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已入夏，豔陽高照，熱浪滾滾，蟬鳴陣陣。大明京師內外的樹木似乎都被高溫烤得喘不過氣來，一棵棵、一株株儘是垂頭喪氣的模樣。

近年來的氣候真是越來越怪異了，冬天極寒，夏天極熱。去年冬天，運河北方段的封凍期高達百日，以運河為樞紐的商業帶停擺三月有餘，無論商家還是農家，乃至北方一些工場都叫苦不迭，蓋因為打亂了生產與商貿的節奏。

而在南方，居然連兩廣北部都發生了暴風雪，雖然為時不長，但足以令人震驚，也毫無疑問的給當地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麻煩。

如今到了夏日，則全國上下都立刻進入炙烤狀態。短短十餘日內，高務實便在內閣接到四十七府、一百一十五縣的旱災求援急奏，其中一些地區還爆發的蝗災。

水災、旱災往往不是一時可以急救，更多的是依托事前建立的水利係統進行調節。然而，大明朝在這一點上乏善可陳，大型水利工程除了治理黃河之外基本沒有值得一提的，而治理黃河無非是中國數千年來的常態，也談不上功績。

直到十來年前，高務實地位上升之後才得以推動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他的辦法說來不難，主要是在高拱當年的考課法中添加kpi項目——比如將某地官員新修或翻新加固水利項目若乾裡納入考課範圍。

當然，對於修建或翻新加固的水平，是要通過工部外派官員及當地巡按進行雙重查驗的，而戶部還可能對其中部分項目進行支出審計。

如今的大明，應對水旱兩災之能力對比十年前可謂頗有進步，但由於天氣極端異常日益嚴重，客觀來說這些水利設施也不過是杯水車薪，各項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眼下高務實能做的也隻是在賑災、移民等問題上下功夫，避免產生饑荒、激起民變等。尤其是民變。

民變不能解決任何問題，隻能加劇災荒——人都去造反了，地誰種，災誰救？無非是通過戰爭消滅大量人口，從“根子上”解決了人多地少產出不足的問題。可是，誰是那該死的人呢？那些被無辜卷入戰爭的普通人，尤其是老弱婦孺，他們難道就該死嗎？

所以，災害期間的賑濟與流民安置，被當做眼下朝廷的第一要務。至於第二要務，那就是處理蝗災問題。

高務實為此兩件大事忙碌了數月，連日本、南疆、西北的事情都關心得少了許多。在短短半個月時間裡，高務實主持召開了六次救災會議，其中兩次是禦前會議，討論救災辦法。

旱災這一塊倒是無甚多說，都是慣有的一套體係，高務實召開會議也隻是把各個地區的責任人落實到位，三令五申其救災任務要被納入考課。皇帝似乎也因為高務實的高度重視而重視起來，下旨嚴飭救災不力的四名地方官，將其中兩人發配遼東充軍，另兩人一擼到底且“永不敘用”。

接下來就是蝗災問題了。蝗災不僅威脅到了糧食生產，還會給朝廷造成了極大的威脅。首先，在蝗蟲災害頻發時，朝廷的稅收得不到保證；其次，蝗蟲爆發也極易引起暴動，因此曆朝曆代都十分關注蝗蟲治理，並製定了很多政策。

中國有記載的蝗災可能最早在周幽王時期，《詩經》中有雲“田祖有神，乘畀炎火”，可見在當時祖先們已經懂得用火來消滅蝗蟲。

不過農業社會還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由於社會生產水平低下，人們對自然界的認知能力有限，便對蝗蟲這種災害進行了神化。如孔子、董仲舒、班固等人都認為，蝗蟲災害發生的原因是統治者的惡政，他們認為蝗蟲是上天給統治者的懲罰，他們也堅信蝗蟲是“神蟲”，不能殺死。

在這種思想下，當時很多人對於蝗蟲采取了消極態度，任由蝗蟲啃食莊稼。在唐朝前期，很少出現有官府組織的滅蝗運動。

到了唐朝後期，這種思想逐漸轉變。唐玄宗時，山東爆發了蝗蟲災害，宰相姚崇主張滅蝗，雖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但最終還是得以實行。最後山東地區的蝗蟲災害得到了控製，此後，朝廷還設置了專門的“捕蝗吏”來管控全國的蝗蟲治理工作。

自此，中國古代社會對於蝗蟲災害的治理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曆代統治者推出了很多政策。而此時高務實連續召開會議，就是要將各種治理蝗災的經驗和辦法總結起來，印發下去，指導各地進行治理。

根據最後一次禦前會議商定的結果，內閣針對當前嚴重的蝗災做出如下指導：

首先完善了獎勵製度，鼓勵民眾捕蝗。如朝廷規定：凡是捕獲蝗蟲一鬥者，給錢五十文；捕獲更多者可折價獎勵明聯儲小額銀票。

同時，針對中國自古以來的宗族社會特性，以及“皇權不下縣”的特殊國情，內閣特彆規定：對於主動組織民間集體捕蝗達到一定數量者，除給予金錢獎勵之外，還考慮給予三等榮爵——即指由當地官府推薦、巡按禦史查驗之後提交內閣，內閣再票擬呈送皇帝，通過者將被賜“榮爵”。

榮爵，這是高務實半年多前才提議推出的一項新製，是對地方良紳的一種褒賞，主要是榮譽性的，當然也有一定的實惠。根據高務實的提議，這項製度大致如下：

第一等，賜以榮譽爵位，稱之為爵士，許越級服色、越級門楣、越級車駕，並準自建牌坊一處，三品以下見官不拜，而如有訴訟等務，則衙門必須立刻受理。該榮爵並非朝廷正爵，不設品級，亦不可世襲、轉贈、買賣等，身死即除；

第二等，賜以某府賢士之名，如杭州賢士某某，準其五品及以下見官不拜，而如有訴訟等務，則衙門必須立刻受理。此榮爵十年有效，不可轉贈、買賣等，身死即除；

第三等，賜以某縣良紳之名，如錢塘良紳某某，準其七品及以下見官不拜，而如有訴訟等務，則衙門必須立刻受理。此名五年有效，不可轉贈、買賣等，身死即除。

這項榮爵製度自從被高務實提議，皇帝已經同意，朝臣對此有異議的也不算多——畢竟高元輔說了，榮爵不是正爵，也不可世襲，甚至二、三等榮爵還有年限，雖然給了一些諸如服色、門楣、車駕和見官不拜的優待，但還在大家可以容忍的範圍之內。

當然，更關鍵、更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們這些官員在自家當地誰又不是士紳呢？甚至自己能讀書高中金榜，背後也可能有當地名流士紳支持，那麼現在自己當了官固然榮耀，但如果還能給親朋也弄個榮爵，豈不是好？

雖說朝廷要求這些人必須要有公認的“義舉”，還會派巡按等員查驗，但這種事還是好解決的——比如我給鄉梓修條路、挖條渠，錢也花不了多少，沒準就能弄個榮爵，何樂而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