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爾剛剛完成了《時代錯亂》的創作，那將是他出版的第一本精裝書。他用我的名字命名了本書最後一部分中的一個小角色。有時候他在我家書房寫作，有時候回到他的老房子寫作。起初他會一直寫到深夜，最後我終於抗議說，他的作息時間需要適應家庭生活，他立刻為自己安排了朝九晚五的時間表，每天回家吃午飯。在午飯桌上，我們總是聊得很投入，讓我經常一不小心就燒焦最先放進烤箱裡的那兩個奶酪三明治。我們討論叔本華、萊布尼茨、單細胞生物和現實的本質，或者杜爾凱姆[.?埃米爾·杜爾凱姆（1858—1917），法國社會學家。]用康德理論去分析澳大利亞土著文化這一舉動。或者，菲爾會滔滔不絕地談論三十年戰爭[.?發生於1618年至1648年，由神聖羅馬帝國內戰演變而來的一場大規模國際戰爭。]和華倫斯坦[.?阿爾伯萊希特·華倫斯坦（1583—1634），三十年戰爭時期神聖羅馬帝國的軍事領袖。]這類“輕鬆”的話題。日耳曼文化對菲爾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告訴我他有四分之一的德國血統，更是個“狂飆突進”的浪漫主義者。他深深仰慕著瓦格納、歌德、舒伯特和巴赫。他熱愛教皇約翰，討厭伯克利合作社[.?原文為Berkeley Co-op，疑為Berkeley Student Cooperative的縮寫，即伯克利學生合作社，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學生於1993年成立，旨在為經濟困難的大學生提供低價住房，以其嬉皮氛圍聞名。]、愛德華·泰勒 [.?愛德華·泰勒（1908—2003），匈牙利裔美國理論物理學家。]、阿蘭·瓦茲[.?阿蘭·威爾遜·瓦茲（1915—1973），英裔美國哲學家，曾為KPFA電台誌願工作。]、阿蘭·特姆科[.?阿蘭·特姆科（1924—2006），活躍於美國舊金山地區的建築評論家、作家。]和KPFA電台[.?一家位於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的電台，宣揚改革與文化多元。]，因為那裡“充滿共產主義者”。他非常憎恨老年男性，尤其是老年男性司機。他對我描述了“格根星”的樣子，這個虛構的隱藏行星位於太陽的另一麵，與地球恰好相對。我們這些地球上的人類永遠都不可能看到它。他對男高音、中世紀閹人和關在罐子裡的侏儒的話題滔滔不絕。有一天中午，在我們一起吃午飯的時候，他突然用十分冷靜的語氣說：“我曾經有一個完美的妻子，而我用她換來了你。”這句話和我們之前在討論的內容完全無關。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是個直言不諱的人，總能順暢地表達自己的意思，從來沒有失語過，但麵前的這個男人卻似乎總能說出一些令我根本不知道該如何作答的話。但他說話的樣子又是那麼溫和可愛、那麼冷靜，讓我沒法對他發脾氣。三月份的時候，菲爾去法院領取了他的離婚中期裁決書[.?指離婚訴訟期間對某些問題的暫時性裁決。]。他回家的時候，顯得十分沮喪，甚至有點生氣。我感到非常困惑：在那之前，他一直不斷地對我強調，他有多麼喜歡現在的人生，有多麼慶幸自己做出了改變。第二天，我們帶著孩子們去了奧克蘭梅裡特湖的遊樂園。我們買了票，去坐公園裡的環形觀光小火車。我和孩子們上了一輛車，但是菲爾沒有地方坐了，因此列車長把他和一群童子軍塞進了另一輛車。菲爾在《一個廢物藝術家的自白》裡描述了自己的心情：或許她會成為一個好妻子……她會忠於我，幫助我完成我想做到的事情。她對我的旺盛控製欲終會消失的；她體內的能量也會漸漸淡去。我會讓她做出實質性的改變。我們會改變對方。終有一天，我們將再也無法分辨到底是誰引領了誰，以及為什麼會這樣。三月底，我們開車去墨西哥結婚。我們抵達蒂華納[.?墨西哥北部城市。]的時候，我說服菲爾，我們應該繼續向前開到恩塞納達[.?位於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亞州的港口城市。]，因為蒂華納實在是太醜陋了，不適合結婚。沿著巴哈半島[.?即下加利福尼亞半島。]而下的孤獨山路令菲爾感到很不舒服。我們住在位於恩塞納達海灘的一家汽車旅館裡——我還記得那個寬闊的旅館房間，有著粗糙的木頭橫梁和美麗的藍色手工瓷磚地板，還有那天晚上我們在旅館餐廳品嘗的美味的現捕海鱸魚。我本來想等到四月二日再結婚，但菲爾急著要在四月八日之前趕回雷斯岬站為簡妮慶祝生日，於是，我們匆匆忙忙地走上了小鎮的街頭，想要打探一些如何才能在這裡結婚的信息。我們對墨西哥的婚禮程序一無所知。儘管我大學期間學了五年的西班牙語，但我到了這裡，依然無法和人順暢交流。四十年代的語言學習不包含對話交流，隻學語法和。