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平的擔心不是無的放矢，萬曆朝的國本之爭前前後後已經鬨過好幾回。此前都是通過各種手段能拖則拖，能裝死絕不睜眼，同時又碰巧這些年總有大事要辦，這才被拉到現在還沒明確下來。

如今，皇後娘娘終於誕下龍子，按照大明朝的傳統而言，這應該就是太子之位終於可以定下來的決定性事件，從此之後各種爭議都應該自然消弭於無形。

然而，事情真的會如此順利嗎？恐怕未見得。

後世有個詞叫做沉沒成本，搞政治同樣也是有沉沒成本的。人們在決定是否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不僅是看這件事對自己有沒有好處，而且也看過去是不是已經在這件事情上有過投入。人們把這些已經發生不可收回的支出，如時間、金錢、精力等稱為“沉沒成本”。

在這個詞的解釋上，有一個明確認定，即“已經發生不可收回的支出”。然而在現實中，人們往往不肯相信之前投入的成本不可收回，從而會拚儘全力繼續投入，以期能挽回“不可收回”這樣的悲慘局麵。

高務實把這種心情看做是賭徒心理，即不管局麵已經多難看，始終堅信“我能扳本”、“我能反殺”之類的心態。

那麼放在當前，在此前斷斷續續的國本之爭中已經投入巨大的某些人、某些勢力，他們就真的會因為皇後嫡子出生而放棄嗎？難，很難，非常難。

可是這裡有一個繞不開的坎，那就是大明朝的祖製與政治慣性。

祖製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政治慣性則需要稍作說明。政治慣性可能與祖製相關，但也有可能並不直接相關。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巡撫製度就是政治慣性而非祖製——當然，這裡要強調的事這個祖製指的是朱元璋定下的“太祖之製”。

眾所周知，有明一朝的繼位問題相對於中國曆朝曆代而言都是最為“規範”的，幾乎沒有發生過什麼重大爭議，也沒有多少涉及“奪嫡”的這種奇葩事。

那麼大明朝關於太子地位的祖製與政治慣性，它究竟是怎樣的呢？

人類社會地位的獲取基本上可以分為自致地位和先賦地位兩種類型。其中，自致地位通過個人努力就可以獲得；而先賦地位以出生為基礎，是被指定的、通常不能改變的社會地位。

皇位顯然屬於先賦地位，隻有發生改朝換代或者篡權奪位，他人才可能通過自己的經營謀劃來登上皇帝寶座。

一般情況下，皇位繼承隻局限於每一個王朝最高統治者內部，根據血統親疏、長幼尊卑和才能德行來確定。

皇位的先賦性使皇子的出身異常重要，皇子生母的身份和本人年齡的長幼，在皇位繼承人資格中具有決定意義，至於他本人的身體素質、智力才能以及德行高低等等因素，通常都要放在次要位置來考慮。

故而一般來說，隻要擁有嫡長子身份，即使他資質偏低，平庸無能，但隻要沒有特彆的意外發生，也能順利繼承皇位。

在中國傳統社會，皇位繼承人選是關係國家政局穩定與否的重大事件，也即所謂“國本”問題。那麼，究竟應該采取“嫡長子製度”還是“選賢與能”的標準確立嗣君，一直以來就成為困擾最高統治者的最大難題。

到了明朝，在朱元璋的堅持與親身作則之下，有明一代的皇位繼承，嚴格遵循嫡長子皇位繼承製，也就是人所共知的十六字原則：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父死子繼，兄終弟及。

不過，明朝的帝係偏偏也出過一些意外。按照高務實前世的曆史來說，在明代十六帝中，帝係有過三次變更。

第一次變更在靖難之役後，帝係由朱元璋長子朱標和長孫朱允玟一脈轉移到皇四子朱棣一脈，開啟靖難之役後的永樂時代；

第二次帝係變更因孝宗之子武宗沒有子孫繼承皇位，帝係從孝宗一脈轉移到其弟興獻王一脈，由興獻王之子即帝位，即世宗嘉靖帝；

第三次變更因熹宗諸子夭折，沒有子嗣繼位，帝係由熹宗一脈轉移到同父異母的弟弟信王一脈，即崇禎皇帝。

此外，在英宗和景帝之間還出現過兩次波折，“土木之變”中英宗被俘，大明朝廷群龍無首，形勢異常危急。奉命監國的鄴王被大臣擁立為帝，尊英宗為太上皇，改封自己的兒子為太子，帝係由英宗一脈轉移到景帝一脈。

然而天意弄人，景帝之子早夭，加上英宗歸國，趁景帝病重複辟成功，重登大位，重立長子朱見深為太子，帝係再次回到英宗一脈。

雖然有這些意外，但是在這三次帝係變更中，世宗、思宗的繼位是遵循了“兄終弟及”原則，有皇帝的遺詔或皇太後懿旨，因而他們的繼位擁有程序或儀式上的合法性，其統治權在登上皇位的那刻起，就擁有了足夠的合法性。

成祖朱棣是通過篡權奪取皇位的，但他通過自己非凡的毅力、鐵血的手段和實實在在的豐功偉績，最終贏得了合法性。

而景帝則是在特殊背景中登基，不過他的權力合法性，其實是建立在英宗同意禪讓皇位的基礎上，但問題是他更立太子的行為卻僭越了本分，其子朱見濟的早夭則更被人們理解為上天對他僭越之舉的懲罰。

故此，到了後來英宗複辟之時，群臣對於複辟就表現出了相當高度的一致性，即幾乎沒有任何異議發生。由此可見，在群臣心目中，即便英宗曾經搞出了土木之變，但他依舊擁有真正的合法性，其複辟是使帝係回歸正統，是理所當然、不容置疑的。

