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一位紐約警察局的巡警就帶來一個身材矮小、氣色健康、身著昂貴西裝的商人。丹斯不知道警察是否真的逮捕過這個人，但是從他捂著手腕的樣子來判斷，他最近戴過手銬。丹斯和目擊者打了招呼，發現他既害怕又憤怒。她點頭示意讓他坐在椅子上。她坐在他對麵——兩人之間沒有放任何東西——同時向前挪了一下自己的椅子，直到跟對方保持中立的空間距離，這是一個心理學術語，用來形容調查對象和提問者之間的空間距離。這個區域可以隨時調整，以便增加或減少調查對象的舒適程度。現在，丹斯並沒有坐得太近，以免產生咄咄逼人的效果，不過她也沒有離得太遠，不至於讓對方產生安全感。(她在講座中經常說：“要學會調整對方的緊張程度。”)“科布先生，我叫凱瑟琳·丹斯。我是警察，想和你談談昨晚你看到的情況。”“太滑稽了。我都告訴他們了——”他衝著萊姆點了一下頭，接著說，“我看到的一切都說清楚了。”“好吧，我才來，還沒有聽到你先前的回答。”丹斯一邊作問訊記錄，一邊問了一些簡單的問題——對方的住址和工作地點、婚姻狀況，等等——這些問題可以建立關於科布的基準壓力反應。她仔細地聽著他的答案。(“注視和傾聽是訪談的兩項最主要的內容。最後才需要交談。”)提問者首先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確定調查對象的人格類型——內向還是外向。這些人格類型並非人們所認為的那麼簡單；它們不是用“暴躁”或“保守”就能形容的。人格的區彆在於人們做出各種決定的方式。內向的人由直覺和情感來主宰，而非邏輯和理性；外向的人正好相反。歸納人格類型可以幫助提問者設計問題，以及在提問時采用合適的語氣，擺出正確的態度。例如，如果采用粗暴而厲聲的審問方式來對付內向者，這樣會迫使對方像烏龜一樣縮回自我保護的狀態。不過阿裡·科布屬於典型的外向型性格，而且很傲慢——不需要對他過分小心。這是凱瑟琳·丹斯最喜歡對付的對象。與這樣的人進行訪談時，隻需要不停地猛烈發問就可以了。科布打斷了一個問題，說：“你們把我關得太久了。我得去上班了。這不是我的錯。”丹斯微笑了一下。她的語氣帶有敬意，同時又很堅定：“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聽著，阿裡，我們談談昨晚的事情吧。”“你們都不相信我。你們說我是騙子。案發時我並不在現場。”“我並沒有說你在撒謊。但是你很有可能看到了一些對我們有所幫助的東西。也許就是你認為不重要的東西。明白了嗎，有時我的工作就是幫彆人回憶過去。我會帶你一起重溫昨晚發生過的事情，也許你能想起什麼。”“嗯，我什麼都沒看見。我隻是掉了一些錢在地上。僅此而已。我把這事兒給搞砸了。真是倒黴透頂。”“我們一起回想一下昨天的情況。一步一步地來。首先，你在辦公室上班。斯坦菲爾德兄弟投資公司。哈茲菲爾德大廈。”“是的。”“一整天都在工作嗎？”“沒錯。”“你什麼時候下班的？”“七點半，也許還要早一些。”“後來你乾了什麼？”“我去漢諾威酒吧喝了幾杯。”“那是在沃爾特街。”她說。提問時，要讓對方不停地猜測你究竟了解了什麼情況。“是的。昨晚的特色是馬爹利加卡拉OK。他們稱之為‘馬樂利’之夜。意思是‘仙樂飄飄’。”“這點子很精明。”“我們一夥人在那聚會。我們是常客了。都是朋友。挺好的哥們兒。”她注意到對方的身體語言表明他想添加一些信息——可能他希望丹斯問這些人的名字。如果調查對象過於熱心地提供自己的不在場證明，那麼這就說明其中可能有詐——調查對象往往認為提供此類信息能對自己有好處，而且警方也不會去核查，或者警方不夠聰明，沒能意識到，即使是晚上八點鐘在酒吧喝酒，這仍然無法證明嫌疑犯沒有在七點半實施搶劫犯罪。