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詹事、東閣大學士李綱卻對皇帝的得意不滿，認為皇帝這是變相的剝奪敲詐商人，認為此風不可開，更不可長。“這怎麼會是敲詐呢，商人們爭奪讚助商的名額資格，雖然確實是拿錢來換這讚助商之名，可他們的付出並不是白付出，他們的收獲是很顯著的，商人言利，無利不起早。這些能成為讚助商的，哪家不是天下有名的大商團或是大商行，他們會做虧生意，還爭著做？朝廷並不強求他們成為讚助商，他們掏錢做讚助商，得到的收益是很高的。”李綱則說皇帝不當言利，不能跟商人一樣。羅成笑笑，望向崔君肅。“崔相，替我告訴李大學士，朝廷能夠不言利不談錢嗎？”“聖人，普通人家，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哪也離不開錢，至於朝廷用錢之處就更多了。去歲，朝廷兩稅收入，計粟則兩千五百餘萬石，布繃綿則兩千五百餘萬端匹，錢則四百餘萬貫。”“另有工商稅、專賣稅、市舶關稅，以及朝廷通過和買糶賣、與藩國朝貢貿易所得，共計約五千萬貫左右。”崔君肅是朝廷的大管家，他說的這些數字，自然是不會錯的，當然，這些數字，其實也是公開的，民部上奏朝廷的奏表中，都並不是保密的。“這些錢夠支出嗎？”皇帝問。從這些數字上看，朝廷收入很高，做為正稅的兩稅收入，收的粟米絹布這些實物租，並不算高，若是按照隋時的租庸調製，一丁年繳兩石租，兩千五百萬石粟，不過是一千二百來萬丁的租而已。隋強盛時可是有近九百萬戶人丁，哪怕以每戶兩丁算，也是近兩千萬丁，一人兩石那就是四千萬石粟的年租收入。實際上雖然要扣除不課戶、不課丁，但相差也是巨大的，這也是為何隋朝時的存糧能有那麼多的原因所在，均田地分的少，可租卻是按每丁百畝的標準統一收的年租兩石。當然，隋時沒有工商稅專賣之稅市舶之稅等等，也不會和買、貿易這些。而大秦朝廷重視工商，對這塊的稅收立了很好的稅製，稅收很高，之前一年鹽稅就近三千萬貫了，如今雖然鹽稅朝廷主動降了一半多，可一年也還有一千多萬貫的鹽稅，加上提高了的茶、酒、礦的稅課，使的朝廷一年專賣稅就能達到近三千萬貫。加上工商稅和市舶關稅一千多萬，然後是朝廷主導的和買、貿易等，一年的這些錢的收入有五千萬貫左右。很驚人。“聖人，朝廷收入不少，但開支也大。兩稅正稅裡的粟兩千五百餘萬石，三百萬折充絹布，添入六京庫。三百萬回充米豆，供尚食及諸司官廚等料，並入京倉。四百萬回充米轉入京，充官祿及諸司糧料。五百萬留當州官祿及遞糧。一千萬諸道駐軍糧及貯備當州倉。”“而布絹綿兩千七百餘萬端匹，一千萬入洛陽，五百萬入其餘五京，剩下一千二百萬諸道兵賜及和糴，並邊郡充官料郵驛等費。”“錢五千五百餘萬貫，其中一千二百萬貫用於償還國債券，二百萬貫用於諸道郡官課料以及驛馬，六百萬用於添充諸道郡的和糴軍糧。”“另三千萬貫用於三衙兵馬軍費開支。”李綱道，“那朝廷一年還有五百萬貫節餘？”“五百萬貫，看似不少，可用錢之地也很多，這是朝廷預留的備用錢，一旦遇戰事、水旱災情等，需要用錢的地方也多。另外，修路、築堤、建城等更是排著隊等朝廷批複拔錢。”按崔君肅所說，彆說五千萬貫，就是有更多的錢都不夠用的，現在朝廷都是卡著在用，量入為出。根據上一年的財政收入，然後製訂下一年的財政預算，再預留一點錢備用。因此，如何製這預算，錢往哪拔，也是每年府院爭執的焦點。不管怎麼爭，最後都是無法滿足各方的，因此隻能是大致平衡，各方麵都削減一些預算，駁回一些項目請求。李綱倒是有些疑惑了，為何隋時僅收租庸調的實物，沒有巨額的工商市舶貿易這些收入，卻也一樣能安穩，甚至有開皇之盛世，如今朝廷這麼多的收入，反而還處處捉襟見肘呢。“隋時，百姓人人要服二十天免費役，未服完，還要按天折絹三尺代役叫庸。隋時，以丁征租調，不論有田無田有田多少，隻要是課丁，那都是一樣的租調，一年一丁兩石粟租或絹兩丈綿三尺。”“而我朝呢，自改兩稅法後，戶分九等，貧富按差交戶稅，地稅則按畝征收，並將原來隋時的各種雜捐攤派甚至連役也攤入畝中，按畝征地稅，這樣一來，田多就多征田少就少征，無田就不征，我們還把原來義倉糧社倉糧也並入了地稅田畝中，實際算起來，每畝折的租糧就比過去要少的多。”當然，兩稅與租庸調製最大的區彆，還是這個稅率是比較彈性合理的，窮人交的稅少，富人交的稅多，而隋朝的稅最大特色，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人丁稅，按丁來收稅，有錢人跟沒錢人交的稅一樣。故此，隋朝時對於人口的普查和戶籍的控製，是最為嚴格的，隋朝統一天下後，全國人口在短時間內幾乎增加了三倍，其實就是把天下所有的隱戶等全都搜出來了。這種按丁征稅的辦法，固然征起來簡單，有多少丁就有多少稅賦，可實際上很不合理，窮苦百姓，跟那些億萬富豪們繳一樣的稅，甚至大量的官員等成為不課戶，反而不繳半點稅。隋為什麼為亡？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在於按隋朝的稅製，若是太平年歲，大家交完租調後，還能勉強過過日子。可一旦遇災，或是遇到大的勞役，那麼本就艱難的普通百姓，就可能破產，而隋朝的稅製，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往往就是大麵積的普遍性百姓破產，大量百姓走投無路，自然就隻能造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