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君肅對李綱道，“隋朝百姓不論田地多少都要納一樣的租，服役是免費的，服不滿二十天，還得每天交絹代役為庸。可我朝呢，所有的雜費攤派連同勞役，都一條鞭的攤入田畝中，不以丁為征稅基本，而是以田畝為基本，故此，百姓其實要輕鬆的多。”不過這樣一來，相對的，朝廷的開支其實增加了。正稅減少，各種工役沒有免費的民夫可征，還得出錢雇工，如此一來，僅僅是各地的土木工程這塊，就增加了大筆開支。修路鋪橋、水路城池，甚至是修河護堤，這些就都成了額外開支。如在淮河邊的郡縣，因淮河多水患，年年得修堤護坡，這個開支地方自己就無法負擔，必須得朝廷每年拔款。為此，朝廷如今不得不另設了幾個衙門，其中一個是運河總督衙門，負責運河的疏通維護管理，另一個便是河道總督衙門，負責的是黃河長江淮河漢江等諸江河管理。河道總管專管河湖疏浚、堤防諸事。各地的大江大河大湖，統一由朝廷的河道衙門直接管理，不再由各地方承擔，算是減輕了地方負擔，同時又由朝廷統一調度，增加管理效率。這兩個總督衙門，一年的開銷是相當驚人的，其中許多開支就是雇傭民夫做役的工錢開支。“李東閣，過去百姓常說，苛稅猛於虎，百姓苦於役，前朝之時，挖運河建東都修長城征遼東，大役不斷，百姓困苦，最後終至天下沸反。朕有感於此，方有了這兩稅之法取代租庸調稅製，又特將地方雜費攤派以及勞役，皆攤入田畝之中，以減輕百姓之苦。你說，這些難道不對嗎？”李綱無話可說，當然不說皇帝是錯的。“過去，楊堅建長安，楊廣建洛陽，隋兩朝天子，營建了東西兩京，征召了多少民夫，都是免費役使，百姓自帶乾糧前來做役，路上花費的時間有時甚至是做役的數倍，可這損失隋朝會管嗎？”“而如今呢，朝廷近幾年也陸陸續續的修複了洛陽和長安的一些宮殿，其中所用民夫並不少，但朝廷卻沒有免費役使半人，皆是出錢雇傭，百姓來做工，自願應募，吃住皆在工地上，每日還有工錢，從沒拖欠過一人工錢，百姓以勞動換得工錢，補貼家用，每人都很高興，無一人不滿怨恨。”“朝廷修複宮殿，改造城市，所費錢財，並不是直接使用國庫之錢，而是通過商業的手段運作，最後雙贏得利。就如長安城去年拆坊牆改街市，拆除舊坊牆，修排水溝、增添公廁浴室，增打水井等等，花費是不少，但最後把新建好的街市商鋪，出售或出租出去，轉手就回籠了開支，甚至還盈餘了許多。”後世的地方官員，誰都懂得城市經營，一座城市，其實就是一個巨大的商業體，經營的好，那隻賺不虧。現在羅成也開始引用一些這種理念，把過去簡單的行政手段，改成商業運營方式，如長安和洛陽這些代表城市，表現就還不錯。長安的街市改造試點，朝廷拆坊牆，改街鋪，出租出售，自己成了土地出讓者，土地開發商，最後又成了街市商鋪管理商，賺的可不是一點半點。也正因長安的這成功，羅成年前把長安府尹升調禦史中丞，幾乎沒有受到半點阻攔。他雖年輕，可政績擺在那裡。羅成對於李綱這種有些食古不化的老儒其實很瞧不起，不過他的品德教育還不錯，這也是他一直留著李綱為太子老師的原因所在，對自己的繼承人，羅成知道他能力普通，但還是希望太子能夠正派，品行端正。能力弱點沒關係，皇帝會有宰輔們輔佐執政，但若是皇帝品德不行，那國家才會有大禍。“李學士隻看到了朝廷弄來了錢，卻沒看到這錢出自哪裡，又流向了哪裡。”“學士可知何為稅收？”李綱望向皇帝，“稅收是朝廷的財政來源。”“沒錯，可你卻隻說了表層，稅收不僅僅是朝廷的財政來源，他更是治國之工具，他是財富分配，是天下安穩的根源，稅收的本質就是公平公正，但這個公平絕不是公攤。”一個朝廷得不得民心，能不能強盛，其實根源就在於其稅製。如隋朝一樣，搞人丁稅，這就是最落後的稅製，看似公平，其實是最大的不公平，這必然導致國家根基的不穩。稅收本質是什麼？是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這意味著窮人少納稅富人要多納稅，誰占據的社會資源越多，誰得到的財富越多，誰就得交更多的稅。隋朝反其道而行，兩世而亡也就不稀奇了。就根王莽篡位改製一樣，他的亡也是亡於稅製，王莽的稅製更加是空中樓閣，所以他亡的更快。“稅即國家！”羅成直接說出了四個字。無稅，就沒有國家，一個國家要維持，必然要國民繳稅。國家的體現，就是稅收。就如明末時一樣，朝廷隻能對普通老百姓征稅，官員、讀書人都不需要納稅，甚至投附到他們名下的人，也一樣免稅免役，於是，大明實際上早就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了。他隻能一再的對普通窮百姓加餉，最終結果就是農民起義，國家滅亡。為何大秦立國後更改稅製，其中重要一條就是官紳一體納糧。貴族官員可折錢代役，但絕不能免稅。皇帝可以給他們俸祿高些，甚至是門蔭等特權，卻絕不給他們免稅之特權。大秦稅法的核心，便是財產稅，而不是人丁稅。哪怕你是一個奴隸，一個伎女，甚至是一個胡人，隻要你在大秦的土地上，擁有財產，那麼你就必然得要納稅，不過是納多納少而已。“李學士，你其實可以多上上街，去詢問一下這些民間百姓，問問他們，大秦與隋朝相比，哪個時候他們更幸福。”論幸福感，羅成自信，立國僅六年的秦國，絕對比隋時更讓百姓有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