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精神方麵來說，為寫這部書，我個人也已經準備得很久很久了。我想我是準備了一輩子。記者：作為曆史的作者，如何處理曆史與文學、虛構與史實的關係向來是個比較棘手的問題，處理不好很容易被詬病。劉和平：我覺得在這部書中，我完成了“兩個突圍”：對於傳統模式下的敘事方式的一種突圍；對曆史題材的文藝作品如何突破所謂史實的約束的一次突圍。史學研究是落在“研究”兩個字上，或者說曆史考證是落在“考證”兩個字上，而文學創作是落在“創作”兩個字上。試想一部曆史題材的文藝作品，你不允許它創作，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現在曆史題材的和戲劇、電影都麵臨著一種困境。尤其是曆史劇，它還不同於。在中作者可以跳出來發言，甚至直接把史學界的一些觀點轉換成文學語言表達出來，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所謂的“缺乏曆史真實性”的問題。可曆史題材的戲劇、電影就不同了，它要求人物自己說話，這樣一來，一度創作的作者，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編劇，他在麵對既要尊重曆史真實，又要構建戲劇性這兩方麵的要求時，就帶來了永遠難以妥協和互讓的矛盾。其實這個矛盾在幾百年前就已得到解決。最著名的是英國的莎士比亞。中國的《三國演義》是曆史題材的文學作品，也很好地解決了這個矛盾。《三國演義》的出現是對文史不分的一種突圍，就是在文學眼中的曆史終於有了獨立的位置，這個位置的取得花了中國幾百年的時間，是通過無數代人的努力所完成的。包括宋代的說唱藝術，元代的戲曲，在中國民間通過多種文藝形式，說唱後世無數人心目中的曆史。到了明代才水到渠成，先是出現了《水滸傳》，然後是《三國演義》，直接衝擊官修史學。今天有一些觀點，認為《三國演義》說的就是當時一種完全正統的思想，但很少人從裡麵讀出另外一層意思，就是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在深深懷念著漢民族的最後一個英雄時代。可以看出生活在明朝的那些漢人，對曾經的漢人群星璀璨的時代的再出現，集體無意識的一種呼喚，所謂漢、晉，不過是一個表象。我自認是最後一代漢人，在今天國家經濟高速發展、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大河文化（指農業文明）逐漸走向海洋文化（指商業文明）的時候，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否認自己原本是從大河文化，也就農耕文明中來的。克羅齊說“所有曆史都是當代史”，在曆史轉型時期，我們這個民族在逐漸丟掉幾千年來大河文化留給我們的曆史精神遺產，包括優秀的傳統文化。我對傳統文化的熱愛深入骨髓，這是我不願意看到的，也是許多中華民族的傳人不願看到的。這就出現了近幾年呼喚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回歸的思潮。當一種新的思潮來臨的時候，你進入其中，並且用作品來表現這種思潮的時候，它本身承載了一種責任感、使命感，因此作品一出來，就一定會得到強烈的共鳴。我2005年3月開始寫《大明王朝1566》，電視劇2006年3月開機，2007年1月播出，運作速度之快在行業內被稱為奇跡。我其實心裡很明白，這是因為人們呼喚某個東西已經夠久了。記者：也就是說選擇嘉靖朝最後五年作為《大明王朝1566》的曆史背景，您的創作初衷源於文化轉型時期的憂患意識？劉和平：《大明王朝1566》隻寫到嘉靖之死，我還會寫一部《大明王朝1587》來講後麵的事情。是這個題材選擇了我，而不是我選擇了這個題材。