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個子警探一邊開車，一邊煩躁地揉著肚子，然後又扯了一下衣領。隆恩·塞利托開著一輛沒有警察標記的福特維多利亞皇冠車。凱瑟琳·丹斯領會了他剛才這種身體語言的含義——她在加州開的也是這款警用車輛——車子急速穿過紐約的街道，頂燈閃爍著，但是沒有拉警報。剛才她在出租車裡接聽的電話就是塞利托打來的，讓她再幫他們辦一次案。“我知道你要趕飛機，也知道你得回家，但是……”他解釋說，他們發現了一家可能出售過犯罪現場留下的時鐘的商店，希望她能詢問一下店主。雖然希望很渺茫，但仍有可能這個店主就是鐘表匠本人。調查組希望得到她關於此人的判斷。丹斯答應這個請求之前先短暫權衡了一下。暗地裡，她曾因為過早離開林肯·萊姆的房子而後悔；就算不是她自己調查的案子，她也不喜歡撇下未結的案子就離開。於是她讓出租車掉頭，返回萊姆家，隆恩·塞利托正在那裡等著她。這會兒他們又出發了，坐在塞利托的車裡。丹斯問：“是你出主意給我打電話的，是不是？”“那又怎麼樣？”塞利托問。“這不是林肯的主意。他不清楚我能幫上什麼忙。”塞利托猶豫了一秒鐘，但丹斯已經捕捉到了這一閃而過的信號。塞利托說：“你在詢問那個證人的時候乾得不錯。就是那個科布。”丹斯微笑著說：“我知道我乾得不錯。但是他不知道我能做什麼。”塞利托又停頓了一下。“他更喜歡物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弱點。”警探笑了一聲。他按響警報器，加速衝過了一個紅燈。塞利托開車的時候，丹斯一直觀察著他，注意到他的雙手和眼睛，還仔細聽他的聲音。接著她就開始了表意學評價：塞利托真的一心想將鐘表匠抓捕歸案，而且他辦公桌上的其他案件毫無疑問已經像蒸汽一樣毫無價值。另外，她還注意到他昨天聽課時的情景，當時他很頑固，也很機靈，為了理解一個問題，或者為了學會一種審訊技巧，無論花多長時間，他都不在乎；如果有人變得不耐煩，那麼這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他精力充沛，令人緊張，但又不同於艾米莉亞·薩克斯，因為後者會傷人。他會習慣性地抱怨，但從本質來說，他是一個十分容易滿足的人。丹斯經常不自覺地對他人進行分析。一個姿勢、一個眼神、一句無意的話，這些都成為她的神奇拚圖中的一塊圖案，而整個拚圖其實就是人本身。她也可以隨心所欲地停止這種分析行為——外出喝意大利皮諾葡萄酒或美國金黃啤酒，卻還要為一起喝酒的朋友作表意學分析，這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兒(對朋友們而言，這樣做更沒有意思)。但有時她的想法會從腦海裡漫溢出來；凱瑟琳·丹斯的為人決定了她會有這樣的習慣。癡迷於人類的世界……“你成家了嗎？”塞利托問。“是的，有兩個孩子。”“你丈夫是乾什麼工作的？”“我是個寡婦。”因為丹斯的工作就是分析不同語氣產生的不同效果，所以她故意用一種特殊的方式來講這番話，既有些隨意，又有些悲傷，對方會覺得說話人不願多談這個話題。但如果對方是女性，則會抓住她的胳膊，表現出同情，勸她多說幾句；塞利托則做出了男性常有的反應：低低地說了一句真誠卻不自在的“真遺憾”，然後就轉移了話題。他開始談論起他們關於這起案子所找到的最新的證據，還有一些線索——其實也算不上什麼線索。他很喜歡開玩笑，語氣也很生硬。啊，比爾……你知道嗎？我覺得你會喜歡這個家夥的。丹斯知道，自己已經喜歡上這個警探了。他告訴丹斯，這家商店可能就是那些時鐘的來源。