“什麼時候離開的？”“九點左右。”“接著就回家了嗎？”“是的。”“是在上東區嗎？”對方點了一下頭。“你乘出租車還是豪華轎車？”“豪華轎車，是啊，”他用譏諷的語氣說，“當然不是，坐的地鐵。”“在哪一站上車？”“華爾街站。”“你怎麼走過去的？”“我走得很小心，”他咧嘴笑著說，“路麵都結冰了。”丹斯微笑著問：“什麼路線？”“我沿著華爾街走，然後從雪鬆街走到百老彙大街，接著向南走。”“跟我講講雪鬆街的情況。”“沒什麼好講的。我沒發現什麼可疑的東西，沒有凶手，也沒有老妖精。到了晚上，那裡相當冷清。我當時很冷。我根本沒在意周圍的情況。”“沒有車輛經過嗎？”“幾乎沒有。你為什麼要問這個？”丹斯沒有回答，隻是說：“記憶真是件不好對付的事情……那麼，你正沿著雪鬆街往前走，經過了那個巷口。你沒有看見任何異常的情況嗎？”“沒有，什麼都沒有。”他瞥了一眼丹斯的手，發現其中兩根手指一共戴了三枚戒指，抬頭還看到她戴著銀色的海豚形耳環。“你就是在那裡丟掉了鈔票夾。怎麼掉的？”她的語氣和問題本身都完全沒有威脅的意味。對方現在感到很放鬆。他的態度也沒剛才那麼挑釁了。丹斯的微笑和低沉而沉穩的聲音使他感到很自在。“如果我沒猜錯的話，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在我掏地鐵票的時候，錢掉了出來。”“有多少錢來著？”“三百多。”“哎，可惜……”“哎……”“哎，是啊。”她衝著放錢和鈔票夾的塑料證物袋點了點頭。“好像是剛從自動取款機裡提出來的。丟的可真不是時候，是嗎？剛提出來的錢。”“是的。”他扮了個鬼臉，還笑了笑。“你什麼時候到地鐵站的？”“九點半。”“不是更晚一點的時間嗎，你確信嗎？”“我很確信。我在站台上看過手表。準確地說，應該是九點三十五分。”他低頭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那是一塊碩大的勞力士金表。丹斯覺得他之所以要低頭看表，其目的在於表明，這麼貴重的手表一定能給出準確的時間。“然後呢？”“我就回家了，在公寓樓附近的一家酒吧吃了晚飯。我妻子出差了。她是律師。處理公司融資方麵的工作。她已經是公司合夥人了。”“你什麼時候到家的？”“大約十一點。門衛已經向他們證實了。”他又向塞利托點了一下頭，“但他們似乎還不相信。”“我們再回想一下雪鬆街的情況。那裡有燈光嗎？有沒有人住在那附近的公寓裡？”“沒有，那裡都是寫字樓和商鋪。沒有住家。”“也沒有餐館嗎？”“有一些，但隻在午餐時間營業。”“有沒有建築工地？”“街南邊有一座大樓在翻新。”“人行道上有人嗎？”“沒有。”“有沒有開得很慢的汽車，顯得很可疑？”“沒有。”科布說。丹斯隱約覺察到其他警官都在注視著她和科布。他們非常焦急，像大多數人那樣急切地等待著坦白時刻早點到來。丹斯對此不予理會。除了她自己這個探員和調查對象之外，她心無旁騖。凱瑟琳·丹斯投入了她自己的世界——也就是她兒子韋斯常說的那種“特殊地帶”。她回顧了一下談話記錄。然後她合上筆記本，換了另一副眼鏡，仿佛在離開狀態，而改用遠視眼鏡。其實兩副眼鏡的度數是一樣的，隻是前一副的圓鏡片更大，鏡架是彩色的，而後一副則是長方形的小鏡片，配有黑色的金屬鏡架，使她看起來更有侵略性。她將這副眼鏡稱為“終結者眼鏡”。丹斯往對方身邊移進了一些。科布將腿交叉了起來。丹斯用更為尖銳的聲音問：“阿裡，那些錢到底從哪兒來的？”“什麼——”“那些錢？你不是從自動取款機裡提出來的。”剛才，她發現阿裡在解釋錢的來曆時表現出更高的壓力水平——他的眼睛緊盯著丹斯的眼睛，但是眼皮卻稍稍有些低垂，而且呼吸頻率也改變了，這兩點都嚴重偏離了他說實話時的基準反應。“沒錯，我就是從取款機上提的。”