就像是《三國演義》選擇了羅貫中，而不是羅貫中選擇了《三國演義》。當然，我不能跟羅貫中比，我說的是一種文化現象。我寫這本書也是因為海瑞引出來的。最早是海南省和海口市的領導、也是我的朋友請我去，希望我寫海瑞，宣傳海瑞。其原因之一是某中央領導在視察海口時打破行程，專門去憑吊海瑞墓。海瑞的精神在今天仍然深深感動著我們，為何不宣傳海瑞呢？這決不是心血來潮，而是社會思潮的呼喚。當農業經濟轉為商業經濟時，要永遠記住民族精神不能丟，人們不能過於趨利、趨樂。須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記者：在曆史裡，無論是憂患意識還是人世感悟最後都要通過文學手段來表達。劉和平：最偉大的史書是史詩而不是其他，這個史詩不是指狹義的史詩。司馬遷的《史記》被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說史以外，寫曆史的人還要用文學賦予曆史以精神。我很清醒地知道到我是在進行文學創作，用文學手法表現曆史題材，創作者隻有一個任務，就是傳曆史之神——這就是我的追求。在文學創作者那裡，最後隻剩下一個真實，就是“心的真實”，這是終極真實，而不是所謂的曆史真實和藝術真實。達到了這個真實，讀者就不會斤斤計較於曆史，他寧願相信，作者筆下的人物就是活生生的曆史人物，就是嘉靖、就是海瑞。怎樣擺脫曆史對文藝作品的束縛這是一道門檻，其實用道家的智慧，這個門檻會一下跨越。老子思想中有一個核心話題是“不可名言”，不要去說它是什麼，而去說它不是什麼。比方說嘉靖，不要說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皇帝，但可以去說他不是一個什麼樣的皇帝；不要去說嚴嵩是一個大奸臣，可以去說他是一個什麼樣的首輔。記者：前麵聊了不少“道”的層麵的東西，現在談談技術層麵的事吧，對讀者來說，更關心的可能還是一些具體的問題。特彆是曆史題材的作品，作者免不了要被問及一些與曆史有關的話題。劉和平：其實我不太願意把我的曆史觀點說給讀者和觀眾。有媒體讓我向對明朝曆史感興趣的讀者推薦一些我認為不錯的書，我的回答是我不好推薦大家去讀什麼書。每個人的口味不同，如果說真的對曆史感興趣，那麼就去書店翻一翻，翻到哪本書覺得有意思了，就去讀哪一本。任何人的建議都是一種乾擾。但既然我們在說《大明王朝》這本書，這些肯定也要談的。你問吧。記者：我記得錢穆《國史大綱》解讀明史一章引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雲，“有明一代政治之壞，自高皇帝廢宰相始”，據錢先生分析，明代為中國曆史政治的轉折時代，自此中國曆史方自“尊師相，抑君權”之傳統士大夫政治真正進入帝王專製時期，其中所產生的流弊遠播後世。您怎麼看待明代在中國曆史上的定位以及所凸顯的曆史問題？劉和平：我用四個字來概括一下吧。明朝人特彆是我書中所寫的那個時代的人都生活在“困境人生”之中。中國封建專製體製到了明朝，幾乎達到一個頂峰，最嚴重的問題是“朝廷不分”、“家國不分”。記者：全書開頭就寫廷杖大臣。劉和平：我就是想用廷杖這個細節，幾板子打出明朝王權主義到了極致的本質。“家國不分”帶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就是社會利益的分配問題。這可能和明朝開國皇帝的身份有關。凡是平民皇帝奪得天下，“家天下”的感覺都要比貴族社會強烈。明朝有一個奇怪的矛盾現象，因為隻要是封建體製，就離不開使用文官集團來統治偌大的農民國家，可朱明王朝除了隆慶外，其他皇帝都心理扭曲，“反智”、“仇富”得厲害。記者：可隆慶隻在位6年。劉和平：這是很可惜的事，而且後人對他的一生有一個錯誤的評價，認為他懦弱、無能，隻知耽於酒色，我在書裡寫的裕王也就是後來的隆慶不是這樣的。明朝的分封製從朱元璋始，全國各地的藩室宗親都擁有大量財富，而最大的經濟利益即得者就是皇帝，王權操控經濟的現象到了極致。