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嚏！”

孫紹宗獨坐在書房裡，剛將草稿在案上舒展開，忽覺鼻孔發癢，忙偏頭轉向空處，打了個大大的噴嚏。

這是誰又惦記自己了？

是不久前才離開的北靜王——王妃，還是昨天晚上陰差陽錯，失身於自己的薛姨媽？

孫紹宗揉著鼻子，不得要領的胡思亂想了一陣，這才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桌上的草稿上。

打從入職大理寺的第二天，他就琢磨著該如何立威破局，雖說後麵查案時，這威風已經立下了，可破局二字卻遠遠沒有做到。

他要突破的，不是自己在大理寺中孤立無援的局麵，而是整個大理寺在三法司中尷尬的現狀。

其實起大理寺現在的症結，無非是‘上下脫節’四字。

雖然名為天下綱紀之總憲，但現在的大理寺其實就是個‘等靠要’的衙門，對地方官府幾乎沒有轄製的資本，隻能等著對方主動上交疑難案件。

偏偏地方官府，為了保住自己的政績官聲，對此又極為的抵觸。

於是這一來二去的，大理寺就如同風中飄萍，幾乎沒有根基可言。

而失去實際意義之後，大理寺在三法司、乃至整個朝堂上的地位，自然也是節節下降。

現如今甚至隱隱成了都察院的附庸，一年到頭的經手的案子，倒有大半是都察院轉交過來，而且隻需要按照對方意思宣判就行。

越是如此，下麵的親民官兒，也就越是不把大理寺放在眼裡，於是進一步形成了惡性循環。

要想扭轉這等局麵，無疑需要重新為大理寺培植根基，然後再從刑部、都察院奪回一部分權利，才有可能做到。

其實翻看卷宗不難發現，魏益剛上任的時候，也曾想過要重新振作局麵的。

當時他主政的頭一年，就先後求得三道旨意，又是讓各地官員主動申報疑難雜案，又是派工作組下去排查摸底的。

可這番舉動最後卻都無疾而終。

原因麼，一是出在大理寺對地方官員，實在缺乏轄製的手段；二來麼，這大理寺也實在沒幾個精兵強將，到了地方上兩眼一抹黑的，非但沒查出什麼，反鬨了不少的笑話。

再搭上魏益並非什麼強項令，也不過就是想要新官上任三把火而已。

見主動上報案情的旨意，未能得到地方官員的回應，而派出去的工作組，更是惹出了不少的非議，魏益當下就縮了卵子。

自那之後，大理寺的威望進一步下挫，繼而導致了今日的窘境。

如果仔細分析魏益當初失敗的原因，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他完全寄望於皇權，卻不敢觸碰都察院、刑部的利益。

結果這自上而下的風潮，也隻刮起些浮沉罷了，離沙塵暴都還差了好幾條街呢，就更彆說是改天換地了。

不過這也不能完全怪在魏益頭上。

刑部就不說了，在現有體製當中，刑部處於監督地位，以大理寺這衰頹的現狀，想要從刑部奪權，基本屬於癡心妄想。

當然了，若是日後形勢逆轉，從刑部剝奪一部分權利過來，也完全沒有可能的事兒。

至於都察院……

雖然對大理寺，並無直接的監督權限，可人家本身就是監管百官風紀的，對文武百官的威懾力，可比頂著‘天下綱紀之總憲’，內裡卻並無什麼實權的大理寺，要強出百倍不止。

故而想要從都察院奪權也是難上加難。

尤其這些人本就是筆杆子、打嘴仗混飯吃的，真要是當麵鑼對麵鼓的鬨將起來，沒個能站穩腳跟的切入點，想奪權談何容易？

故而孫紹宗上任之初，也曾為之頭疼過一陣子。

好在他雖然不是法院、檢察院係統出身，對這一套也還算有些了解，最後從中借鑒了一些思路：

既然奪權不易，借助皇權施壓又不怎麼奏效，那乾脆就另起爐灶，弄一套可以順理成章紮根地方，又符合大理寺核心職權的體係。

這套體係的核心也是四個字：普法下鄉！

大理寺除了稽查各地上報的疑難雜案，或者奉皇命處理欽案之外，還負有編修、宣揚律法的職責。

前麵那一攤，如今是孫紹宗掌管，卻和刑部、都察院有著相當程度的重疊。

後麵那兩部分，按理是右少卿李文善掌管的。

不過曆年來，大理寺右少卿也隻是負責編修法律，對於宣傳方麵，卻是幾乎是極少涉足。

非但如此，依照孫紹宗做治中時的所見所聞，地方官府對於普法工作，同樣是消極怠工。

因為時下流行的論點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法律隻要掌握在官員手中就夠了，至於那些小老百姓，懂的法律越多，就越容易出現生事的訟棍。

這種言論與思維，其實後世也還沒能完全杜絕。

好在孫紹宗也沒指著能完全杜絕，對他而言，隻要能借著這個由頭，在三法司的職權中另辟一條蹊徑，也就足夠了。

不過憑空提出要‘普法下鄉’，肯定是不可行的——至少也要先找些依憑，證明這樣做是有必要的，而不是自尋煩惱。

正因如此，孫紹宗才讓柳湘蓮等人，查閱統計近年來，各地百姓聚眾械鬥的記錄。

之前他在京城為官還不覺得如何。

等南下湖廣之後，才發現民間因為爭水、爭田、甚至爭人爭氣，引發的群體性械鬥可說是此起彼伏。

這一來是地方官府掌控力不足，二來也是因為大多數百姓，都隻知宗族宿老，不知朝廷王法，一旦產生矛盾往往自行以暴力解決。

隻有那些實力不濟，被豪強欺壓了的，才會想到官府頭上。

可地方官對這等婆說婆有理、公說公有理的事兒，又往往難以論斷清楚，即便出麵進行乾涉，往往也會被認為是偏幫某一方，即便做出的裁決，也難以生效。

當時孫紹宗就覺得，應該想法子增加官府的掌控力，儘量避免這種事情發生，否則地方宗族勢力隨著時間推移，對官府的敬畏肯定會越來越少。

等到地方上完全失控，那大周朝估計也就該走上末路了。

現在入職大理寺，正好把兩件事結合起來，以普法宣傳的方式，嘗試遏止鄉間愈演愈烈的私鬥之風；同時借助普法之便，在地方上安插勢力，甚至趁機奪取一部分轄製的權利。

當然，這其中的細節，肯定沒那麼簡單，還要仔細斟酌之後，才好在朝堂上討論。

總之，最後隻要兩件事能做成一樣，也就算孫紹宗沒白在大理寺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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