最終，我們找到了一個會說英語的結婚手續經辦人，請他替我們準備一切所需的法律文件。 法官在一座古老的西班牙要塞裡為我們完成了婚禮程序。這座要塞看上去就像一座小型中世紀城堡，地上鋪著油氈，一群雞在裡麵跑來跑去，還有幾位美麗的墨西哥婦女懷抱著嬰兒，坐在靠牆擺放的木凳上等著與法官會麵。西班牙語的結婚典禮聽上去美妙極了。1959年愚人節那天，我和菲利普·迪克結為了夫婦。我們去當地的集市為孩子們買禮物。就在我們驅車一路向北駛向加利福尼亞州邊境的時候，菲爾說，他必須對我坦白一件有關他的可怕的事情。他對這件事感到很尷尬，覺得我知道之後就不會再愛他了。他覺得這表示他是個有嚴重缺陷的、不完整的人。原來他有疝氣病。“你為什麼不去看病呢？”我問。他說：“看病的話就要去醫院，我不想去醫院。”對於他的這個想法我實在無法苟同，但是當時我們畢竟正在度蜜月，所以我什麼也沒說。在恩塞納達的時候，我們買了一加侖[.?1加侖約合3.78升。]龍舌蘭酒（我記得那瓶酒花了三十美分），而菲爾想把酒偷偷帶入美國國境，逃掉邊境的關稅。他把酒藏在了行李最下麵，令我緊張不已。入境的時候，他直接望著邊境守衛，然後微笑著表示我們沒有任何需要申報的東西。結果，入境之後，我們才開了差不多二十英裡遠，就聽見了刺耳的警笛聲。是美國海關警察來了。菲爾頓時變得臉色蒼白，我還以為他當場就要暈過去了。他以為警察是為了那瓶龍舌蘭酒來抓他的。不過，那輛警車徑直超過了我們，向前繼續駛去。菲爾大大鬆了一口氣。當我們回到雷斯岬站的時候，其實才過去了三天而已。四月十六日，我們結婚的消息在當地的周報《貝伍德雜刊》上刊登了，同期刊載的還有“拉維尼婭·亞當斯周日驅車抵達諾瓦托”和“沃倫·梅裡特發現巨型蘑菇”這樣的新聞，還有女士花園俱樂部的櫻草茶花飾草帽大賽，以及諸如有人溺水、有人墜落懸崖之類的消息。開車回家的路上，我們決定，女兒們從現在開始應該改口叫菲爾“爸爸”了。孩子們對此沒有任何異議。當她們提到理查德時，就稱他為“第一個父親”。她們和菲爾在一起很開心。除了給她們讀書和扮演“怪獸”之外，菲爾還準許她們在床上吃熱狗。我希望菲爾能夠正式收養我的三個女兒，但他覺得如果那樣的話，他就必須在經濟上對她們負起全責，而他的收入還遠遠不夠。我很失望，可是他又向我指出，如果他收養了女兒們，那麼在某種程度上，他就割裂了她們和祖父母之間的關係。他覺得這樣對孩子們的身心健康是有害的。他解釋之後，我就認同了他的立場。畢竟，在我看來，他是一個好父親，我們的家庭也十分和睦團結。這才是更重要的。如今我們結婚了，我也終於願意把菲爾介紹給我的朋友們了。偶爾我會在介紹的時候不小心把他說成是“理查德”。“這個丈夫和另一個丈夫是一樣的。”我開玩笑地說。我們去了奧科夫婦家裡吃飯。阿道夫·奧科是當地一位房地產經紀人。1948年，解放戰爭[.?即發生於1948年至1949年間的第一次中東戰爭。]時期，他曾在一艘以色列戰艦上當過艦長，他們突破了英國的封鎖，把七千名難民從比薩拉比亞[.?當時蘇聯東南部一地區，如今部分在摩爾多瓦境內。]帶到了以色列。奧科的妻子格拉蒂斯甜美、漂亮，又有些糊裡糊塗的，經常喝酒。菲爾在《牙齒完全一樣的人》這本書中，以他們夫婦為原型，用有些刻薄的方式塑造出了倫西波一家。他在書中詳述的那些可怕的、褻瀆神靈的“複活節笑話”，都是從奧科艦長那裡聽來的。奧科艦長是尼米茲海軍上將[.?切斯特·威廉·尼米茲（1885—1966），美國海軍名將，十大五星上將之一。]的朋友，也是極力推動德雷克航海家公會成立的人之一。這個公會旨在證明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英國著名海盜，後被授為爵士。]並非在蒂布龍[.?加利福尼亞州城市，位於舊金山北灣。]登陸，而是在馬林郡西海岸登陸。三十年代，有人在那裡發現了著名的“銅盤”。奧科家裡有不少銅盤的複製品，他還送給了我們一個，讓我們掛在家裡的牆上（多年以後，科學家證明“銅盤”是假的）。菲爾把所有這些傳說都寫進了《牙齒完全一樣的人》之中。我們也和隔壁鄰居皮特和瓊·斯蒂芬斯夫婦成了朋友，他們經常來我們家拜訪，吃晚飯或是喝點小酒。1983年，我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從亞利桑那州的一座小鎮裡給瓊打了個電話。克裡斯·斯蒂芬斯，她已經成年的兒子之一，依然住在雷斯岬站。他說瓊沒有電話，但她每周三晚上都會去當地酒吧坐一坐。我最終聯係上了她，和她進行了愉快的敘舊。她還記得菲爾，依然非常喜愛和思念他，也正在重讀他的全部作品。彼時皮特和瓊分居了（不過他們後來又搬回到一起）；皮特住在灣區的某個小鎮。幸運的是，我在皇宮集市的肉鋪前撞見了他，那時他恰好回來辦事，我得以與他閒談了一會兒。聽說菲爾數部中（包括《激光槍》和《牙齒完全一樣的人》）的發明家都是以自己為原型的時候，皮特十分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