尤其是我書中所寫的年代，嘉靖27年不上朝，但有一件事他樂此不疲，就是每天躲在宮裡算帳。可以說當時真正的戶部尚書，就是嘉靖本人。記者：說到嘉靖，我記得在書前麵描寫各種權力鬥爭的鋪陳之後，第十三章第13幕“玉熙宮大殿”裡，皇帝、內閣（裕王集團與嚴嵩集團）、宦官集團的三大權力交鋒尤為出彩，其中嘉靖作為一代雄猜之主的馭人之術也表現得淋漓儘致，曆史上的嘉靖果真有此手腕？您怎麼看待嘉靖這個人？劉和平：到嘉靖這個時期，是每個人都難以找到自己人生位置的時期，因為天下第一人就找不到自己的人生位置。嘉靖的人生正確位置應該是“聖主賢君”，但這樣一來，他就要成為國家的奴隸。雍正是心甘情願作最大的奴隸，但嘉靖不同，他有著從老莊那裡學來的智慧，他不想這樣生活。他認為既然上天選擇他當皇帝，他就當皇帝，但個人生活要自己來掌控。他在做皇帝和做人之間找到一個最好的生存點――“無為而無不為”。於是才出現大明王朝唯一在任二十年的首輔嚴嵩。嘉靖是經曆過“大議禮之爭”的皇帝，深深知道一旦手裡有權，就要麵對天下責任，掌握利益分配，這個權力背後其實是罵名，也就是意味著每天的日子都過不好。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製是最簡單也是最複雜的政治體製，真要勤政24小時不睡覺也做不完，還是要懂得“甩手大掌櫃”的道理。他的不上朝隻是形式，他知道“不可名言”的含意，於是就用這種方式治理國家，比如拿一件東西給朝臣，讓他們去揣摩聖意，作為皇帝，他從中也得到樂趣。權力最終是帶來樂趣。他最後不殺海瑞，就這一點曆史就對他刮目相看，崇禎勤政17年，最後的結果是殺了袁崇煥。記者：海瑞在書中是否太完美了些？黃仁宇認為海瑞的失敗在試圖用道德解決製度問題，因為明代官僚俸祿極低，幾乎到無人不貪的地步，海瑞死後才留下20兩銀子，要求眾多官僚達到如此道德境界幾乎不可能。劉和平：海瑞是中國封建腐敗官場的恐怖分子，他采取的都是自殺性襲擊行為。他是大明王朝的“金剛化身”，張居正所說的“國之利器”，是難能可貴的人。海瑞是向整個腐敗的大明王朝宣戰，但最後他發現，他其實是一個堂吉珂德，他並沒有敵人，誰都不是他的敵人，他隻是在和風車作戰。海瑞性格的形成有許多方麵的原因。當時理學盛行，有很多潔身自好的人，用精神層麵的要求來約束自己的人生，在海瑞的家鄉，就產生了像寫《大學衍義補》的丘竣這樣的人物。但這個大背景還不足以造成海瑞。他本身有回族血統，其祖上叫海達爾，據說是元朝時候從中東過來的。他雖不是純粹的漢人出身，祖上幾代傳下來也已接受了漢族的文化，但血液中的宗教因子還是有的。另外海瑞出生、成長於海南島，那裡當時可稱之為窮鄉僻壤，物質生活水平非常之低下，再加上他4歲喪父，從小由寡母帶大，必然會產生一種強烈的戀父情結。其母教他“爾雖無父，既食君祿，君即爾父”，他把嘉靖當做了父親。最後三法司就是以“兒子辱罵父親大不敬”的名義定海瑞的罪。記者：而嘉靖這個猜忌的皇帝對這個罪名也認可。劉和平：嘉靖也默認了。三法司的意思其實就是“這是您的兒子，殺與不殺您做父親的來決定”。後來嘉靖也沒殺海瑞。嘉靖和海瑞，一個是最高權力境界的孤獨者，一個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獨者，他們互相懂得。而在我的心目中，對這兩個孤獨者都有著非常強烈的感情共鳴。他們都生活在困境之中，嘉靖不願做最大的奴隸，卻把自己變成了最大的囚徒，27年不上朝，足不出丹房，自己軟禁了自己；海瑞在自己的精神中建蓋了一座牢房，為原則可以犧牲一切，對自己製定的原則絕對不放棄。兩個人都在坐牢，兩個人都是精神的囚徒。記者：除開主線敘事外，書中的支線情節及次要角色也都各具特色，比方深通官場遊戲規則的商人沈一石、失意士大夫高翰文、抗倭名將戚繼光等等，有意思的是，這三人分彆代表了明代經濟、政治、軍事各弊政下生存的人物，他們有能力卻都失敗了———戚對軍事製度的改革最終失敗，嘉靖時已是勉力支撐。