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在明堂之中，不僅有河東這些時日前來平陽押注斐潛的河東士族子弟，也有原本就在平陽桃山的學宮子弟，博士，祭酒。
比如種，令狐慧等。
這些人，基本上就是存在於河東之地的所謂『清流』了。
所謂『清流』，其實最開始的時候，也不能算是多壞，甚至可以說是洗滌人心的仁德之士。
而東漢，或許就是這『清流』的源頭了。
東漢末年，太學生郭泰、賈彪和大臣李膺、陳蕃等人聯合，批評朝政，暴露宦官集團的罪惡，被稱為『清流』。後來這種自發的就集合起來，漢代有，唐代也有，宋代，明代也有，清朝在末年時期，也出現了類似的政治流派。
但是，所謂清流也延伸出了三個詞，『清議，清談，空談』，後人很多時候將其混淆，但實際上並不相等。
清議，最早出現在漢末。當時的清流者，通過議論時事，品評人物，對政治施加影響。在當時黑暗的政治現實下，清議具有一定激濁揚清的作用，但也有士族子弟借此沽名釣譽。
而清談則是盛行於魏晉時期，是相對於俗事之談而言的，也被稱之為『清言』。迫於政治環境的高氣壓和社會氛圍的詭譎，當時的士族名流，不談國事，不言民生，專談老莊、周易，以虛幻度日。
而空談麼，則是特指很多東西，都停留在理論、傳播在口頭，並沒有被實踐，最終的結果是造成了政治派彆之間的口水戰，造成了國家的內鬥和空耗，結果出現了覆亡敗落的惡果……
漢代的這些清流，大體上還沒有到宋明的那麼壞，所以斐潛還是想要用一下的。
至少，在漢代的這些清流，多少還有在就事論事，在談論批判具體的事情律法，根據某人的言行來品論，而不像是宋末明末的時候，乾脆就隻是朋黨，不談實際正確與否，也不管實際人品如何，純粹的站隊不同就要一律打倒。
若說漢代清流還能做些好事，那麼等到宋末明末的清流，基本上乾的都不是人事了。
當下斐潛特意在和曹操正麵展開衝突之前，請這些所謂『清流』人士到場，目的自然是指向了這一場戰鬥的政治正確性。
眾人前來，也是明白這一點，而且對於大多數的在場的人來說，或多或少的都準備好了應該如何維護斐潛接下來的戰爭『正義性』……
戰爭是人類權力的極端對抗形式，戰爭的立場和政治密不可分。
而華夏古代戰爭的模式，明顯有更多的文明色彩。
雖然表現在外的就是單一的『仁德大義』，但是實際上蘊含的內容有很多。
這並不是儒家所決定的，而是華夏的曆史發展和環境所需所決定的。
也就是說，是華夏的需要，才讓儒家提供了學說。
這一點非常重要。
誰主，誰從，誰是主導者，誰是追隨者，如果不確定下來，打完仗一結算，好麼，為了他人做嫁衣裳……
斐潛顯然不會為了所謂『仁德』或是什麼『大義』的虛名去打，而且他也不願意讓自己的戰爭被這些『仁德大義』所限製。
斐潛沉思的時候，自然沒人敢去打攪，即便是眾人在台下枯坐，也不敢胡亂出聲。
清流要用，但是怎麼用才能用好，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像是後世自媒體，顯然對於執政官吏有監督輿論作用，但是怎麼用才能更好，而不是隨意泛濫自生自滅，顯然是一個考驗執政者能力的問題。
華夏幅員遼闊，地形複雜，山川大河分割成各種天然封閉的地區。
就算是不談關中三百裡秦川八關閉鎖，就看從雪域高原向東聳立的山脈，在層層疊嶂之下，形成了川蜀盆地這個富饒的魚米之鄉，然後從北進要翻山越嶺走棧道，從東走要乘船逆行，溯江而上。晉地的表裡河山，南越的河穀丘陵、交趾的沿海河口、雲貴的高原台地，在複雜地理的環繞下，華夏自古就是構建出了一塊又一塊的閉塞之地。
華夏各地，自春秋戰國開始，各國各郡各縣，可謂是習俗各異，如果單純靠暴力征伐，遠不足以保持長久統一。故而，需要的是在政治製度上的想象力和社會文化方麵的不斷更新，軍事力量隻能作為保證和輔助，而不能成為絕對的單一。
在許久之後，斐潛才環視一周，緩緩開口。
『丁口者，國之本也。』
『丁，賦稅也。自漢立邦，丁者納其賦稅，故為之重。』
『自古以來，聖賢帝王，莫不重此。賦稅之所得，國家之基石，衣食所係，兵甲所出。故治國者，必審丁賦之數，量入為出，以養天下。』
『口之一字，又是如何？』
『眾人皆知，若欲國泰民安，必須正其口，使之生得其所，活其所需。口多則丁眾，口寡則勢微。故善於政者，不僅重於丁賦，更重口養。此乃治國安邦之要也。』
斐潛說著，然後笑了笑，『然，知之當行之也。』
人口問題，顯然是古今中外所有社會，都會麵臨的問題。
『春秋而戰國，孔子悲鳴曰，苛政猛如虎，禮崩而國喪！』
斐潛笑得更加燦爛，『敢問諸位，可知孔子悲鳴之後，可有良政以存於世？某知孔子有為政以德之論，然可有類管商之行於民製乎？丁口之論，當之何如？』
沒錯，孔子的《論語》之中，就有專門一個篇章是說『為政』的，但是這個篇章麼……
比如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句話就是『為政』篇內的，然後這句話跟『德政』二字有什麼關聯麼？
大概是『老夫走過的路吃過的鹽』，類似如此巴拉巴拉，所以你們這些小年輕就要聽老夫這『知天命』的……
不得不說，孔子對於執政者需要『仁德』，是有非常重要的思想指導意義的，也是整個儒家所存的根基，換句話說，就是儒家的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幫助執政者『仁德』的進行治理國家。
嗯，這僅僅是孔子認為的，儒家存在的意義，以及相應的合格的執政者。
因為曆史上也已經展現得非常清楚了，孔子的理想化根本就不存在，不管是國君還是儒家子弟，確實也有可稱之為『仁德』之人，可絕大多數都和『仁德』沒什麼關係，隻是披著一層外衣在行齷齪之事而已。
後世一些理論之中，也常常將一個朝代的興衰歸咎於封建帝製，社會腐敗，土地兼並等等。這也確實有些道理，但是這些個結論往往是過於簡化，以至於在其中有很多東西都被缺失了，被掩蓋了。
比方說為什麼在封建王朝開始的時候，建國之初的君王和大臣，明明出身都是下層階層，也不見得有多麼高深的學問，可偏偏就能開邦建國了，而那些朝代之末的皇帝，從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學習了很多經文，可偏偏最後不是所謂的庸庸無碌之徒，就是荒淫殘暴之輩？
這論點要是真成立的話，簡直不僅是在扇儒家的臉，更是在孔聖的神像上拉屎啊！
沒係統的學習儒家的人開國了，然後那從小學到大的飽學之士卻亡國了……
關鍵是儒家子弟還將這一套說辭奉為經典。
很明顯，帝王能力的隨機性和現實的規律性之間，是相矛盾的。
斐潛的這個言論，明顯就讓這些人有些不適應。
『敢問諸位，所謂「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當如何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