“我是說，我們認為霍勒斯坦不會是罪犯。但那並不意味著他就沒有乾係。你知道的，這次行動有可能很危險。”丹斯說明了自己的情況：“我可沒有武器。”美國有非常嚴格的法律來約束警察跨轄區攜帶槍支，大多數警員都不能將武器從自己的所在州帶至其他的州。不過這也沒什麼要緊的；除了在射擊場上，丹斯從未開過她的格洛克手槍，而且她希望自己在退休聚會上仍能保持這樣的紀錄。“我會緊跟著你的。”塞利托寬慰她說。霍勒斯坦鐘表店位於一條蕭條街區的中段，緊挨著一些批發商店和倉庫。丹斯掃視了一下這個地方。大樓正麵滿是退了色的油漆，汙跡斑斑，但是透過霍勒斯坦商店的櫥窗，隔著裡麵粗大的鋼筋防盜條，丹斯仍能看見店裡陳列的精美鐘表。當他們走到門口時，丹斯說：“如果你不介意的話，警探先生，由你來出示證件，我來負責詢問。可以嗎？”有些在自己地盤上辦案的警察會因為她接手調查主動權而心生芥蒂。不過丹斯發現塞利托不是這種人(他的自信心大得驚人)，但是她仍需要事先問一下。塞利托答道：“你知道的，這是你擅長的行當。我們就是為了這個才請你來的。”“我會對你說一些聽上去有些奇怪的話。但這是我計劃中的一部分。現在請注意，如果我覺得他就是罪犯，那麼我就會將身體向前傾，同時將手指纏繞起來。”這種姿勢會讓她顯得更加脆弱，所以能讓凶手在潛意識中放鬆警惕——使其不大可能動用武器。“如果我認為他是清白的，那麼我就會從肩膀上取下挎包，將它放在櫃台上。”“明白。”“準備好了嗎？”“我跟在你身後。”丹斯按了一下門鈴，蜂鳴器響了一聲，門開了。他們走進店內。地方不大，擺滿了各種各樣的鐘表：高大的始祖級時鐘，外形相似、但尺寸較小的台式鐘，帶有鐘表的裝飾性雕塑，時髦的現代鐘，還有一百多種其他的鐘，再加上五六十款古董表。他們走到商店的後半部分，看到一個矮壯的男人，頭發掉得差不多了，大約六十歲左右。這人正站在櫃台後麵，謹慎地看著他們。他坐在一套被拆散的時鐘機芯前麵，正在進行整修。“下午好。”塞利托說。那人點了點頭。“你好。”“我是警察局的塞利托警探，這位是丹斯探員。”塞利托出示了他的警察證件。“你就是維克多·霍勒斯坦嗎？”“是的，”他取下一副配有高倍放大鏡的眼鏡，看了一下塞利托的警徽。他笑了笑，但是笑容隻出現在嘴角，眼神裡卻沒有笑意。然後他和兩位警察握了手。“你是店主嗎？”丹斯問。“店主，沒錯。兼任主廚和酒瓶清洗工。我開這家店已經十年了。沒挪過地方。將近十一年了。”這是多餘的信息。通常表明說話人有詐。但也可能因為突然看見兩個警察，他感到有些緊張。表意學中有一條最重要的規則，那就是單一的姿態或行為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無法根據孤立的表現來準確地判斷彆人的反應，相反，隻有通過觀察“症候群”——例如雙臂交叉這樣的身體語言必須要結合調查對象的眼神交流、手部運動、語氣以及說話的內容和遣詞造句的方式，才能具備參考價值。為了使某種行為有意義，必須使它在重複出現相同刺激的情況下保持一致。凱瑟琳·丹斯曾在講座中說過，表意學分析不是壘球中的“本壘打”；它應該是一場高水平發揮的完整比賽。“我能幫什麼忙嗎？兩位警官，嗯？是不是附近又發生了搶劫案？”塞利托看看丹斯，她沒有作答，隻是笑了笑，然後四處張望一下。“我這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鐘。”“做了很久的鐘表生意了。”“這些都是用來出售的嗎？”“給我出個價吧，彆讓我虧本。”店主笑了一聲，然後說，“說真的，有些鐘我是不賣的。不過大多數當然還是要出售的。嗨，這好歹是家商店，是不是？”“那座鐘真漂亮。”