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了做樣子後，劉徹就心安理得的接受了諸子和群臣們給自己戴上的這頂高帽子。天籟小說.|2

然後，他就問道：“既是如此，那卿等就說說看……”

“臣等所爭執者，乃是直躬案與三北案之是非……”那位法家學者拜道。

這直躬案和三北案，劉徹當然清楚，但是，他卻故意裝傻，問道：“何為直躬案？何為三北案？”

這時候，儒家再也忍耐不住——若這主動權被法家所占去，那麼，毫無疑問，儒家這一次可能要載一個大跟頭。

於是，董仲舒的另外一位弟子呂步舒立刻就出列拜道：“啟奏陛下，請容臣為陛下道來……”

劉徹自然準許——就算在如今的廷尉衙門裡，也是允許罪犯自辨的嘛！

“陛下，這直躬案，乃是春秋時期，楚國的一件盜羊案……”呂步舒深深的拜道：“如《呂氏春秋》所載：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如無信也……”

劉徹聽著，卻是露出了微笑。

“這儒家果真是深得春秋筆法神功之要啊……”劉徹在心裡歎道：“後世公知們的手段，也不過如此了……”

事實上，直躬案有多個版本。

譬如，這呂氏春秋裡的這個版本。

而呂氏春秋裡記載的這個版本，卻是所有版本裡，最美好、最溫柔，也最完美的版本。

直躬舉報其父盜羊，最終被楚王赦免。

毫無疑問，這是儒生們所需要的。

由此一來，就規避了忠孝不能兩全這個問題，更凸顯出了儒家堅持的價值觀。

但問題是——法家要與之論戰的，乃是韓非子、莊子的那個版本啊！也就是那個黑暗結局。

那個直躬舉報自己老爹盜羊，結果被令尹所殺的版本。

是以，法家立刻就暴走，那位年輕的學者，更是立刻插口，拜道：“啟奏陛下，臣與儒家所論，非此之論也！乃《韓非子》所載之公案：楚有直躬，其父盜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

呂步舒立刻就拜道：“吾未有聞此之說也，君莫要無中生有，欺君罔上！”

這個指責就太犀利了！

而且，太過於誅心，太過於自我。

就連劉徹也是眉毛微微一皺，這也是劉徹一直不太喜歡儒家的原因。

在儒家眼裡，隻有他們記載的東西，才是真的。

其他人記載的，假如有利於他，像是直躬案上的《呂氏春秋》記載的東西，他就認，而《韓非子》之中記載的故事，他卻當做看不見。

一如當年孔子整理《詩經》《尚書》，也如當初子夏筆削春秋。

這種無視神功和鴕鳥神功，劉徹曾在後世的公知身上，也見過無數次。

確實很惡心。

但，劉徹很清楚，作為皇帝，他可以用自己的意誌來間接的影響和乾預學術與思想的展，但獨獨不能親自下場，用自己的意誌取代諸子百家的意誌。

那樣的話，會起一個很壞的頭。

更會抹殺掉思想和學術的多樣性。

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會變成自己所討厭和不喜歡的人。

就像那個故事，勇士辛辛苦苦殺死了惡龍，但最終，他卻變成了新的惡龍。

所以，劉徹微微笑了兩聲，然後說道：“史書之上，眾說紛紜，卿等何必為了這諸家之彆而爭執呢？且以朕之見，恐怕，無論是《呂氏春秋》之載，還是《韓非子》之論，其本質，是一樣的吧？”

當然是一樣的！

董仲舒出列拜道：“聖明無過於陛下，《論語》有曰：葉公語孔子：吾黨有直躬者，其父壤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而這正是這樁千秋公案的最終起源之所，也是儒法數百年紛擾的關鍵所在。

直躬案，本身沒什麼了不起的。

但因為涉及了親親相隱這個儒法兩派的矛盾，在數百年來，一直沸沸揚揚。

當年，大量的儒生入秦，都被法家趕了出去，就是這個原因。

道不同，不相為謀。

董仲舒既然下場，張恢當然也就坐不住了，他微微動了動眼簾，在他左側的一位法家博士立刻就出列拜道：“啟奏陛下，臣兩千石《韓非子》博士鄧偃請奏……”

