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回憶八十年代成為熱點。任何一個時代，一經回憶，總會被多少籠罩上一層玫瑰色，更何況，回憶變成文字，往往是少數文化人的權利。擁有話語權的人，便下意識地裝飾或扭曲一個時代，當然，這是每一代人的通病。我生於六十年代，八字頭的時代於我，就是從1980年到1989年，正是自己十二歲到二十一歲的十年時光，恰好，這十年，我從初中一年級到大學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因此，我是典型的屬於“四六八一代”，即出生於六十年代，受教育於八十年代，現在四十多歲的一群人。因此，看彆人的八十年代記憶，對我也是刻骨銘心，那畢竟是自己的成長與青春所在。這些年，人們發明了一個稱謂叫“80後”，用來概括這十年裡出生的人群。可我有時認為：或許成長並受教育於八十年代的我們，才更有資格被稱為“80後”，因為那的確是我們有確切感知的十年。知識分子在回憶中美化八十年代，無非是評價並認定那是一個精神追求更被放大的年代，理想的旗幟隨風飄揚。但這種優點的背後，卻有兩個特點容易被人忽略。第一，精神的追求被提倡，實在是因為過去荒唐年代裡，一言堂當道，普通人的精神被壓抑得太久，一片空白，進入八十年代，各種思潮奔湧而入，饑餓的人們因饑餓而覺得什麼都好吃罷了；第二，精神的富足是相對的，但物質的貧乏卻是絕對的。八十年代，也許已經有許多慢慢富足起來的“萬元戶”們，可整體中國，依然在物質層麵挺不起腰杆，很多年輕人靠追求精神而轉移一下對物質匱乏的注意力，也就在所難免。當然，年輕的知識分子會視物質欠缺為一種美好的挑戰，隻要有精神收成，再苦也是溫暖的回憶。可不該忘了的是：對於八十年代的絕大多數中國母親來說，如果她們也擁有回憶的權利，怕是不會像文人一樣，為八十年代罩上太多玫瑰色吧，畢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苦痛，是母親們最刻骨銘心的。我小學畢業時的合影，距今三十多年前的1979年8月，它意味著，距離“八”字頭的年代僅剩下幾個月的時間。我那個時候，屬於全班最矮的人之一，前排左起第三位。它也告訴我：在即將進入八十年代的時候，自己是怎樣一個體態。八十年代已經跑遠了，然而任何一個時代都不會輕易過去，一個長長的影子，注定會貫穿在後麵的時代裡，你隻要細心就可以找到。下麵是一些與我自己有關的瑣碎記憶，都停留在八十年代，並且依然會以偏概全，隻有局部沒有全局，這些文字，隻當是一個補充，或讓真正的“80後”“90後”們一笑而過的背影罷了。我的八十年代記憶的開始，總是固執地與那一張現在價值連城的郵票——猴票聯係在一起。這似乎從另一個層麵證明，八十年代，不僅在記憶中可以升值，現實中，也是物質欲望可以升值的開始。1980年，中國出了生肖郵票，第一張是黃永玉設計的猴。由於我自己屬猴，頭一年已經考到北京上大學的哥哥，在寒假回家探親時，為我帶了幾張。其實他平常寫信回家時，也貼著猴票，那個時候，正集郵的我，很仔細地將信封上的猴票處理好，收藏一張，而其餘的，很平常地送給其他的郵友。在寒假回家的哥哥口袋裡，真正讓全家人興奮和開心的禮物，並不是猴票，而是四五斤掛麵。在當時的邊疆小城，這掛麵很難買到，大過年的，掛麵是否取代了餃子成為心頭最愛，已經記不清，但記得住的是：北京這大城市，原來有這麼好的東西。很多年之後，被輕易送人的猴票身價飛漲，而珍貴的掛麵卻已到處都是。初中的時候，開始有人從廣東等地帶回小磚頭一樣的錄音機，順便還有鄧麗君劉文正們的盜版磁帶。某一個午後，聚到擁有此類物品的同學家裡聽鄧麗君，這在當時是違禁的事情，因為鄧麗君是國民黨歌手，絕對的反麵形象。然而耳朵可不顧這些，背叛了內心的緊張，隻覺得鄧麗君真是天籟之音。