他開始了反擊。“哪家銀行？”阿裡停了片刻，然後說：“你不能逼我告訴你。”“但是我們可以發傳票檢查你的銀行記錄。我們還會一直拘留你，直到我們拿到這份記錄。這要等上一兩天的時間。”“我真的是用那該死的自動取款機提錢的。”“那不是我所問的問題。我問的是，你票夾裡的現金是從哪兒來的？”他的目光垂了下去。“你沒對我們說實話，阿裡。這意味著你惹上了大麻煩。好了，錢從哪兒來的？”“我不知道。也許有些是我從公司的小額現金賬戶中取出來的。”“你是昨天才取出的嗎？”“我想是的。”“有多少錢？”“我——”“我們也將發傳票檢查你雇主的賬本。”他聽了以後顯得非常震驚。他立即說：“有一千美元。”“其他錢在哪裡？票夾裡隻剩三百四十美元。其餘的呢？”“我在漢諾威酒吧花掉了。這是公司的招待開銷。屬於合法消費。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在問你其餘的錢到哪兒去了？”科布又停頓了一下。“我放了一些錢在家裡。”“家裡？你妻子回來了嗎？她能證明你的說法嗎？”“她還在出差。”“那麼我們就派一位警官去你家找這些錢。錢究竟在你家裡什麼地方？”“我也不記得了。”“五百美元？你怎麼能忘記把五百美元放在什麼地方了呢？”“我不知道。你把我問糊塗了。”“昨晚你在家附近的酒吧裡吃了些什麼？”“我吃了個漢堡包。”“配什麼一起吃的？”“嗯，薯條。”“誰給你點餐的？”“就是……就是那個酒吧招待。當時人很多，連個空座位都沒有了。”“那招待叫什麼名字？”“嗯，叫傑克。我不知道他姓什麼。如果你——”“你怎麼付賬的？”“現金。”“吃了多少錢？”“大約十美元。”“你有沒有喝飲料？”“兩杯啤酒。”“吃了一份漢堡包，加上兩杯啤酒，賬單上卻隻有十美元。未免也太便宜了一點？”“我是說光是漢堡包就值十美元。”“但我剛才問的是你的全部賬單，不是漢堡包。”“我說的是漢堡包。”在回答所有這些近似機關槍速射般迸發出的問題之前，科布都有極其短暫的遲疑，正是這些遲疑讓丹斯清楚地意識到他昨晚根本沒去過那家酒吧。她向前又靠近了一些，進入一種更具威脅性的交往空間。“你在雪鬆街上到底做了什麼？”“走到那該死的地鐵站去。”丹斯一把抓起曼哈頓地圖。“漢諾威酒吧在這裡。地鐵站在這裡。”每次她用手指敲擊厚厚的地圖時，都會發出很大的響聲。“要從漢諾威酒吧出發前往華爾街地鐵站，根本不需要經過雪鬆街。你為什麼要這樣走？”“我想活動活動，把剛剛吞下肚的‘大都會’雞尾酒和雞翅熱量運動掉。”“人行道上結了冰，氣溫隻有華氏十幾度，這樣的天氣你還要運動嗎？你經常這樣走嗎？”“不。昨晚隻是偶然想起這樣做的。”“如果你不是經常走這條路，那麼你怎麼會知道這麼多關於雪鬆街的情況？例如這裡沒有住家，餐館打烊的時間，施工工地的位置？”“我本來就知道。見鬼，這又有什麼錯呢？”他的前額滲出了汗珠。“當你把錢弄丟的時候，你說過是因為伸手去口袋裡拿地鐵票，你當時有沒有取下手套？”“我不知道。”“我想你取下了手套。戴著厚厚的保暖手套，你的手不可能伸進口袋裡去。”“好吧，”他立馬回道，“你什麼都知道，好吧，我的確取下了手套。”“當時氣溫那麼低，你為什麼要在到達地鐵站之前十分鐘就拿出地鐵票？”“你不可以這樣對我說話。”丹斯用堅定而低沉的聲音說：“而且你也沒有在地鐵站台上看時間，是不是？”“不，我看了。當時是九點三十五分。”“沒有，你根本沒看。你不會在夜間的地鐵站台上炫耀自己價值五千美元的手表。”“好吧，到此為止吧。我什麼都不想說了。”當審訊官與說謊的調查對象對峙時，這個對象就會感受到強烈的壓力，而且會用各種方式來應對，以便逃避這種壓力。最有破壞性、最難以對付的應對方式就是以憤怒，隨後便是沮喪，接著是百般抵賴，直至最後與審訊官討價還價。