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永離開武昌兩個月後，一道關於廢除大阿哥的上諭頒發下來。張之洞心裡欣慰：太後儘管糊塗迷誤過一段時期，但畢竟還是醒悟過來了。是的，這次親身遭逢的巨變，的確給一向自以為了不起的慈禧以深重的創傷和刻骨的刺激，嚴酷的現實迫使她不得不自我反省，也迫使她不能不承認自己的失誤。為了挽回喪失殆儘的人心，維護自己搖搖欲墜的至尊形象，在西逃的路上，她便指示跟從的軍機大臣草擬以皇上名義下達的“罪己詔”。又在批準和約的上諭裡再次表示“自責不暇，何忍責人”的沉痛心情。在所有痛定思痛的奏章中，慈禧最看重的是朝廷奉為客卿的英國人赫德所上的條陳。這位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近四十年的洋人，以極為誠懇的語言勸告太後，西方各國決不是要中國的國土和人民，隻是希望中國改弦易轍，實行新政，奉行和他們一樣的國策。赫德請太後早日回鑾，今後隻要認真實行改革，中國是可以富強的；中國富強了，與世界各國也就相安無事了。慈禧完全接受這位洋朋友的建議，一麵籌備回鑾北京的準備，一麵籌謀實行新政，並明詔國民：“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為日星之照世，而可變在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來，代有興革，大抵法積則弊，法弊則更，要歸於強國利民而已。”又要求各軍機大臣、六部九卿、各省督撫及出使各國大臣，取外國之長，補中國之短，參酌中西政要，對有關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等方麵，向朝廷提出有關變法改革除舊布新的建議。一時間，仿佛戊戌年的“百日維新”之劇又重新上演，隻是戲中的主角由皇帝變成太後而已！庚子年的這場慘變，任何一個稍有愛國之心的中國人都會痛心疾首，任何一個稍有頭腦的中國人都知道，要想不亡國滅種，隻有變法一條路。相對於兩年多以前的那個夏天來說，這次的變法，在表麵上已經是沒有反對派，大家鹹與維新了。在新一輪的變法高潮中，最為積極也最為朝野看重的封疆大吏，當首推既有新政實質、又有“中體西用”理論主張的湖廣總督張之洞，次則為對辦局廠辦新軍有興趣的碩果僅存的湘軍元戎兩江總督劉坤一，另一個則是辦新軍大有成績，又在鎮壓拳民中嶄露頭角的山東巡撫袁世凱，他們都在組織一批智囊文膽，切磋研討關於變革方略的文稿。袁世凱多次向張之洞寫信，以晚輩自居，請他牽頭，選擇幾個有影響的督撫會銜上奏，共同提出關於新政全局的建議來。因為有吳永的那番話，張之洞不理睬袁世凱的示好，而主動與劉坤一聯合，希望以他們兩人會銜的形式，提出改革方略。戎馬一生一向以戰功自炫的劉坤一，晚年親眼目睹湘淮軍在洋兵麵前屢戰屢敗的現狀，真是痛心不已。洋兵打進京師，帝、後棄逃，在劉坤一看來，這無異於亡國，是軍人的奇恥大辱。他欣然讚同張之洞的建議，願意為中國的複興，與張之洞一起擔當這個重任。經過兩三個月的起草修改審訂的過程，關於新政的三個奏折產生了。第一個折子名曰《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此折提出變法圖強，以人才為先的主張，指出中國不貧於財，而貧於人才；不弱於兵，而弱於誌氣。並提出育才興學四條辦法：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舉，停置武科舉，獎勵遊學。第二個折子名曰《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此折從十二個方麵提出對中國舊的法規法則加以改革，即提倡節儉，打破資格限製，停止捐納，考核官員並增加俸祿，改進官員詮選，取消書吏和差役，改善刑獄，籌八旗生計，裁撤屯衛、綠營等等。