不過在那個下午之後，美味成了思念，並不是家家都有錄音機，貨真價實的鄧麗君磁帶更是難以獲得。戀上了就要找渠道，同學們都學會了在收音機的短波中，去悄悄地搜尋“敵台”，隻為尋找鄧麗君、劉文正。一旦找到，在那一會兒遠一會兒近一會兒模糊一會兒清楚的信號裡，少年的心開始飛翔。而在當時，對此，我們並不太害怕，因為時常發現，家裡的大人犯的錯誤更大，他們居然悄悄地聽“敵台”了解新聞，而其中的很多都似乎是“反動”的話題。也正是在那樣一段特殊的時代裡，“美國之音”、蘇聯的對華廣播及台灣的廣播真的成為很多中國人私底下很熟悉的頻率。我猜想：八十年代，也該是“美國之音”之類的廣播，中文播出最黃金的時代吧。八十年代初，我家一直住在一列平房的最東頭，一室一廳三十餘平米，沒廁所，廚房在廳中。父親去世得早，母親一個人帶著我們哥兒倆，哥哥1979年去北京上了大學，剩下我和母親相依為命，十一二歲的我，就已經算是家裡的男子漢了。東北冬天冷，當時沒有暖氣，需要家裡自己燒火，母親沒下班，我就裹著軍大衣，等母親回家。一般情況下，這時家裡的溫度在5℃以下，牆角處，常常見霜或冰，然而，並不以此為苦。隻有生活用水是個大問題，那時候沒有自來水，全靠打井，可不幸的是，我們家那塊地方，打井打出的水不能喝。好在那個時候，人與人之間關係近，我可以到二百米之外的一個朋友家挑水。夏天好辦，冬天最苦，我要先在家中燒一壺水帶著過去，澆到他家井裡，化了上麵的冰，然後壓水，一桶一桶，用扁擔挑回家，倒入大缸之中，一星期兩次，從不敢間斷。打水的時候，往往自己唱歌為樂，而時隔多年，看著自己十二歲兒子的身板，即便比當初的我健壯許多，依然不敢相信，自己在這年紀挑過那麼多年水。第一次看到電視機，是八十年代初與朋友去他父親的單位，一層層的鎖打開，電視機在櫃子的最深處，其實不過是十四寸黑白電視，可當時驚為大電視，估計是和常看的小人書比，雖然都是黑白的，不過電視就大多了。那一天，看的是《節振國》，一部老電影，沒怎麼看懂，卻看得津津有味，再也難忘。第一次看春節聯歡晚會，是到鄰居家蹭的，不過那時習以為常。鄰居很時尚，黑白電視機上罩了個放大膜，電視畫麵因此顯得更大，沒人追究變形問題。這是八十年代快結束時，我在家中的留影。像任何家庭一樣，電視機占據著核心的位置，並被嚴格地保護；隻是沒想到，多年以後，自己成了電視中的人。不過世界變化快，電視已經快速貶值。那一屆春節晚會，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張明敏《我的中國心》和馬季的《宇宙牌香煙》。印象中，此後半年，我在挑水時，唱的都是《我的中國心》，隻是當時一直好奇：洋裝是種什麼樣的裝？香港是個什麼樣的地方？而香港人又怎麼能來到內地？當時更無法想到的是：多年之後，我居然也濫竽充數地主持了兩屆春節晚會。不過，這個舞台上，我注定應當是過客，因為我並不能為它添彩。八十年代上學，功課不如現在緊，記憶裡大多數時候都在遊戲。幸運的是，我家住宿條件一般，周圍環境卻十分優越。前後各有一塊超過一百平米的大菜園，更前方，是一個寬闊的大廣場，那是少年的天堂。春天時，要跟舅舅和姥姥一起，在菜園子裡翻地種菜，從夏天開始，自家地裡的豆角、黃瓜、辣椒、茄子夠一家人吃的，並且，絕無汙染。前方大廣場是我與眾多夥伴們的運動場，放學後，我們很少在家裡蝸居，都在廣場上集體遊戲，估計我的球技與運動能力就是從那時練出來的。而所謂的遊戲絕無帶“電”的可能，槍需要自製，遊戲的道具除去一兩個球，大多是就地取材，比如磚頭瓦片。當然，玻璃球與煙盒是必備品，隻不過，直到今天也沒想明白：玻璃球到底是做什麼用的？從哪兒來的？到了傍晚時分，家家炊煙升起，一會兒就開始陸續傳來“××，回家吃飯”的呼喊聲，遊戲直到剩下最後兩個人中的一個也被這呼喊聲叫走才告結束。所以，很多年以後，當網上熱炒“賈君鵬，你媽喊你回家吃飯”時，我總是很自然地認為：賈君鵬可能是我小時候的鄰居，隻不過，失散了很久。