店主看著她所指的那座鐘。那是一款鍍金的19世紀末新藝術風格的時鐘，鐘麵設計很簡單。“塞思·托馬斯的款型，1905年造。風格很時尚，走得也很準。”“一定很貴吧？”“三百美元。表麵隻是鍍金，而且是大批量生產的……呃，你想看貴的嗎？”他指著一款陶瓷鐘，上麵有粉紅、藍色和紫色的裝飾，還有鮮花彩繪。丹斯覺得這款鐘過於豔俗。“它要貴上五倍。”“啊。”“我看出了你的反應。不過，在鐘表收藏界，你覺得豔俗的貨，在彆人眼裡，它可就變成了藝術品。”他微笑著說。霍勒斯坦的謹慎和擔憂仍沒消失，但是他漸漸削弱了防衛心理。丹斯皺起了眉頭：“到了中午，你怎麼辦？戴上耳塞嗎？”對方笑了一聲。“至於其中大部分的鐘，你都能把報時裝置關上。那種模仿布穀鳥叫的報時聲音真讓我發瘋。請恕我直言。”她又問了一些關於店裡生意的問題，收集了店主所表現出的大量姿態、眼神、語氣和用詞——形成了關於這個人的行為的基準模型。最後，她仍保持著一種對話式的語氣問道：“先生，我們想了解的是，最近有沒有人買過兩隻這樣的鐘？”她給他看了一張關於阿諾德產品工廠出產的時鐘的照片——就是遺留在犯罪現場的那款鐘。店主盯著照片仔細地看著，這時丹斯也在注視著他。他的臉色很平靜。丹斯覺得對方看照片的時間太長了，說明他在腦海中進行思想鬥爭。“我記不得了。我賣的鐘表太多了，請相信我。”推說自己記憶力不好——這說明對方是一個有欺騙性的人，而且正處於抵賴的壓力狀態，就像上次那個阿裡·科布所表現的那樣。他的眼睛再次仔細地掃視這張照片，似乎想幫忙，但是他的肩膀卻向丹斯這邊稍稍傾斜，低著頭，語調抬高了一些：“不記得了，我真的不記得了。對不起，我幫不上忙。”丹斯覺察出對方在欺騙自己；這不僅體現在他的表意學特征上，而且體現在他的認同反應狀態(在他的情形中，這表現為一張不露情感的麵容，而這與他的基準表情不一致)；他很有可能知道這款鐘。不過，造成他撒謊的原因，是因為他不想牽涉到案件之中，抑或是因為他認為自己將時鐘賣給了罪犯，還是因為他自己也是謀殺團夥的成員呢？丹斯在想，我應該將雙手交織在麵前，還是把挎包擺在櫃台上呢？在判斷對方的人格類型時，丹斯曾將早前詢問過的那個不願合作的證人——阿裡·科布——歸為外向性格；霍勒斯坦正好相反，屬於內向性格，他的決定都是建立在直覺和情感基礎上的。她之所以對這個鐘表商有這樣的總結，是因為他對自己的鐘表情有獨鐘，而事實上他也隻是個擁有中等財富的商人(他寧願出售自己鐘愛的藏品，也不願進行更大規模的市場營銷來賺取更大的利潤)。要想讓性格內向的人講出實情，丹斯必須和他產生情感的紐帶關係，讓他感到舒適。如果向逼迫科布那樣對付鐘表商，則隻會令他立即噤若寒蟬，閉口不談。丹斯搖了搖頭。“你是我們最後的一線希望了。”她歎了口氣，瞥了一眼塞利托。托上帝的福，這次他配合得很好，擺出一副失望警察的神態，苦笑著不住地搖頭。“什麼希望？”霍勒斯坦問。“那個買這些鐘的人犯下了非常嚴重的罪行。而這鐘是我們唯一真正的線索。”霍勒斯坦臉上堆滿了關切的神情，這似乎是真的，但是丹斯曾遇見過許多出色的“演員”。她將照片放回挎包。“那些鐘是在被他殺死的受害者身邊找到的。”霍勒斯坦的目光凝固了片刻。我們找到的這個店主在壓力下已經變得不堪重負了。“謀殺案？”“是的。昨天夜裡有兩個人被殺死了。留在現場的時鐘可能是為了傳達某種信息。我們還沒有搞清楚。”丹斯皺起了眉頭，“整個案件都非常撲朔迷離。如果我想謀殺什麼人，又要在現場留下某種象征物，那麼我不會將這東西藏在離受害人三十英尺遠的地方。我會把它放得更近一些，放在顯眼的空地上。所以我們還沒弄明白凶手的用意。”丹斯仔細地觀察對方的反應。