第三折名曰《遵旨籌議變法謹采用西法十一條折》，提出應當采納的切實有用的西法有：廣派官員出國考察，編練新軍，改良農業，提倡工藝製造，製訂有關礦業鐵路商業交涉等法律，貨幣改用銀元，征收印花稅，推行郵政，多譯各國書籍等等。第二折的除舊和第三折的布新，都審慎地遵循張之洞的中體西用的理論：關於本體的方麵，即中國的綱常名教、倫理道德，仍得堅持，不能改變；西法西藝，均作為功用而被引進，以促使本體的健壯強大。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江楚會奏三折”。它以形式上的溫和中庸，內容上的切實可行，時間上的恰到好處，上奏者的地位資望，獲得了以慈禧為首的朝廷執政者的一致認可，成為事實上的新一輪新政的實施大綱。這些變法設想，通過以後的一連串上諭，向全國各地陸續頒發推行。張之洞趁著這個大好時機，加速發展湖北的洋務事業，在兩湖各府縣廣設各式新學堂，大量派遣官費生赴日本留學。他又在湖北擴大新軍。湖北新軍按全國統一軍製，將軍隊編為一鎮一混成協，即第八鎮、第二十一混成協，共有官兵一萬五千餘人，全部用新式槍炮及西洋器械裝備，聘請德、日教官充當軍隊教習。配合新軍建設，又在武昌辦起將弁學堂、武備普通中學和陸軍小學堂。這三所軍校擔負起培養新軍各級武官的責任。與此同時，張之洞又擬在武昌創辦火柴廠、水泥廠等工廠。辦學堂，辦新軍，辦工廠，凡有興作，第一步便是籌措資金。到處需要錢，到處都向總督衙門伸手要銀子。“銀錢”兩字，令他焦急，令他憂慮。再一次“銀錢短缺”的重荷，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他多麼盼望能有點鐵成金之術：頃刻之間，他的麵前便可出現金山銀山。他甚至幻想過，能在哪一處施工現場，突然發現前人埋在地下的金窖銀庫。當然，這都是不可能的事。懷著滿腔洋務宏圖的湖廣總督，從哪裡去獲得眼下所急需的大批資金呢？這一天，陳衍來到簽押房。他對麵有愁容的總督說：“卑職知香帥為資金一事苦惱，願向大人獻一奇策，可立解燃眉之急。”張之洞頗為疑惑地望著這位瘦小的八閩名士，見他一臉正經，不像說笑話的樣子，弄不清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張之洞似笑非笑地說：“你有辦法可立刻籌集一批大的銀錢？”陳衍點頭：“是的，不出兩個月，您可得二十萬兩銀子，半年光景，您可得七十萬兩銀子。”張之洞問：“你是去借錢？”陳衍搖搖頭：“不是借。現在借錢利息都很高，何況也借不到這麼多。”張之洞盯著陳衍的眼睛：“你想去學梁山泊的草寇，打劫生辰綱？”陳衍哈哈笑起來：“香帥真會取笑。太平世界，朗朗天日，我一個弱書生怎敢打劫彆人的金銀！”張之洞也笑了，說：“那你的奇策是什麼？”陳衍收起笑容，正經八百地說：“我的奇策，既不靠借，更不靠搶，它靠的是真實的學問。這門學問，洋人稱之為貨幣金融學，我已經研究這門學問多年了。”張之洞驚道：“看不出，石遺，我原來以為你隻鑽研詩話學，想不到你對西學也有研究。”陳衍說：“我的家鄉福建侯官，雖不如廣州、香港等地，卻也因地處沿海而得風氣之先。自林文忠公以來，侯官研究西學已蔚然成風。我曾偶爾得到幾本西洋人所著的貨幣和金融方麵的書籍，便被這門學問所迷住，多年探索，頗有心得。”張之洞聽陳衍這一解釋，知他不是走的野狐禪一類的歪門邪道，遂認起真來：“你說說，你有什麼好辦法，若真的行之有效，你可為湖北的洋務立下一大功。”陳衍說：“這個辦法其實也簡單。湖北現有兩台您從廣州帶來的鑄銀元機，就用這兩台機器，鑄造一種新的貨幣即銅元，每個銅元合銅二錢七分，由總督衙門規定，一個銅元值十文製錢。