很多年之後，問過一位“80後”：“你穿過過濾嘴褲子嗎？”其實，在問完這個問題之後，連我自己都迅速後悔：怎麼可能呢？果真，對方十分疑惑地看著我，“什麼叫過濾嘴褲子？”八十年代初期，正是自己開始長身體的時候，和那時候大多數孩子一樣，一年做不了幾套新衣服，更彆說買。當時年紀小又淘氣，偶爾衣服或褲子扯了一個口子，便如同世界末日一般恐慌，儘量藏著躲著，不讓大人看見，因為一旦被發現，就可能挨頓揍。當然，衣服弄壞了，也彆指望換身新的，一般是補上補丁接著穿，一身好幾塊補丁，是同學中很正常的裝束。至於過濾嘴褲子，絕對屬於青春期一景，由於開始長個，並且長得不慢，往往一條褲子短了，而家裡又不會給置辦新的，於是，在短了的褲子下麵，再接上一截，褲子又能穿了，外型如同過濾嘴香煙，因此稱之為過濾嘴褲子。當時最過分的，是有兩三截過濾嘴的褲子，而且還沒有同樣顏色的。進入八十年代，文化需求呈爆炸性增長，即使在我們這個邊疆小城市也是如此。當時有些事情是要找到熟人才能辦到的，比如，母親為了訂《月報》和《大眾電影》，利用了當老99lib?師的身份便利，找到了以前的學生才最終如願。而每當母親下班，我會習慣性地翻她的包，看看又來了什麼雜誌和報紙，或者又借了什麼書，然後沉迷其中。當時的文化消費，似乎不分大人小孩，有，便是幸福。另外一件需要求人的事兒，是買電影票。在我們那個小城，有四五家影院，幾乎場場爆滿。每當母親托人又買到了電影票，就是節日；而如果不求人，買電影票是件讓人恐懼的事，往往要出現打架吵嘴的場麵，被擠傷的情況也屢屢出現，可見當時電影市場之火爆。而不用求人的娛樂，當屬聽評書。記得播單田芳的《隋唐演義》時，每天都是在放學回家的傍晚，一般在路上，幾個夥伴要守在某一個電線杆子的廣播喇叭下麵，聽完才回家。而冬天，要抓緊時間早點兒回家聽。我們家從姥姥到舅舅到孩子們，幾乎每個人都被評書俘虜，都成了李元霸或羅成的迷。姥姥隻有在聽完評書之後，才心滿意足地去做飯，餓著肚子的我們也似乎從無怨言。據我們那兒的警察說：播評書的時候，俺們那兒犯罪率最低。考高中時，正趕上《姿三四郎》電視劇的熱播，一邊是升學的壓力，一邊是電視劇的誘惑。左右權衡，選擇電視劇。但家裡沒有電視機，更何況，家裡有，我也不敢看，於是，以去學校上自習為由，中途擇路進入自由一些的同學家，去看《姿三四郎》。有一天，到早了，正趕上1982年世界杯的揭幕戰，阿根廷對比利時，那場球，阿根廷輸了，第一次見識到馬拉多納這位傳說中的神人，從此崇拜，步入阿根廷鐵杆球迷陣營。難怪有人說：第一場看的什麼球，往往會決定你一生的支持。我，就是個例子。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不上自習看電視的“惡行”終於有一天被母親發現，挨沒挨打忘了，卻也該慶幸自己懸崖勒馬。當年考高中，隻比重點高中分數線多出一分，不敢想，如果多看兩天電視將會怎麼樣！今天會在哪兒？但是，當時的電視劇，絕對具有萬人空巷的魅力，也正是這樣一些其實水平不過如此的電視劇，讓當時的中國人把買電視機當成了最高家庭目標，直至九十年代。我不知道，在關於八十年代的記憶中，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關於打架的畫麵，有的是自己親自參與的，更多的是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家門口是一個大廣場，那是我們當地很多年輕人相約打架的重要場所。有的是單挑，有的是群架，有的徒手，有的帶家夥。偶爾我在家，會看到他們呼嘯而來，一陣昏天黑地，然後呼嘯而去。當然，那個時候打架有個重要特點，如果有一方被打傷，往往是由贏家負責送到醫院，並且掏錢付治療費，甚至此後還會把酒複盤言歡，這舉動，在我們那兒被當成美德。後來我想，或許是當時生活太平淡乏味，缺少刺激，青春的火氣無處發泄，打架才盛行吧。