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潛特意不是在平陽侯府，而是到了守山學宮之處來召開這個『見麵會』，自然是有他的考量在內的。在平陽侯府內，固然是斐潛的主場，可是官方的味道就太強了一些，而守山學宮從一開始，就有一些學術先鋒的味道。

不管是率先展開的經文研究，還是對於科舉的學宮內大比嘗試，都可以說是船小好掉頭的典型。

斐潛想要展開對於當下這個階段新的理論的闡述和拓展，明顯守山學宮會比青龍寺更加的適合一些。畢竟守山學宮會更純粹一些，青龍寺規模雖然更大，但是也因為規模太大，混雜的人更多，心思什麼的也就更加的複雜，難以把握。

從春秋末戰國初開始，因為周朝的製度已經『崩壞』，導致百家爭鳴，其目的一方麵固然是為了自己的國家諸侯帶鹽，另外一方麵也是探尋在周製之後，國家應該往什麼方向上去走。

而很明顯，秦國最終贏了。

秦國的勝利，也導致了在春秋戰國之時的『百家爭鳴』，最終變成了『一鳴』，華夏中央集權大一統製度，成為被驗證通過，並且強有力的國家製度。

隨後的漢唐就貫徹了這條國家製度路線，直至唐代之時，擴展到了古典封建王朝冷兵器時代的巔峰。

唐朝的騎兵，注意，是在巔峰時期，幾乎是橫掃大漠，震懾邊疆，屠外國滅番邦，便是須臾之間，但很明顯因為技術的限製，交通的不便，以及製度跟不上等原因，中央大集權製度被迫改成了地方軍政府負責製，而尾大不掉的節度府，也使得從唐中後期一直綿延到了宋明，文官挾製打壓武將就成為確保皇權穩固的唯一手段，最終導致明末原本應該抵禦外敵的免疫係統，徹底成為了細菌入侵的溫床。

同樣，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從春秋戰國開始，涉及國家製度的研討人數，實際上是在不斷的縮減的，百家爭鳴盛況不再。其主要原因依舊是大一統之後，儒家成為了核心學派，而儒家對於其他學派的壓製力，也同樣展現在了學術之中。

凡事自然有利有弊。

在封建王朝的大一統中央集權的皇權製度和學閥製度之下，華夏古代的封建王朝固然可以在開國之後穩固百年，可也因為其製度是僅僅代表了極少數統治階級的利益，罔顧了基層民眾的需求，最終導致一代又一代的封建王朝的湮滅。

當然，拋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單純談空中樓閣明顯是在耍流氓，但是同樣的，如果完全不顧基層百姓的死活，隻想著在統治階級內部進行調整和改革，利益的騰挪，清末的製憲鬨劇就是最好的榜樣。

華夏不是沒有聰明人。

就像是孔子，在春秋戰國時期，他絕對是諸子百家當中的領頭羊人物，那個仿佛被老天爺砸了一下的天坑腦門上，絕對閃耀著常人難以匹敵的智慧之光。

可是過了百年呢？

千年呢？

是古人不清楚這一點麼？

顯然不是。

可問題是除了『天授君權』之外，他們還有什麼『法寶』來維持自己統治的『合理性』？

自然是咬死牙關，絕對不可能承認賤民才是國家根基，隻能一味的強調精英才是國家的未來……

而想要打破這個鐐銬，正麵爭執顯然是不行的。

隻能是潛移默化，溫水煮蛙。

『夫生財之道，莫大於生人。故國未有以人口為累者，惟恐人之不生也。』

斐潛緩緩的說道。

這個時代，根本不需要那什麼的生育。

嬰幼兒存活率極低的年代，再沒有比添丁增口更讓人高興的事情了。

『昔之製法者，所以製國用者，必計乎人口之眾寡。蓋人之所從生者，地也；地之所由給者，人也。是以先王尚其本而輕其末，務其大而不責其小。是以生人既多，斯國之用自豐矣。』

『今之不然，士農工商，皆有所失，而天下之民，不得其所安。是以流離轉徙，而生人日少，則國用不足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仁者以財生民，不仁者掠民生財。國製，不可不慎也。製度得宜，則民生有常。製不宜，則如孔子所喟然，猛於虎也。』

『夫國之製，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必須審時度勢，因俗施宜。故古之聖王，所以能興國者，以其知道也。使之合天地之道，百姓之心，然後可以長久矣。』

『吾以為，治國之道，莫大於養民。』、

『民者，士農工商也。不偏不倚，不重不傾，方可如天之四柱，使得江山穩固，八荒靖平。』

『故民數者，庶事之所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裡，以令貢賦，以造罷用，以製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諸位以為然否？』

斐潛點了點頭，又補充說道，『此乃守山明堂，以論定高下，無關貴賤職權，諸位可暢所欲言，絕不以言論罪之。』

關於人口的議論，其實各個朝代都有。

春秋時期大多鼓勵人口增長。

儒家，黃老家，皆是如此。

但也有不同的觀念者，比如商鞅就理性地看到了人口與土地之間存在著矛盾，強調人與地的對比關係，而且這家夥還特彆注重人口調查，可謂是曆史上組織全國範圍人口調查的第一人。

然後，韓非子則在商鞅的基礎上，進一步地把人口與土地之間的矛盾視為『民爭』的根源，表示『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然後韓非子也是光有意見沒建議，他有『民爭』的憂慮，說是『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結果另外一方麵又主張通過法製來製止『民爭』。

到了唐代的時候，作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則表示人口與其相生相養論有密切聯係。韓愈認為，人們的物質生活不是自給自足的，而是要依靠彼此之間相生相養，如果有人不能用自己的勞動，為他人提供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則他對社會就是無益的。

依照這種理論基礎，韓愈進一步地將人口將原本的『四民』，按其職業分成了『六民』，並且認為農、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養的，為社會所需要。然後士是治人者，由彆人供養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對社會有益的人。而所謂僧、道二民，則不從事農工商等經濟活動，卻需要農工商供養，實質上是一種過剩的人口……

從某個角度上來看，是不是從韓愈的唐代開始，就已經有了『精英』執政的味道？

為本階級帶鹽麼，人都要恰飯麼，有什麼問題？

可是華夏真正想要強大，是能靠單一的階層麼？

尤其是靠那些所謂『精英』階層？

天寒地凍的，水確實太涼了，但是頭皮麼，還是可以涼快一下，這矛盾麼？

什麼才是『士』？

那是『土』的變形啊！

當然，也不是沒有眼光卓越的『士』，比如元代之時的馬端臨，就是華夏曆史上首次明確提出人口質量問題，並論述了其重要經濟意義的人。他表示，『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裡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城其民，民眾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

雖然說馬端臨之言，未必沒有借題發揮，抒發心中鬱悶之情，但也是華夏人口思想發展過程當中的一個重要進步，要數量，也要質量，否則那些整天不著調的說一些混賬話的癡呆之士，就算是再多，又能有什麼好作用？

台下眾人，雖然聽聞斐潛說什麼言者無罪，但是在當下明顯是要以此論來正名的時候，跳出來和斐潛做對顯然並不是什麼好主意，所以即便是斐潛讓眾人暢所欲言，可依舊是沉默一片。

斐潛看了看種。

種輕輕咳嗽一聲，然後拱手說道：『有百畝之田，所出足以食十人。今有五人焉，其國策之易也，足以養此五士矣。若口增二十，而田之所出，僅足以養十五，雖有經天緯地之才，亦難逃饑饉之苦，甚或餓殍遍野是也。雖有田增之術，然術增之有限，人增之無垠。民增故喜，然田非欲也，若田之不承，故可奈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