審訊官的作用在於判斷嫌疑犯處於何種壓力狀態，並且要中和這種壓力——以及後來出現的所有壓力——直到最終迫使嫌疑犯進入認同狀態，也就是坦白狀態。丹斯在心中揣摩了一下局麵，發現儘管科布顯得有些憤怒，但是他主要還處於抵賴的狀態——這些調查對象很容易拿記憶力不好作為借口為自己開脫，同時責備審訊官對他們發生了誤解。擊潰這種抵賴的調查對象的最佳辦法是采取丹斯剛剛使用的策略，那就是“針對事實，各個擊破”。麵對性格外向的對象，需要抓住他們的家庭生活問題窮追不舍，一個接一個地揭穿他們供述內容中的矛盾之處，直至他們的防禦體係土崩瓦解。“阿裡，你七點半鐘下了班，然後去漢諾威酒吧喝酒。我們清楚這一點。你在酒吧裡停留了一個半小時左右。之後，你步行兩個街區，繞道前往雪鬆街。你對雪鬆街非常了解，因為你經常去那裡召妓。昨天晚上，九點到九點半之間，有個妓女將車停在那條巷子附近。你和她談妥了價格，然後付了錢。你和她一起上了車。十點一刻左右你完事下了車。這時你的錢掉在了路緣邊上，也許是因為從口袋裡掏出手機，看看你妻子是否給你打過電話，或者是為了掏出一些零錢來付小費。就在這時，凶手開車進了巷子，你發覺了，而且看見了一些情況。什麼情況？你都看到了什麼？”“沒有……”“你看到了。”丹斯平靜地說。她盯著科布看，沒有多說什麼。最後，科布的頭低了下來，放下了原本交叉起來的腿。他的嘴唇在顫抖。他仍然沒有招供，但是丹斯增加了他的壓力反應狀態強度——從抵賴狀態上升到討價還價狀態。現在，丹斯必須改變策略。她既要表露出一定的同情心，也要給他一條補救的出路。在討價還價階段，如果不給他們留一些尊嚴，不給他們逃避最壞後果的出路，那麼就算是最有合作態度的調查對象也會繼續撒謊，阻礙調查。她摘下了眼鏡，向後靠在椅背上。“瞧，阿裡，我們不想毀了你的生活。你被嚇壞了。這可以理解。但這是個極其危險的罪犯，我們一定要抓住他。他已經殺了兩個人，而且可能還會殺死更多的人。如果你能幫我們找到他，那麼我們就不會公開今天在這裡所掌握的關於你的情況。我們不會發調查傳票，不會打電話給你妻子，也不會打電話給你老板。”丹斯看了一眼貝克爾警探，因為他冒了一句：“千真萬確。”科布歎了一口氣。他雙眼盯著地板，喃喃地說：“操。就他媽的三百美元。我今天早上乾嗎要回去撿呢？”凱瑟琳·丹斯心想，還不是因為你的貪心和愚蠢在作祟嗎？不過，她還是安慰了對方：“我們都會犯錯誤。”科布遲疑了一會。接著，他又歎了一口氣。“呃，這真是件瘋狂的事兒。也沒什麼重要的情況——我是說，我當時看到的情況。也許你們不會相信我。我真的沒看到什麼。我連個人影都沒看見。”“如果你說實話，我們會相信你的。繼續說。”“大約是十點半鐘，也許還要晚一些。我從……從那女孩的車上下來後，我就往地鐵站走去。你說的沒錯。我的確停了下來，從口袋裡掏出手機。我開了機，查看短消息。我想，錢就是這時候掉的。就發生在巷子口。我往巷子裡看了看，發現小巷深處有汽車的尾燈在亮。”“什麼樣的車子？”薩克斯問。“我沒看見車子，隻看到尾燈。我發誓。”丹斯相信了他的話。她對薩克斯點了一下頭。“等一下，”萊姆突然說了一句，“你是說巷子深處嗎？”原來這個犯罪學家一直都在聽她的審問。“是的。在巷子的儘頭。過了一會，倒車燈亮了，車子開始向我這裡倒過來。司機開得很快，所以我隻好繼續向前走。然後我聽到尖利的刹車聲，車子停了下來，引擎也關閉了。那人還在巷子裡。我繼續趕我的路。我聽到車門關上的聲音，還有另一種聲音。就像一大塊鐵家夥掉在地上的聲音。就這些了。我什麼人都沒看見。那會兒我都已經過了那個巷口了。真的。”萊姆掃了一眼丹斯，後者點了點頭，表明科布說的是真話。“描述一下和你在一起的那個女孩，”丹尼斯·貝克爾說，“我還想跟她談談。”科布立馬答道：“三十多歲，黑人，短短的鬈發。