在大學，我似乎也是一個好戰分子，長期在球場，哪能不動拳？四年裡，我這樣的舉動不少。幸運的是，大多逃脫了懲罰；不幸的是，今日給晚輩說起來，不像好樣板。不過現如今，人們的火氣比過去大多了，隨處可見的抱怨可以證明，但打架的畫麵少多了。或許是文明程度的提高，或許是人們覺得太不值。或許是身體的狀況不如以往，打架的能力衰退了。有一個段子是這樣講的：一東北人去廣州，見街頭兩人吵了起來，東北人以為有動作戲可看，湊上前去，結果二十分鐘後，兩人依然在吵，東北人失望地甩下一句話離去：我X，還吵！在我們東北早住院了！其實，在目前的東北，也沒多少人因為打架住院了！我背後景山公園的條幅說明了時間，1985年國慶，我剛來北京一個月，校徽、長發、皺巴巴的西服，拿腔拿調的姿勢，記錄著一個大一新生的狀態。曾經在上高中之後，成績滑落至全班倒數第二名，剩下一年的時間，不知為何突然用功起來，為考大學，早起了近一個月，為的是臨陣磨槍。在當時，雖然考大學不像今天這樣萬眾矚目，但還算大事，舅舅送上大禮：好多包方便麵，在當時，這算補品。高考分數下來，我是自己騎車去學校查的分，比重點線高出三十多分，知道自己有戲了，於是有點兒激動，一路騎車飛奔回家，看見姥姥和媽媽都在家門口等著，把分數一報，長輩的眼裡分明都有了淚花，我借機提出要求：可否給點兒錢，去看同學？媽媽立刻表示同意。要錢回應得如此爽快，這，好像是第一次。至於為什麼第一誌願報考北京廣播學院，其實純屬偶然。我媽媽的一個學生，過年時到家裡來拜年，她是廣播學院的學生，三言兩語中，我聽說廣播學院有時間看閒書，考試容易過，頓時覺得是天堂，於是報考。考上之後，母親一同事大為驚異：廣播學院？這孩子上電大，怎麼還去北京啊？顯然，她把北京廣播學院，當成廣播電視大學了。不過，當時的北京廣播學院沒什麼太大的名氣是事實，我們等於買到了原始股。剛到北京，很多規矩不懂，其實，那時的北京，很多規矩也是亂的。到王府井逛街，看糖炒栗子新鮮，買了一包，邊走邊吃，吃著吃著不對勁兒了，一直覺得身後有一位大媽跟著，一回頭，壞了，看著像一個清潔工，於是栗子不吃了，收了起來。一見我收了栗子，大媽說話了：“不吃了？那交罰款。吐一口皮五角，一共三口，一塊五。”我傻了，大媽一直在保護犯罪現場，於是我無話可說，一塊五，乖乖交了。在當時，一塊五，可是巨款，心疼了很久，不過，值，以後再也不敢隨地亂扔垃圾，甚至，都不太愛吃栗子了。剛進大學時，用今天的眼光看，飯菜不貴，宮爆雞丁、溜肉片，三毛五一份，而且是真有肉。等我們四年後離開校園時，同樣的菜已經漲到八毛，肉，基本上要用考古的方式來尋找了。正長身體的我們，一頓飯也就是一份菜一份米飯或倆饅頭，多了吃不起。因此，如何與大師傅鬥智鬥勇，爭取讓他給你裝菜時多一點兒，就成了大學四年中一個重要的才能。由於大師傅往往是男的，女同學，尤其是漂亮的女同學，被我們懷疑在裝菜時占了大便宜，不過也正常，在哪一個時代，美女都會占便宜。實際上即使多裝一點兒，對於年輕的身體，也是杯水車薪。四年中，餓的感覺沒停過，一般晚上五點多吃完飯，九點多就開始餓，彆的買不起，買個饅頭當夜宵是常乾的事。然而不管你在宿舍裡怎樣藏好，十有八九，當你上完自習饑腸轆轆地回到宿舍伸手一摸時，都會發現：饅頭又被偷吃了！找事主，難度太大，更何況，頭一天，也許自己就是偷食者。畢業二十年後重回母校，在食堂裡狼吞虎咽時被人偷拍。看著吃得猛，實際上卻吃不了太多，一來怕增肥，二來胃口變小。人生真是矛盾，有胃口天天餓時沒能力多吃，可有能力後又沒什麼胃口，不敢吃了。那年頭，油水不足，胖子就少，班內有好事者成立了一個“油肚協會”，腰圍達二尺五者可進入，最後全班男生滿打滿算，三十人裡有三個合格的，剩下的，大多骨瘦如柴。而很多年後我們聚會，絕大多數都正在為碩大的肚子而發愁。顯然，我們這一代悲劇的成分偏多，好像體型一直就沒有正常合適過。