了。“你是說你們不知道塔拉的下落？”這次他沒有一絲猶豫。“是的，沒錯。”我感覺似乎有一隻巨掌擊在我的胸口。我閉上眼，身體向後倒去。“多長時間了？”我問。“從她失蹤？”“是的。”赫勒醫生開口了，說話速度太快了。“你得明白，你受傷很重。我們沒想到你能活下來。你用過人工呼吸器，一葉肺衰弱了。你還感染了膿血症。你是個醫生，所以我不用向你解釋病情的嚴重性。我們千方百計才減輕了病情，幫助你醒過來……”“多長時間了？”我問。她和裡甘對視了一眼後，赫勒的話好像再次抽空了我體內所有的空氣。“你已經昏迷12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