分彆談談這三人的失敗根由吧。劉和平：“沒有真正的賢臣，賢與不賢有時候也由不得他們。”記者：這個是嘉靖駕崩前說的話吧。劉和平：是。當時所有的人都生活於困境之下：沈一石是皇權操縱經濟下的典型的犧牲品，高翰文是中國知識分子另類的寫照，戚繼光在書中的結局還不算太失敗，基本上得其所哉。唯有一個人，相對他人的境況比較超脫，這就是李時珍。記者：這個李時珍是指曆史上的李時珍還是您心目中的李時珍？劉和平：是我心目中的李時珍，因為我覺得像李時珍這樣的人，不單單是一位名醫，他的人生應該有這樣的超脫。記者：《大明王朝1566》的扉頁上印著“獻給父親”的字樣，您也提到自己早年是“從父讀書”。劉和平：我父親解放前做過記者、主編，解放後是劇團的編劇，母親是戲曲演員。我從小在劇場裡長大，13歲休學，從父讀書，15歲和父親一起被下放到湖南農村，生活非常艱苦，每天我和父親一前一後推車，兩個人還比不上彆人一個人。但對我來說是一段幸運的時光。當時村中有他們抄家得來的很多書，經史子集，各種各樣的書都有。我們白天出工，晚上一燈如豆，我和我父親對坐讀書。我記得我當時想寫古詩，父親說那是一件難事，勸我不要寫。時隔不久，我寫了一首平仄準確、中規中矩的七律拿給他看，他大吃一驚。《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都是那時候背誦下來的。我現在寫書，古書上的一些話可以信手拈來，主要是因為有這份童子功。記者：可惜您的父親生前沒有看到這本書。劉和平：連《雍正王朝》他都沒有看到就去世了。所以我在書的前麵說“獻給父親”。記者：一個作者在寫書時隻要麵對自己就可以了，但作為製片人，每天都要和各色人等合作，處理各種關係。作為一介書生，如何應付？劉和平：作為一件事情的組織者，要用人格力量去感染彆人。在作製片人的過程中，第一，個人要素絲不染，幾千萬的投資雖都是我一個人拉來的，但直到現在，我名下4萬元的宣傳、交際費用還沒有用完；第二，劇本本身也使所有參加拍攝的演員都興奮不已，帶著敬畏感和敬業心來麵對這部作品，這比任何行政手段都管用。作為一個喜歡曆史的人，我從傳統文化中悟出很多道理。在電視劇的拍攝過程中，我基本上像嘉靖一樣，隱身在幕後，在挑選好張黎導演等國內第一流的創作班子後，我就做甩手大掌櫃，把具體事情交給“二掌櫃”去做。另外一條，是控製好財務。記者：您喜歡做那些每天必須完成的事務性工作嗎？劉和平：非常地不喜歡，也隻好“知不可為而為之”了。為了自己的責任感、使命感，敬畏心和感恩心我會堅持去做。我是湖南人，這就要說到湖湘文化。曾文正公說過，乾大事者必須有兩個字，一是“忍”字，二是“挺”字。這也是我的生命感悟。除了忍和挺，還要“於世有補”。當你隻剩下精神的時候，在彆人看來很困難的事情，因為精神的強大會完成的。我現在做製片人，就是想把自己寫的東西拍成一部不走樣的電視連續劇。我的肉身隻是做這件事的一個工具。包括寫書，雖然很沒有成就感，但一定要把它完成，我得完成我作為工具的使命。所以我常抱著兩種心態創作，一種是感恩心，一種是敬畏心。“小車不倒隻管推”，一切由不得我來選擇。記者：您受老子影響很深啊。劉和平：我哪一天寫不出東西了，就去出家，去落發受戒，在某個寺廟裡做個方丈。我現在特彆能體會到曾文正公所說的“心力交瘁，但求速死”，活著的確是了無生趣。我對生命一點都不留戀，也不熱愛，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為了肉體的生存而吃東西、睡覺，也沒有任何嗜好。立德、立功、立言都與我本人無關。老子說“人之大患，在吾有身”，我覺得現在自己不過是“帶著肉身在修行”。記者：求仁得仁，亦複何怨。劉和平：我是求難得難，不難還要我乾什麼。未來的生活我早已做好準備，我會按我的想法身體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