常聽人說，五十年代，中國民風淳樸，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依我看，到八十年代初也是如此。倒不一定是民風淳樸，而是家家清貧，實在沒什麼可偷的。但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慢慢提高，民風就不那麼淳樸了。比如1986年我去長沙實習，在公共汽車上，就見到了這樣的標語：“學雷鋒，防扒手。”顯然，伴隨著生活水平提高，小偷，超過了乞討，重新成為熱門職業。當然，也有人“兼職”，比如偷書。八十年代，王府井新華書店是讀書人的夢想之地，店堂大，書多，於是常去。不過那時候，大多數學生囊中羞澀，愛書卻無錢買書，於是偷書者屢有出現。不過偷的沒有防的精，總有落網者。對於廣播學院學生，一旦被抓住，問及姓名時，男生總是“常振錚”，女的總叫“劉繼南”。後來，這招不好使了，因為人家書店跟學校一打聽，廣播學院院長叫常振錚，副書記叫劉繼南。很多年後，我們畢業二十年大聚會，常振錚院長到場，我們集體用掌聲和跺腳，表達了對當年“盜用”常院長名字的深深感謝之情。1986年暑假，我去成都找中學好友，來了一趟長江之旅。一路上由於太缺錢就能省則省，逃票、睡船上的甲板、吃麵包……居然用最小付出，完成了從成都到重慶再順長江而下一直到南京最後回家的壯舉。這是我們哥兒倆在武漢的合影，回憶中，苦都是樂。在校期間，我組織過一屆書市，去北京很多書店商談，人家答應讓我們七五折或八折進書，於是拉到校園來賣，防盜成了重中之重。其中有本班一同學來到現場，趁大家不注意，將幾本書裝入包中，被抓了現行之後，他理直氣壯地說：“還要錢嗎？那我不要啦！”多年之後，他成了京城一著名作家。而正因為我們嚴防死守，那屆書市掙到近三十元，大數目，十幾個同學用喝酸奶的方式把這筆巨款奢侈地消費掉了。在八十年代上大學，如果誰沒有逃過公交車票，估計他是撒謊。車越擠，逃票的可能性越大，畢竟乘務員寸步難行。但隻靠人多來逃票，成功係數不高，於是畫月票就成為最主要的方式。一個宿舍，一般集體買一至兩個月票，然後輪流出門，都拿這借來的月票，方法就是換上自己的照片，並在照片的角落上，惟妙惟肖地畫上公交印章，再裝上月票夾，幾乎可以亂真，於是，才有了那時候大學生中間“百日蹭車無事故”的民間評選。然而百密總有一疏，或者太過亂真以至於造假者過於大意，本宿舍一老兄，出門拿上改裝後的月票，表情輕鬆地上了車，查票時亮出月票，可售票員卻不依不饒，原來，他沒夾住自己的照片，從月票夾裡滑落出來，讓人一眼看出和月票上的照片不是一個人，老兄始終不承認造假，硬說照片上就是他，之所以自己顯瘦，是因為公交車太擠造成的。狡辯半天，還是被人家拉回公交車總站，那時候，可沒有“文明服務”這回事，於是，好漢不吃眼前虧，本宿舍老兄招供。最後被罰了半個月飯錢，灰溜溜回到宿舍，吃了倆禮拜鹹菜。八十年代中後期，金庸古龍開始瘋狂流傳，不知誰從家裡或朋友那兒拿來一套，因為平日買不起，於是大家廢寢忘食地傳著看。一套金庸古龍，一般四五本，幾十個人搶著看，想按順序就很難，於是，隻能先拿到哪本就從哪本看起，至於下一本到手裡是不是連著，看運氣。於是，我們看金庸古龍，大多是看完三，看五，然後看一，再看四，最後看二，順序不同，導致大家對同一本書的理解並不同。至於各位看客，有沒有在多年之後有了條件，再重新按順序看過一遍，那就各自選擇了。但是，我們都覺得金庸古龍好看，估計與這種錯亂的有關，因為前言不搭後語，憑空又添了懸念與想象。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尤其是文科生，不一定都熱愛讀書，甚至是，很不愛讀課本及正經書。可畢竟是青春，一身的精力，總要找出口，太多的無聊日子需要打發，於是，除去踢足球，其他的各種娛樂方式就開始層出不窮。八十年代中後期，麻將進了校園，一夜之間火爆起來。