劉徹轉過頭去，看到此人，連忙道：“公請言之！”

這位鄧博士，雖然在曆史上默默無聞，但，他的弟子之中，卻是有著許多大能。

武帝前中期的多位法家乾吏，都是出於他的門下。

最有名的，莫過於鹹宣。

鄧偃拜道：“臣以為董子所言及所舉大繆也！孔子以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便是直，那臣敢問，楚君何在？楚法何顧？難道說，為了孝，連忠也不要了嗎？”

他瞪著眼睛，直視著董仲舒，咄咄逼人的說道：“敢問董子，若有人目睹其父，意欲禍亂天下，行竊國之事，此人當如何？”

這立刻就讓董仲舒啞口無言。

這也是親親相隱理論的漏洞所在。

當然，最重要的是，董仲舒的公羊派，本就不太講究什麼親親相隱。

隻是礙於孔子，不得不與法家戰之。

見到這情況，穀梁派的一位博士，立刻就出列答道：“鄧子，勿須狡辯，也不必如此玷汙我輩！”

他拜道：“陛下，臣《穀梁春秋》博士王遠可答鄧子此問！”

在得到劉徹許可後，他一揮長袖，對鄧偃說道：“若有人子，目睹其父意欲禍亂天下，行竊國之事，自可自縛其父，閉其家門，阻其惡行……實在不然，還可以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孔子稱讚，春秋曰：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誅，故曰：大義滅親是也！”

特進元老石奮也出列拜道：“啟奏陛下，臣先祖曾有訓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

嗯，這石奮的先祖，確實是那位春秋中大義滅親的主人公……

所以他出來刷一波臉，倒也無可厚非。

鄧偃卻是嘿然笑道：“公之言大善！”說著，他就對董仲舒和石奮以及王遠長身一拜，然後，圖窮匕見，問道：“若如曾子，遇其父盜羊，苦主來尋，君等何以對？是大義滅親？還是如孔子一般，坐匿其弟子之罪行，還予以粉飾之？”

這才是儒法兩派幾百年來在一個小小的直躬案上你來我往，大打出手的根本原因——因為這個案子，早就已經不在直躬之案的細節上，甚至不在直躬案本身上了。

因為，這乾係到了孔子、曾子以及曾子之父。

這個事情，是這樣的。

大約在數百年前，春秋之時，孔子周遊列國，來到一個叫葉邑的地方。

葉邑的主人，是一個叫葉公的士大夫，也就是成語葉公好龍的主人翁。

這位葉公自然很有錢，起碼，在春秋時期屬於那種有錢的名人。

而孔子師徒，周遊列國，來到葉邑這個楚國的地盤時，早就窮得響叮當了。

在這之前，孔子甚至陷於陳蔡之間，窘迫到了，弟子們偷來羊，烤熟後送給孔子，孔子不問來源，接過來就狼吞虎咽，弟子們偷來衣物，孔子同樣也不問來源，接過來就穿。

而到了葉邑後，孔子師徒雖然沒有這麼窘迫了。

但卻也好不到哪裡去。

所以，某天，一隻羊跑到了曾子的父親曾點的院子裡，自然，這隻可憐的羊被直接開膛破肚，祭了五臟廟。

但不巧，葉公知道了這個事情，於是上門找到孔子。

葉公是個要麵子的人，當然不好直接質問：你們偷了我的羊，給我個說法。

他就轉著圈子對孔子說：“我們這裡有個叫直躬的，他爹偷羊，於是將其父舉報……”

孔子自然已經通過曾子（曾參）知道了這個事情，同樣，孔子也是個要臉皮的，哪裡肯讓自己的弟子成為小偷（那樣，他豈非就成為了小偷的師傅？），於是就狡辯道：“在俺們哪裡不是這樣的，父親給兒子隱匿過錯，兒子幫父親遮掩過失，這才是真正的直率坦白，君子之行啊！”