如此，湖北銀錢短缺之圍可立解。”張之洞一邊摸著胡須，一邊將陳衍這番話在腦子裡思考著：“我弄不明白，你這是玩的什麼把戲，為何將製錢換成銅元，就能立即生財？”“香帥，容卑職慢慢解釋。”陳衍知張之洞雖熱心推行新學，其實是連新學的門檻都沒進的人，於是耐心地剖析，“香帥，您是知道的，一兩銀子可兌換一千文製錢，一千文製錢重八斤，也就是說一千文製錢是用八斤純銅所鑄成。八斤即一千二百八十錢，也就是說，一文製錢含銅一錢二分八，將近二個製錢便可鑄一個銅元，這個銅元當十個製錢用，剩下的近八個製錢便是總督衙門所賺的了。十文賺八文，一兩銀子可賺八百文，百萬兩銀子可賺八萬萬文製錢，將這八萬萬製錢再換成銀子便可得八十萬兩銀子。我估計湖北一省半年市場銀子流通量大約有百萬兩，當然這種計算是個概數，其實要兩個多製錢才能鑄一個銅元，再打個八五折，恰好近七十萬兩。一年下來，可得銀子一百三四十萬兩。香帥，拿這筆銀子，你辦什麼洋務不成？”聽陳衍這麼一說，果然這一百三四十萬兩銀子的得來並不難。鑄銀機器確實是現成的，早在光緒十五年張之洞通過鄭觀應從香港購買了兩台。廣東省是大清國第一個鑄造銀元的地方，張之洞也便成了有史以來中國第一個鑄造銀元的官員，如果能在湖北最先鑄造銅元，那不又成了中國第一個鑄造銅元的人？一向敢為天下先的湖廣總督被這個念頭所激動，大為興奮起來。但是，張之洞畢竟對貨幣金融學沒有研究，這是樁關係千家萬戶生計的大事，不能草率，他想多方聽聽意見。於是，拍了拍陳衍的肩膀說：“石遺，你這個想法很好，明天一早我在議事廳召開會議。你今夜好好準備下，明天當著眾人的麵詳細說說，讓大家一道來參謀參謀。”第二天上午，督署衙門中西兩文案房的一批有頭臉的幕僚集會於議事廳，聽陳衍講他的“以一當十”的融資奇策。陳衍以詩人的氣質，帶著濃烈的情感色彩，眉飛色舞地將他的奇思妙想當著眾人的麵演說了一番。他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個多鐘頭，滿心期待幕友們對他的鼓掌讚揚。不料他的話音剛落，辜鴻銘便用手指著他的鼻尖，臉朝著張之洞說：“香帥，陳石遺乃大奸大惡。我想請你先取下他的頭來，再容我批判他這個惡毒的奇策。”陳衍頓時嚇得麵如土色，眾幕僚也被辜鴻銘的這一手所鎮住。張之洞板起麵孔說：“湯生，你這講的什麼胡話！幕僚議事，誰都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我如何敢要他的頭？石遺的想法惡毒在哪裡，你說給我聽聽嘛！”辜鴻銘指鼻尖的手放了下來，兩隻灰藍眼睛狠狠地盯了陳衍一眼說：“香帥既不肯取你的頭，就暫且讓它留在你的脖子上吧！”眾幕僚被辜鴻銘的表演弄得笑了起來。辜鴻銘卻沒有笑，他尖起喉嗓，大聲說：“陳石遺此計，乃真正的殘害民生的壞主意、惡念頭。他也不想想，老百姓沒有了製錢，有幾多不方便，都用當十的銅元，難道到醬園裡去買塊醬蘿卜，到針線鋪去買根針，也要用一個銅元嗎？久而久之，一個銅元便變成一文製錢用了，物價不就漲了十倍嗎？到時候，香帥不取陳石遺的頭，老百姓會剝陳石遺的皮的！”看著陳石遺在辜鴻銘的斥罵下，那副灰頭灰腦的模樣，眾人又免不了笑起來。剛入幕不久的鄭孝胥說：“製錢並沒有收儘，還可以用嘛！大錢小錢一道用，買醬蘿卜、針線就用小錢嘛！”鄭孝胥與陳衍同為福州人，又是詩友，曾在日本領事館裡做過事，精通日文。年初由陳衍介紹進了幕府，張之洞對他也很器重。辜鴻銘說：“蘇戡，你不知香帥的脾氣。有這麼好的生意，香帥豈會不大做特做。要不了三年，湖北市麵上就看不到製錢了，哪裡還有什麼大錢小錢一道用！”在督署裡，惟一敢當麵批評張之洞的，便隻有這個混血兒，其他人都沒有這個膽量。大家偷眼看了看張之洞，見他臉上並沒有生氣的神態，知道總督的心思或許已被辜鴻銘所說中。張之洞朝大家掃了一眼說：“諸位都說說，陳石遺的這個辦法可行不可行。”