學校當然要抓，學生卻不可能不打，貓捉老鼠的遊戲天天上演，甚至同學之間，也要鬥智鬥勇。比如中午或晚上吃飯前，怕一會兒回來沒自己的位置，就拿走幾張麻將牌裝自己口袋裡，然而先吃完飯回來的幾個，才不管這些，缺牌的麻將照樣打。由於當時高校管理，晚上到點兒停電，苦了打麻將的，我們乾過在樓道廁所處打麻將的壯舉，因為那兒有亮。也因此，時常有半夜起夜的老兄，一邊尿，一邊回頭支招，“打五條……”八十年代是一個很崇尚裝酷與擺嚴肅姿態的時代，天天嬉皮笑臉會顯得很沒水平，於是，我回頭看自己那時候的照片，裝嚴肅的居多。而任何事，裝的時間長了也就成了習慣，所以，好像到現在也不喜歡笑。看樣，這屬於一個時代的“後遺症”。賭資是飯票，幾分錢為底，誰如果一天輸了一張滿值四元的菜票，那算是點兒背到家，一般會拿著空飯盆，跟在贏家後麵蹭飯吃。除去麻將，也喝酒，但口袋裡缺錢，這習慣養不成，隻能極偶然而為之。不過還是有本宿舍一老兄與其他宿舍一老兄，打賭，一起分了一瓶酒精，喝下去，對坐在床上，看誰先倒，最後雙雙不省人事！我們事後查證：酒精都是醫用的。還有，就是抬杠侃大山，隻要湊夠三個人，辯論會就開始，國際國內大事，尼采薩特叔本華，你隻要敢開頭，我就敢跟上。那個時代，之所以哲學家們的書熱銷，估計和大家都需要談資有關，沒點兒知識儲備，話題參加不進去，女朋友都不好找。大把大把無聊的日子，被大把大把的創意給填滿，到最後臨畢業時，懶得動腦子的人們，竟然開始玩飛行棋和跳棋，用扔骰子充填時光的流逝。多年過後，這一切竟成了回憶中，很美的一種青春風景。八十年代的大學校園，講座是重要的課。有名人要來，校園往往提早貼出海報，大家早早去用書本占座，晚上好與之唇槍舌劍。沒人因為是名人，就放他一馬，反而變本加厲，都琢磨著提更刺激的問題和名人過招，事後也很少有人去找名人簽名合影（當然，也是因為沒有相機），但是如果真講得好，回到宿舍，相關話題一定以臥談會的形式持續到天明。為請名人來做講座，我去過梁曉聲老師的家，之前不認識人家，問清楚之後，推門就進，一聊半天，敲定講座時間，之後，梁老師真到。也去請過劉索拉，來回接送，聊什麼忘了，但感覺自己挺放鬆，而且，人家還真跟自己聊。那時候的講座充滿火花，張賢亮在本校，號召大學生入黨，將一個農民政黨改造成知識分子的黨，台下一片掌聲，並成為一些媒體報道的內容。多年以後，我在寧夏與他談到這件事，他說：之後還與胡耀邦認真交流過。那個時候，沒有網絡與短信，甚至電話也沒有。在家鄉的時候，各個單位怕找不到人，休息的日子都要安排職工輪流值班，而要找人，則直接上門去找，沒在家留個條算交代。所以，那個時候，同事互相知道家住在哪裡是很正常的事。上了大學，與家人和同學的聯係，主要靠書信往來。記得1986年那一次小型學潮的時候，我一位在四川大學讀書的中學同學，給我寫來十幾頁的一封信，厚厚的，一筆一畫皆是對時局的分析與評論，而我的回信好像也不短。越來越短的信，是寫給家裡的，後來的功能主要是要錢；為了稍加掩飾，前麵要彙報一下學習情況，目的還是為最後要錢作鋪墊。信與彙款單，是上大學時最盼望的東西。當時班裡負責此類事務的同學牛氣得不行，每天午飯後，見他拿著書信前來，都跟看見聖誕老人似的。如果遇到更著急的時刻，就要出去很遠打電報，而打電報是按字收費的，於是為了省錢，都學會了簡短表達，花小錢辦大事。後來電報退出曆史舞台，也間接開創了一種囉唆的文風，算是“後遺症”。八十年代，技術因素加之物質條件貧乏，盜版業沒現在這般發達，偶爾為之都是錄像帶版本，一手的幾乎沒有，大多都是三四手之後，我們稱之為“孫子版”或更晚輩，這樣的版本，讓大多數彩色電影的效果都已如黑白一般。但即便如此，拿到一盤好電影的錄像帶，都是同學間的大事，像《出租車司機》、《野戰排》都是模模糊糊看完的，但印象卻十分深刻，並絕對成為日後談論很久的話題，以至於校園裡的美女，都在那幾天中不再有吸引力。在廣播學院，有過一段特殊的觀影經曆。