我想，她開的是一輛本田車。我沒看見車牌號。女孩挺漂亮的。”他加上最後這句話，為自己進行可憐兮兮的辯解。“叫什麼名字？”科布歎了一口氣。“蒂芬妮。名字當中有兩個字母‘e’。末尾不是‘y’。”萊姆輕聲笑了起來。“給打擊賣淫部門打電話，查一下經常在雪鬆街活動的妓女。”他吩咐庫柏立即去查。丹斯又提了一些問題，最後她點了點頭，掃了一眼塞利托，說：“我想科布先生已經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我們了。”她看著這個商人，誠懇地說：“謝謝你的配合。”科布眨了眨眼睛，不知道如何作答。不過凱瑟琳·丹斯並沒有諷刺他。她從不會因為調查對象的話語或怒視(有時甚至是吐口水或扔東西的行為)而產生個人偏見。表意學審訊官必須記住的是，自己的敵人永遠不是調查對象本人，而是這個人為掩蓋真相而設置的障礙，有時甚至是無意中設置的。塞利托、貝克爾和薩克斯討論了一會，然後決定釋放這個商人，不再指控他。這個驚慌失措的家夥離開了，臨走時看了一眼丹斯，那種眼神是她非常熟悉的：幾許敬畏、幾許厭惡，還有幾許徹骨的痛恨。科布走後，萊姆一邊看著白板上的巷口凶殺案現場統計圖，一邊說：“這很奇怪。出於某種原因，凶手決定不把受害人留在巷子的儘頭，於是他倒車，選擇距人行道十五英尺的地點……這是個有意思的現象。但是這對破案有幫助嗎？”薩克斯點了點頭。“你知道的，可能有所幫助。巷子的儘頭似乎沒有積雪。可能沒有在那裡撒鹽。我們可以在那裡采集到腳印或輪胎印。”萊姆打了一個電話——他使用的是一種非常先進的語音識彆程序——派了一些警員返回現場去調查。很快，他們回電說在巷子儘頭發現了一些新近留下的車胎印，還有一種棕色的纖維，似乎和受害人鞋子上和手表上的纖維是一致的。他們通過網絡傳過來一些纖維和輪胎印的數碼照片，同時提供了汽車的軸距。儘管丹斯對刑偵技術不感興趣，但她還是覺得眼前的這種組合很有意思。萊姆和薩克斯組成了一個非常有洞察力的團隊。令丹斯不禁感到欽佩的是，十分鐘後，技術專家梅爾·庫柏就從電腦顯示器上抬起頭來說：“根據軸距和這種特殊的棕色纖維來判斷，這可能是一輛福特‘探路者’運動休閒車，車齡在兩到三年之間。”“很可能是三年。”萊姆說。丹斯覺得納悶。為什麼他要說三年？薩克斯發覺了丹斯皺眉頭的樣子，替她解開了謎團：“因為有人聽到了尖利的刹車聲。”啊，原來如此。塞利托轉身對丹斯說：“凱瑟琳，你乾得好！你讓他招供了。”薩克斯問：“你是怎麼辦到的？”丹斯解釋了她所采用的過程。“我用的是釣魚法。我把他告訴我們的所有信息都回顧一遍——下班後去酒吧的活動、地鐵站、現金、票夾、巷子，所有事件的時間表，以及所涉及的地理位置，然後我一一詢問他。我發現了他對每一個問題所作出的身體反應。關於現金的問題令他的反應尤為激烈。他為什麼要花這筆不該花的錢？像他這樣一個性格外向、帶有自戀傾向的商業人士，為何要這樣做？我想這無非是用於毒品或性交易。但是華爾街經紀人決不會在街頭買毒品；他一定有自己的渠道。那麼隻剩下召妓了。很簡單。”“這一招很靈光，是不是，林肯？”庫柏問。令丹斯感到驚訝的是，這個癱瘓的犯罪學家竟然能聳肩。接著，林肯不動聲色地說：“乾得不錯。我們發現了一些證據，要不然我們得花很長時間才能找到。”他的目光又轉向了白板。“林肯，你就服了吧。我們發現了凶殺者使用的車型。要不是丹斯幫我們，我們還找不到呢，”塞利托對著丹斯說：“彆當真。他這人就是不相信目擊者。”萊姆對這位警探皺了一下眉頭，說：“這不是在競賽，隆恩。我們的目標是找到真相，而我的經驗表明，目擊者的可信度還是不如物證的可信度。沒彆的原因。這裡不存在什麼個人的偏好。”丹斯點了點頭。“你這樣說挺有意思的；我在講座中也常說同樣的話：作為警察，我們的主要任務並不在於把那些不良分子關進監獄；我們的任務在於查出真相。”