又對著梁敦彥說：“崧生，你在美國多年，於美國的貨幣金融應有所了解，談談你的看法。”梁敦彥思忖片刻說：“石遺的這個主意，本質上屆於通貨膨脹。”“什麼是通貨膨脹？”張之洞打斷梁敦彥的話。“西洋各國已普遍實行紙幣，紙幣的印刷權利掌握在政府的手裡。貨幣的發行量與實際需要量平衡，市場則穩定，若發行量超過了實際需要量，則造成貨幣貶值，物價上漲。這種現象，金融學稱之為通貨膨脹。”張之洞點點頭說：“如此說來，通貨膨脹不是個好東西了。”“對老百姓來說，顯然不是好事，但對政府來說，則有它有利的一麵。”梁敦彥繼續說，“政府財政有了虧欠，或是政府準備辦一件大事需要一大筆款子，用這種辦法可以彌補虧欠，或籌措資金。”陳念扔接著梁敦彥的話頭說：“說穿了，就是政府通過這個辦法從老百姓手裡緊集一批錢來。說得好聽點，就是政府身上的擔子，讓全體老百姓來分擔。”張之洞聽到這話高興了：“我們現在也正是這樣。總督衙門的擔子，要湖廣兩省的老百姓一道來分擔。看來陳石遺的主意可行。”梁敦彥皺了下眉頭說：“政府做這種通貨膨脹的事，得有兩個條件：一是政府所辦的事，必須是為了全體百姓的利益；二是老百姓都能體諒政府，支持政府，願意與政府來共當擔子。”梁鼎芬一直沒吱聲，他是在揣摸張之洞的心思，現在他已經完全明白了，於是開口：“我看崧生說的這兩個條件我們都具備：香帥辦洋務，完完全全是為了我們大清國，為了湖廣的富強，是為老百姓謀利益的大好事，湖廣百姓也是完完全全體諒支持香帥的。香帥你就定下吧，按石遺的主意辦。”張之洞望著梁鼎芬點了點頭。梁鼎芬見香帥讚許他的話，心裡很得意。辜鴻銘討厭梁鼎芬這種當麵諂媚的作風，說：“香帥，恕我說句直話，你辦洋務的確是為了國家富強。國家富強了，老百姓的日子就好過，歸根結底，辦洋務是為了老百姓。但是，要說老百姓眼下都體諒支持你，這種說法我不敢苟同。老百姓都是隻顧眼前利益，看不到長遠利益，在沒有得到實利之前，要說都支持，怕不可能。”得到張之洞首肯的梁鼎芬決心要討好到底：“照辜湯生的說法，香帥辦的洋務現在還沒有讓老百姓得到實利，故而老百姓不體諒，不支持？”梁鼎芬這種露骨的獻媚，令梁敦彥、陳念扔等人也看不過去，但他們也不敢太拂張之洞的心意，都閉口不做聲。辜鴻銘氣得咬著牙齒說：“梁節庵，你這是為虎作倀，助紂為虐。”梁鼎芬也反唇相譏：“辜湯生，你是反對洋務，坑害忠良！”見議事會變成了攻擊會，張之洞大不耐煩起來，他拍了拍太師椅上的扶手，高聲道：“都不要吵了。這樁事老夫已弄清了，即便湖廣百姓一時不體諒，心有怨言，就讓他們說去，到時他們自然會明白老夫的一番苦心的。陳石遺，鑄銅元這個差事就交給你了。”“卑職遵命。”陳衍滿心歡喜。“鑄銅元是樁大事，卑職想這得成立一個機構，卑職也得有一個名分才行。”“陳石遺在向老夫要權！”張之洞笑了笑說，“名不正則言不順，他的想法也是對的。就把過去廣州那個現成名字改一個字移過來，就叫鑄銅元局吧。老夫任命陳衍為鑄銅元局總辦。”這真是一個肥得流油的美差，梁鼎芬、鄭孝胥帶頭為陳衍的好運鼓起掌來。在陳衍的指揮下，鑄銅元局很快開辦起來，大張旗鼓地化製錢鑄銅元，又以總督衙門的名義頒發通行“以一當十”的銅元流通命令。實行不久，老百姓便深感不便，怨聲載道。但庫房的銀錢卻與日俱增，一個月下來，便賺了近十萬銀子。張之洞心裡高興。半年下來，庫房又增加六七十萬銀子。張之洞拿出二千兩銀子來獎勵陳衍，稱讚他的奇策果然立竿見影。有了銀子，什麼事都好辦了，湖北的洋務局廠在張之洞的大力經營下，又出現了一派紅紅火火的場麵。不料，正當湖廣新政蓬勃興起的時候，一場意料不到的慘案發生了。這便是中國洋務史上有名的漢陽火藥廠爆炸案，一位才乾傑出的科技專家因而殉職。此事給張之洞的洋務事業抹上了濃重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