在小禮堂裡放外國電影，全部的配音工作，由現場的一位同聲翻譯承擔。記得印象最深的，是看已經帶有一些叛逆色彩的前蘇聯電影，比如《悔悟》、《被遺忘的長笛曲》等。在當時的中國，這類電影中對曆史的反思與對權威的質疑，讓我們有種提心吊膽的過癮感。翻譯，是現場的一位女老師，不管影片中有多少角色，都由她一個人現場同聲翻譯，帶我們進入一個又一個藝術的世界。除去這種“極品享受”，當時的另一種“觀”影經曆至今已蕩然無存。那就是周末上午，大家睡醒了不起床，宿舍中打開一個收音機，共同用耳朵“看”電影，也就是聽“電影錄音剪輯”。一個又一個角色，都由一個又一個有特色的聲音扮演著，讓我們感歎聲音的魅力。現如今，這“享受”已如公共澡堂裡搓澡一般千載難逢了。而至於《讀庫》出品人張立憲同學在回憶八十年代時，大談A片觀影記，我們則是“可以有但真的沒有”，學校期間一次也沒體驗過。我高他兩屆，看樣僅僅兩年時光，時代就墮落或進步了很多。在八十年代上學，不關心政治不談論政治幾乎是不可能的。那時候的各種思潮也多，學術界各種關於政治體製改革的期待也很大，然而冰凍了很久的時代，解起凍來也乍暖還寒。四項基本原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那個時候常常提起的關鍵話語。這張照片，也是大一時在校園主樓後麵拍攝的。值得說一說的並不是裝腔作勢的我，而是我身後大牌子中的一些關鍵詞：“又紅又專”“抵製腐朽的沒落……思想影響”，顯然，那是一個乍暖還寒、還需要人們頭腦中時常繃緊一根弦的時代，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及清除精神汙染是那個時代時常要搞的運動。但大學生天然關心這些。之所以這樣，一是因為時代特點，政治依然拖著長長的影子在市場經濟到來之前晃蕩著，談論政治仿佛談論民族未來一樣；二是因為生存壓力不像現在大學生這麼大，而總談女孩，也不符合新一代大學生的形象，更何況，女孩也要和你談政治；三是青春特有的鋒芒決定了，什麼東西僵硬，什麼就會成為反叛的對象。除去談論，有時，還要搞點兒帶政治色彩的行為藝術。1986年1月8日，周總理逝世十周年，我們一群男生統一軍大衣打扮，去天安門廣場紀念。其實也是一種好奇。果真，入廣場不久，就有便衣跟著我們，最後演變成攝像機跟隨。我們看在眼裡，慌在心裡，刺激到血管裡，腳步卻進一步肆無忌憚。回來之後興奮了很久，有種與體製作戰的快感，全然忘了，自己，還不過是一群孩子。所以，那個年代，大家都講政治，不過，和今天的講政治不太相同罷了。八十年代的城市，不知為何流行跳舞，大學校園裡也不例外，估計是因為這是當時接近異性最合理的方式，不像現在，鐘點房都有了，民間的舞會也就淡了。那時候辦舞會完全自由主義，到了周末或節假日，找一個小錄音機，開一間教室就可以開始，反正對燈光要求也不高。跳來跳去不過兩種舞姿，一種迪斯科一種什麼舞曲都跳成走路一樣的兩步。偶爾有人大膽地貼麵，幾天中，都會成為人群中議論的話題，議論時，有一些豔羨在其中。最瘋狂的舞會，是我們三年級實習歸來，有點兒久彆重逢的感覺，於是元旦期間，連著辦了三天舞會，最後連走路都不太會了。可我們依然不困，男同學隻好通過清晨的一場足球賽，將剩餘的荷爾蒙排空才收場。最奇妙的舞曲，是1989年春夏之交，一切已無法更改，而畢業分手又在眼前，我們竟可以在崔健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中，跳起傷感的兩步。每當想起，總是熱淚盈眶。那時的舞會，已不是為異性，而像是相互溫暖、依依不舍卻又各自迷茫不願放手的親情相聚。上了大學，不寫詩，幾乎是混不下去的，而且詩歌的盛行不分文科與理科，估計都是北島舒婷和顧城鬨的。當然也與那一代人的表達方式有關。詩，又含蓄又直率，總能擊中心頭，於是成了時代語言。