她聳了聳肩，“我們剛剛在加州查完一個案子——有個死刑犯，在預定的行刑日期前一天被證明無罪。我有個朋友是私家偵探，他花了三年的時間幫犯人的律師將案件查個水落石出。他無法接受簡單的表麵調查。犯人離死刑執行隻有十三個小時，最後關頭發現他是無罪的……如果這個私家偵探沒有那麼多年一直堅持尋找真相，犯人可能早已沒命了。”萊姆說：“我知道這個案子。被告之所以被定罪，是因為有個目擊者做了偽證，最後還是DNA檢驗證明了他的清白，是不是？”丹斯轉身說：“不是的，實際上那起凶殺案並沒有目擊者。真正的凶手栽贓布置了虛假物證，從而陷害他。”“原來如此，”塞利托說完還和艾米莉亞相互微笑了一下。萊姆冷冷地看了他倆一眼。“好吧，”他對丹斯說，“幸運的是，形勢朝著對我們有利的方向發展了……現在我得繼續工作了。”他又將目光投向了白板。丹斯跟所有人道了彆，然後穿上外套，隆恩·塞利托送她出門。到了外麵的大街上，丹斯走到路緣邊上，將iPod耳塞塞進耳朵，開啟了播放器。這份特殊的播放列表包括民謠搖滾、愛爾蘭音樂，還有一些粗獷有力的滾石樂隊名曲(有一次丹斯去聽音樂會，給滾石樂隊成員米克·賈格爾和凱西·理查茲做過表意學分析，令她的丈夫和朋友們大長見識)。她揮手攔了一輛出租車，這時她驀地覺得心中一陣悸動。其實，她也是過了好一陣才明白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她覺得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遺憾，因為她隻是蜻蜓點水般地參與了鐘表匠一案的調查，現在卻已經退出了。喬安妮·哈珀心情很好。這個三十二歲的女人氣色很好，正在離她位於SoHo區的零售花店幾個街區遠的花房裡工作。她仿佛置身於許多朋友之間。這些朋友其實就是她的花卉：玫瑰、蘭花、天堂鳥、百合、海裡康花卉組合、火鶴花、紫薑。這裡整個建築曾是座倉庫，而花房則占據了一樓的大部分麵積。屋裡有些透風，所以很陰冷，而且她對大部分房間進行了遮光處理，以便保護裡麵的花卉。不過，她仍然十分喜愛這個地方，喜愛這裡的陰涼、暗淡的光線、丁香和肥料混合的氣味。她身處曼哈頓中心，卻感覺自己置身於一片寧靜的森林。這個健壯的女人在麵前碩大的陶瓷花瓶裡添了一些營養土。感覺真好。她的好心情是有原因的：首先因為她精心設計的生意很有賺頭。其次，還有她昨晚約會時的興奮，到現在還令她心動不已。她的男友叫凱文，他知道曼陀羅需要特彆好的排水才能長勢良好，蔓生的紅景天能在整個9月都開出燦爛的紅色花朵。他也知道多恩·克蘭德農在1969年打出了三個本壘打，幫助紐約大都會隊打敗了巴爾的摩隊。(喬安妮的父親當時還用柯達相機拍下了其中的兩個本壘打鏡頭。)凱文是個可愛的男人，凱文一笑起來就有酒窩。關鍵是，他既無新歡，又無舊愛，是個鑽石王老五。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令她開心的呢？一個黑影在前窗一閃而過。喬安妮抬頭看了一眼，但是什麼都沒看見。這裡是斯普林東街上頗為蕭瑟的一段路，行人稀少。她眯著眼睛看了看窗子。真應該早點讓雷蒙來擦玻璃了。哎，隻能等到天氣暖和起來再說了。她繼續布置花瓶，重新想念凱文：他倆之間能有戲嗎？也許有。也許沒有。這並不重要(好吧，這當然很重要，不過一個三十二歲的“單身都市女人”（英文縮寫為SUW：single urban woman。）隻能采取這種無所謂的態度)。然而，真正重要的事情在於，她和凱文在一起很開心。離婚以後，喬安妮已經在曼哈頓度過了好幾年逢場作戲的約會生活了，所以她覺得自己有權和一個男人好好享受一下。