針對她剛才故意說錯的情況，霍勒斯坦的反應與任何不知情的人的反應是一模一樣的，即對這起悲劇僅僅做出搖頭的反應，而沒有其他表現。如果他是凶手，那麼他很可能做出一種認同反應——通常集中表現在眼部和鼻子上——顯示出她的描述不同於他對事實的掌握。他也許會想到：我的確將東西擺在屍體旁邊了；怎麼會有人將它移走呢？和這種想法同時出現的，有可能是非常具體的姿勢和身體語言。一個騙術高明的說謊者可以將這種認同反應降低到最低限度，以至於大多數人都無法感知出來，不過丹斯的覺察能力像雷達那麼靈敏，所以她覺得鐘表商通過了她的測驗。她確信對方沒有在犯罪現場出現過。於是她將挎包放在了櫃台上。隆恩·塞利托將手從臀部移開，之前他一直把手放在那兒，隨時準備拔槍。不過丹斯的工作才剛剛開始。他們認定鐘表商不是凶手，但是他一定知道一些內幕。丹斯決心挖出這些情報。“霍勒斯坦先生，那些受害人死得非常慘。”“等一等，他們的死訊已經見報了，沒錯。有一個人是被砸死的嗎？還有一個人被扔進了河裡。報紙上已經報道了。”“是的。”“還有……那隻鐘也在那裡嗎？”他差點就說成“我的那隻鐘”了。但他還是改了口。丹斯告訴自己要像釣魚那樣小心。她點了點頭。“我們認為他還要繼續害人。正如我所說的那樣，你是我們最後的希望了。如果我們不得不去查找其他那些可能向他出售過時鐘的經銷商，那得等上好幾個星期。”霍勒斯坦的臉上流露出不安的神情。人臉上的不安神情是很容易覺察的，但是引起不安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情感——同情、痛苦、失望、悲傷、尷尬——如果調查對象不願主動交待實情，那麼隻有通過表意學分析才能揭示出這種不安的情感根源。凱瑟琳·丹斯這會兒仔細地分析著對方的眼神，同時發現他用手指輕撫著麵前的時鐘，嘴唇舔著嘴角。突然，她明白了：霍勒斯坦呈現出的是一種在逃避和抗爭之間作出抉擇的反應。他感到恐懼——因為他自身難保。明白了。“霍勒斯坦先生，如果你能想起什麼可以幫助我們的事情，我們可以保證你的安全。”她瞥了一眼塞利托，後者也點了點頭。“哦，你放心好了。必要時，我們會在你的店外安排一名警員。”神情沮喪的鐘表商把玩著手中的一把微型鐘表螺絲刀。丹斯又把照片從挎包裡拿了出來。“你能再看一下嗎？看看你是否能記起什麼。”但他已經不需要再看了。他的身體向下陷了一些，胸口向後縮著，頭卻向前探出。霍勒斯坦旋即轉入了認罪狀態。“對不起。剛才我撒謊了。”這是很難聽到的話。丹斯曾給他機會為自己辯解，例如聲稱自己剛才看照片時看得太快了，或者說自己剛才頭腦有些迷糊。但是鐘表商卻沒有這樣辯解。不用再繞彎子了——已經到了供認階段，就這麼單純而簡單。“我從一開始就知道時鐘的事情。不過，問題在於，他威脅我說，如果我告訴任何人，他就會回來，就會傷害我，他會毀掉我所有的鐘表，我的所有藏品！但是我不知道任何關於謀殺的事情。我發誓。我覺得他隻是個怪人。”他的下顎在顫抖，一隻手也伸進了剛才在修複的時鐘外殼內。丹斯將這個姿勢解釋為他正在拚命地尋求撫慰。她同時也發覺了其他的情感。表意學專家必須要判斷出，針對所提的問題，或者他們所聽到的事實，調查對象的反應是否合適。霍勒斯坦因為謀殺案而感到不安，而且因為自身的安全和財產問題而感到恐懼，但是和他們所談論的話題相比，他的反應顯得有些誇張。正當她想進行深入探究的時候，鐘表商解釋了他為何如此擔憂的原因。“他每次殺人都會把這些時鐘放在現場嗎？”塞利托點了點頭。“嗯，我得告訴你們。”他的聲音顯得很緊張，然後低聲繼續說道：“他不止買了兩隻時鐘。他一共買了十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