不像現今的人們，都藏著掖著自己，詩歌般的表達就不合適，所以流行“啥都不說，都在酒裡”。剛入學，寫詩之前，搞了一個小調查：你最喜歡的座右銘。沒想到，全班七十多人，近四十個都寫了“走自己的路，讓彆人去說吧”！這個結果讓尋找個性的我們很受傷，於是，真開始走自己的路了，寫自己的詩就是一個開始。1989年夏天，我們最後一個暑假，我與中學時的兩位好友在家鄉的合影。表情都有些沉重而不夠歡快，但發型、耐克與彪馬鞋加上背帶褲，則從另一個側麵證明，八十年代即將結束時，物質生活已開始繁榮，也似乎預示著，從九十年代起，中國正式進入物質時代。所以當時大學宿舍裡常見的場景是，半夜總有人不睡覺，憋詩；而白天也時常見哥兒倆對坐，中間一瓶二鍋頭，下酒的菜，隻有詩。搖滾樂的到來，擊中了我們另一種需求，也似乎成了專屬於我們的表達。憋悶需要釋放，抗爭需要方式，又不能那麼直接，搖滾樂就很合適。我在北京，買的第一盒磁帶，是英國威猛樂隊在北京的演唱會專輯，不過磁帶封麵上寫著“英國瓦姆電子樂團”。據說九十年代，有記者問威猛的主唱喬治·邁克爾：“你經曆過的最不可思議的事是什麼？”喬治·邁克爾回答：“是1984年在北京辦演唱會，北京的觀眾聽我們的音樂，竟然無比安靜。”然而喬治·邁克爾不知道的是，兩年之後，這種安靜就不見了，當崔健登台唱起《一無所有》，成為了一個時代的開始，而那場演出的票，是我和同學一起去買的。在北京，我買的第二盒磁帶是邁克爾·傑克遜的《Bad》，一盒磁帶5.5元，是咬了一星期的牙並省了一個星期口糧才買下的。二十多年後，傑克遜告彆這個世界，生前圍繞他的一切爭論都煙消雲散，他再度成了神。而有趣的是，從他離世的那天起，我兒子真正走進傑克遜的音樂世界，並多次感歎：“《拯救地球》，是我聽過的最美的歌曲。”這可能是八十年代留給新世紀的又一道光影。又過去了十年，1999年，我抱著剛剛兩歲的兒子回到了母校。在這個記憶中曾經槍林彈雨的大門前，孩子若無其事地開心著。回憶，隻是身處其中一代人的事情，對下一代來說，那不過是冷冰冰的曆史，與他有何關聯？大學畢業於1989年，是一種前無古人怕也後無來者的體驗。一場特殊的風暴，讓我們的離彆，無人相送。那個時候的我們，已然很累，累到骨子裡，前途未卜，校園裡除去畢業生已無他人。還好，每一個時代，都為告彆準備了旋律。屬於我們的，是齊秦的《大約在冬季》。一次又一次地唱起，一次又一次地哽咽，一次又一次地看著火車開走，一次又一次結伴回校園。先走的人是幸福的，帶不走希望，起碼還可以帶走溫暖，苦了最後走的人，隻剩孤獨陪著上路。不幸的是，我是最後那一批。該扔的都扔了，好像帶走的行李都不多，最大的行李是記憶以及沉沉的心。我的同學中，有放棄中央電台工作以及推薦研究生資格的準夫妻，雙雙選擇離開北京去廣東安家，他們說，那裡更暖和。還有的，轉身出國，再無音訊，不知今日身在何處；而更多的人，還在國內，我們常常聯係，共同守望著共有的記憶與情感。整整二十年後，2009年春節，我帶全家去成都過年，在一個茶室喝茶時，順便逛了逛旁邊的舊書攤，突然看到一本《河殤論》。一本舊書，一本二十年前很火的書，看起來如今幾乎沒人理睬，混雜在言情和健康或勵誌類讀物中。是的，它早已被時代勸退，我拿了起來，裡麵都是熟悉的內容，我沒怎麼翻，問了價錢，發現幾乎沒漲，並沒有升值。其實，不貶值已然不錯。於是，交錢，帶回北京，此後，再也沒翻過，隻為讓它不在那舊書堆裡寂寞難過。然而，這本書，卻讓我瞬間安靜下來，如同二十年前，那個八字頭時代的最後一個冬天。當時，我在北京郊區周口店鄉鍛煉，天天打牌打哈哈，一年之中，書隻讀過兩本，《紅樓夢》和《大氣功師》。心中沒有希望，也談不上絕望，常常不知身在何處，總困卻又時常睡不著，貫穿著整個八十年代的激情與理想都已不知魂歸何處。那個冬天，空靈而平靜。一個喧鬨無比的八十年代，就在一片寂靜之中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