喬安妮·哈珀長得很像電視劇《欲望都市》片中的那個紅發女人，她十年前來到紐約，成為了著名的畫家，住在東村的臨街工作室公寓裡，通過翠貝卡畫廊銷售自己的畫作。不過藝術界往往事與願違。這個圈子過於殘酷，過於褊狹，而且也十分缺乏藝術氣質。充斥在這個行業裡的，隻有如何故弄玄虛，如何渾水摸魚，如何誨淫誨盜，如何一夜暴富。於是喬安妮放棄了美術創作，乾了一段時間的平麵設計，不過最後也以失望而告終。她突發奇想，加入了翠貝卡旗下的一家室內花藝公司，並且愛上了這份工作。她下定了決心，認為既然做什麼都要挨餓，那麼至少也要在自己喜歡的工作中挨餓。然而，命運似乎開了一個玩笑，喬安妮竟然成功了。幾年前，她成功地創辦了自己的公司。現在，這家公司既包括百老彙大街上的零售店，也包括這間位於斯普林大街的花房，後者用於為彆的公司和機構提供服務，主要為寫字樓供應鮮花，為會議、慶典和特殊活動布置花藝。她繼續往花瓶裡添加營養土、綠肥、桉樹油和大理石塊——最後一刻才往裡麵放花。房間裡冷颼颼的，喬安妮凍得有些發抖。光線很暗淡，但她還是看了一眼花房牆上的鐘。她想了一下，知道自己不用等得太久。凱文今天要在城裡送幾趟貨。他早晨打過電話，告訴她下午可以過來。他還說：“嗨，如果沒有什麼彆的安排，我們去喝一杯卡布奇諾怎麼樣？”約會第二天緊接著就一起去喝咖啡？既然如此——窗子上又出現了陰影。她迅速抬起頭。沒有人。但她覺得有些不安。她的目光轉向了她從不使用的前門。門前堆滿了箱子。門上了鎖……真的鎖上了嗎？喬安妮眯縫著眼睛看，不過迎麵正對著晃眼的陽光，所以她看不清。她繞過工作台，想看個究竟。她試了試門鎖的插銷。很好，鎖上了。她抬起頭，舒了一口氣。離她隻有幾英尺的地方，就在外麵的人行道上，有個人高馬大的男人正在盯著她看。這個人又高又胖，向前探著身子，手搭涼棚，透過花房的窗子往裡看。他戴著老式的飛行員墨鏡，配有鏡麵玻璃，頭戴棒球帽，身穿乳白色的派克大衣。因為陽光耀眼，同時也因為窗玻璃很臟，所以他沒發現那女人就站在他麵前。喬安妮驚呆了。有時會有人往花房裡窺視，對這個地方很好奇，但是這個人的樣子太專注了，他的逡巡令喬安妮感到大吃一驚。前門沒有安裝特種玻璃；任何人拿著錘子或磚頭都能闖進來。SoHo區的這個地段行人稀少，甚至連個人影都見不到，就算有人行凶，都不會被路人發現。她向後退了幾步。也許那人的眼睛已經適應了光線，或者因為他找到了一塊乾淨的玻璃，他終於看見了這個女人。他吃了一驚，往後閃了一下。他似乎在考慮著什麼。然後他轉身向後走去，一會兒就消失了。喬安妮向前走了走，將臉貼在窗子上，但她看不見那人離開的方向。那個人令人覺得毛骨悚然——他鬼鬼祟祟地站在外麵，弓腰向前，翹著頭，雙手插在口袋裡，戴著墨鏡看人。喬安妮將花瓶轉到一邊，再次向外看。見不到那人的蹤影。她想不如去零售店，核對一下上午的收據，邊和店員們聊天，邊等凱文的到來。她穿上外套，猶豫了一下，最後決定從側門出去。她到街上四下觀察了一番，沒見到剛才那人的身影。她開始往百老彙大街走去，方向朝西，正好是剛才那個大塊頭離開的方向。她走進了一大片燦爛的陽光中，這讓她覺得都有些熱了。強光晃著她的眼了，所以她眯縫著眼睛，人也警覺起來，唯恐看不清街上的情況。喬安妮停了一會，不想途經前麵的巷口。那個人有沒有拐進巷子？他會不會躲在那裡等她？她於是決定改走東邊的路，與剛才正好相反，而且要從王子大街繞道前往百老彙。這條路人更少，但是至少不用經過巷口。她拉緊外套，加快了腳步，頭低著隻顧走路。很快，那個胖男人的陰影就從她腦海中消失了，她又想起了凱文。丹尼斯·貝克爾去下城彙報案件的進展，調查組的其他人則繼續處理證據。傳真機響了，萊姆急切地看著機器，希望收到有用的資料。但傳真件是發給艾米莉亞·薩克斯的。薩克斯文件時，萊姆密切注視著她臉上的表情。他知道這種神情。這就像追蹤狐狸的獵犬。