總之，這個故事就是這樣子的。

一切，都隻是當時的特殊形式下，一場有關麵子之間的紛爭。

但，到了幾百年後的今天，這個事情，就成為了儒法之間的大問題。

甚至，成為儒墨之間百年的口水戰中的一場焦點戰役。

墨翟當年甚至諷刺孔子說：夫饑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贏鮑，則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孰大於此？

意思就是在饑餓困頓之時，不惜妄取以求生，在飽腹有餘之際，就用虛偽來粉飾自己，裝扮自己，這個世界上還有比儒生還無恥的人嗎？

順便說一句，墨翟對孔子的態度，是諸子百家的先賢裡最不屑的。

墨翟先生在世的時候，直接稱呼孔子為‘孔某’，其不屑如此，墨家的門徒自然有樣學樣。

譬如曾子，被墨家門徒稱為‘曾盜羊’，子貢、子路，被稱為‘亂貢、賊路’……

總而言之，孔門七十二賢，在墨家眼裡，就沒有一個好東西……

哦，或許有，冉求，是個特例……

但也就是如此了。

到法家，由於子夏先生的緣故，客氣了許多。

但在意識形態和屁股，以及追求上麵，卻是南轅北轍了。

這是因為儒法追求的理想不同。

儒家，要求的是恢複三代之治，以齊周政，最好把井田也複活了，這樣，儒家就認為世界將沒有混亂、戰爭、苛政。

百姓也可以相安，天下可以太平。

但法家卻認為，這是在做夢！

國家不強大，軍隊不強大，就要被人宰割。

而要國家強大，軍隊強大，就要富國強兵，為了富國強兵，就必須集權，必須用嚴密的法律和充分的物質獎勵來激勵百姓，使得人人都為了國家，為皇帝而戰鬥。

在這樣的情況下，直躬案，就變得分外的刺眼了。

對法家來說，居然有人膽敢隱匿犯罪分子的罪行？簡直是無法容忍和不能接受！

必須乾他丫！

因為千裡之堤毀於蟻穴，法家很清楚，一旦有人可以借口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那麼，遲早，就會擴大到整個家族，然後宗族。

這樣，家族利益和宗族利益，就淩駕於國家利益和君王利益之上，法律的尊嚴更會蕩然無存。

而儒家卻覺得，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是一切的核心，不變的真理。

若是一般的小罪，譬如說，偷盜、搶劫、女乾x，或者偷稅漏稅什麼的，父子、夫妻、兄弟之間當然要互相包庇和保護了。

除非此人，喪心病狂到了悍然要去破壞國家，禍亂天下的地步，不然就絕不提倡，甚至是反對家庭內部的成員檢舉他人的罪行。

另外，這也是儒生們立足的根基之一。

南方和三河地區的地主貴族們為什麼支持儒家？

還不就是儒家提倡和推崇大家族，大宗族，並且維護大家族、大宗族的利益。

但可惜……

劉徹望著儒家的這些巨頭，這些博士，這些精英們，暗自搖了搖頭。

漢室和劉氏，最討厭的就是大家族、大宗族了。

因為這會削弱國家的力量，影響國家的稅收、徭役乃至於軍隊的戰鬥力。

原因很簡單，漢室除了口賦田稅以外的其他稅收、徭役、兵役，都是按照戶口來征收的。

一個五口之家和一個十口之家的差彆，意味著國家的力量和財力減少了一半。

而一般的大家族，通常都是幾十口甚至數百人聚集在一起。

這等於，大家族大宗族是在挖國家的牆腳來肥私！

是以曆代劉氏天子，對於大家族大宗族，深惡痛絕，想儘辦法，用儘手段的將之拆散。

在政壇上，更是極力鼓吹‘一夫狹五口而治百田’的理想社會模式。

具體到劉徹身上，對於大家族和大宗族，更加不喜歡。

在他眼裡，每一個大家族、大宗族都是隱患，都是未來的定時炸彈。

恨不得全部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