“什麼東西，薩克斯？”她搖了搖頭。“本·克裡萊位於西切斯特的房子裡找到的證據，他們進行了分析。全美自動指紋識彆係統中沒有查到匹配樣本，但是在一些壁爐用具上和克裡萊的辦公桌上留有皮革痕跡。誰會戴著手套去開抽屜呢？”當然，警方並沒有設置手套痕跡數據庫，但如果薩克斯能在嫌疑犯的個人物品中找到一副與現場痕跡匹配的手套，那麼這也能成為有用的間接證據，說明此人曾在現場出現過。她繼續讀著傳真內容。“那麼我在壁爐前找到的土壤呢？它和克裡萊家院子裡的土壤並不一致。裡麵有更多的酸性物質，汙染物含量也更高。好像來自工業區。”薩克斯繼續說，“壁爐裡還有燃燒過的可卡因成分。”她看著萊姆，露出了自嘲的微笑，“如果我調查的第一個受害者本身也有劣跡的話，那麼他一定是個癮君子。”萊姆聳了聳肩：“無論是修女還是毒品販子，薩克斯，謀殺終究是謀殺。你還發現了什麼？”“我在壁爐裡發現的灰燼——實驗室無法進行完全的複原，不過他們還是找到了這些東西。”她舉起一張照片，上麵的內容似乎是財務報表，像是電子表單或分類賬目之類的東西，其記載的數額總計好像能達到數百萬美元。“他們在分類賬目上發現了某個公司的標誌或類似的符號。技術人員仍在進行檢查。他們還將賬目交給刑偵會計人員檢查，看看能否找到有價值的信息。他們還找到了克裡萊的日常安排。例如何時給自己的車子換機油，何時去理發，等等——順便說一句，這根本不像一個即將自殺的人為生命最後一周所作的安排……在他死亡前一天，他還去了聖詹姆斯酒吧。”她在紙上敲了敲——就是那張從克裡萊日程安排中複原出來的紙頭。南茜·辛普森發來一份資料，說明了那家酒吧的情況。薩克斯說：“酒吧位於第九大街東區。那是個很破敗的地段。一個日進鬥金的會計師怎麼會去那種地方？真是荒唐。”“不見得荒唐。”薩克斯看了萊姆一眼，然後走向房間的角落。萊姆心領神會，驅動著紅色的風暴箭頭牌輪椅跟了過去。薩克斯蹲在萊姆身旁。萊姆覺得薩克斯正握著他的手(因為他右側手指和手腕恢複了部分知覺，所以握手就成了他倆之間非常重要的交流方式)。不過，在他們的個人情感和職業生活之間仍有一條微妙的分界線，而薩克斯此刻仍保持著自己的矜持。“萊姆。”她輕聲說。“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聽我說完。”萊姆咕噥了一聲。“我必須將這個案子查到底。”“那也得注意輕重緩急。你的案子比鐘表匠的案子輕多了，薩克斯。無論克裡萊經曆過什麼，即使他的確是被人謀殺的，凶手可能也不會是連環殺手。而鐘表匠卻殺人不斷。他才是我們的重點對象。關於克裡萊的案子，無論你發現什麼證據，都可以等抓住鐘表匠以後再處理也不遲。”薩克斯搖了搖頭。“我不這麼認為，萊姆。我已經開始了調查。我已經開始了問詢。你知道這會產生什麼後果。關於這個案子的消息已經流傳開了。證據和嫌疑犯都有可能隨時消失。”“鐘表匠現在也有可能已經盯上了新的罪案對象。甚至可能正在殺害某人……相信我吧，如果再發生一起謀殺，而且我們卻把案子搞砸了，那麼代價可就大了。貝克爾告訴過我，讓我倆破案的命令直接來自警方的最高層領導。”非乾不可……“我不會搞砸的。要是再有一個現場，我去勘查。如果波爾·霍曼要組織戰術行動，我也會參加的。”萊姆誇張地皺了一下眉頭。“戰術行動？你連刀還沒磨快，就想先去砍柴嗎？”薩克斯大笑了一聲，這次萊姆感到了她的手在用力。“得了吧，萊姆，你我都置身警界。沒有人同時隻查一個案子。重案組裡許多辦公桌上都堆著十幾份檔案。兩件案子我還是能辦好的。”萊姆覺得有一種無法言表的不祥預感，他遲疑之後說：“希望如此吧，薩克斯。希望如此吧。”難得萊姆能說出這麼好聽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