雖然從表麵上看，明朝繼位皇帝的身份有時候挺複雜，但其實每位皇帝的繼位事實上都是遵循太祖的規製。

明惠帝、仁宗、宣宗、英宗、武宗是以嫡長子身份繼位，憲宗、光宗、熹宗是以無嫡前提下的長子身份繼位，孝宗、穆宗、神宗以事實上的長子身份繼承大統，至於代宗、世宗、思宗則是遵循“兄終弟及”原則繼位。

由此可見，嫡長子皇位繼承觀念在有明一朝深入人心，上至皇帝官員，下至庶民百姓，無不認同，並且主動、堅決地維護著這一觀念。

正因如此，明代皇位繼承人選具有很高的確定性，人們十分清楚未來皇位的繼承人選應該是誰。即使皇帝沒有正式下詔冊封太子，給予皇太子名分，人們也仍然可以預測太子人選。

當擁有生殺予奪大權的皇帝在諸位皇子中有更中意、心儀的皇位繼承人選，不肯立皇嫡子、皇長子為太子，欲打破傳統而以其愛子替換時，大臣們往往都會挺身而出，以宗法製的核心嫡長子繼承原則與傳統定製作為兩個有力憑依，與皇帝抗衡。

而皇帝即便“口含天憲，言出法隨”，卻也拗不過文武百官手中實際掌握的行政執行力，以及全天下黎民百姓的巨大輿論力量，最終不得不依照祖法辦事。

大明在國本問題上為什麼會形成如此強大的製約力？這恐怕是一種“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元朝因為皇位繼承人沒有固定的國法加以明確，導致各方勢力紛紛擁立不同的皇位繼承人，造成了激烈的內部鬥爭，從而大大加速了元朝的衰亡。

在這樣的教訓之下，有明一代無論官員還是百姓，都認定皇位的繼承必須有一個標準的製度，這一製度還必須得到明確、堅定的執行。

疆域遼闊、驍勇善戰的蒙元王朝統治中原不足百年就土崩瓦解，統治階級內部的皇權之爭無疑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元代滅亡血淋淋的教訓在前，自然使明太祖朱元璋深刻認識到實現皇權平穩過渡、避免骨肉相殘、維持基本政治秩序的重要性。

於是，太祖皇帝在定國之初就明文規定，“凡朝廷無皇子，必須兄終弟及，有皇子則須立嫡母所在，庶母所在雖長不得立”。

儘管太祖製定的祖訓規製有許多在明代中後期都淪為一紙空文，眼下這個時空裡因為高務實的關係，被實際無視掉的祖製更不知凡幾，但是這條皇位繼承準則卻為金科玉律，始終得到嚴格執行。

既然這條祖製根本避不開、繞不過，那為什麼連劉平這樣的人，在提到這件事的時候都如此慎而重之、小心翼翼呢？自然是與當今萬曆朝的特殊情況有關。

皇後這個嫡子生得實在是太晚了！

現在是萬曆二十六年年底，馬上就要過年了，即將進入萬曆二十七年。萬曆天子朱翊鈞登基已近三十載，其大婚於萬曆五年，至今已過去了約二十二年之久。

二十二年啊！王皇後大婚時年僅十四歲，如今已三十六歲，在明朝這個時代完完全全是高齡產婦。這皇太子問題作為國本，居然能拖到現在，本身就已經足夠離奇。

當然話說回來，原曆史上皇長子朱常洛被正式冊立為皇太子時，已經是萬曆二十九年，比現在還更晚了兩年呢。

雖然原曆史上朱翊鈞就如此能拖，但因為朝臣們並不知道“原曆史”，所以如今一般人都認為這件事之所以會拖這麼久，除了皇帝本人的意願之外，最關鍵的因素就是高務實的態度。

是的，正是因為高務實自始至終堅持認定必須等皇後娘娘誕下嫡子才能立嗣，事情焉能拖到如今？

而高務實一直以來堅持的說法則是：“倘先立太子而後皇後有嫡，試問太子廢與不廢？若廢，太子原無過錯，皇上於心何忍？而諸臣陷皇上父子於人倫之慘，其罪豈不當誅！

若不廢，則太祖定嗣之法便成空文，今後皇統之屬不再有定，天下宗王人人可得競逐，此取亂之道也！”

高務實這番話要說有沒有道理，那肯定是有的，但反對者們當然要提出的觀點來反駁，於是便反問道：“國本遲遲不定，乃使天下動蕩，而皇後娘娘究竟何日產子孰人能料？”

說是皇後何時產子誰知道，其實話裡話外的意思自然是“誰知道皇後娘娘到底最後能不能生下兒子？”要是在左等右等之後，最終皇後也沒生下兒子，那這太子難道就始終不立了？

誠然，“事實皇長子”也可以繼承皇位，但大明有另外一個傳統，就是太子“出閣讀書”的教育體係與其他皇子們的教育體係不是一碼事。

呃，這可以理解為“太子出閣讀書”好比後世米帝的精英階層孩子們的精英教育，而皇子們的教育體係則是米帝普通家庭孩子們的“快樂教育”。

前者是真正需要認真刻苦的，不僅書本知識又多又深，而且各種七七八八的技能都需要專門學習；後者簡單的說就是老師隨便教，學生隨便學，反正考試簡單得讓大洋對岸的中國學子們認為侮辱智商，一句話總結：混就完事了。

朝臣們當然是按照儒家傳統，認為將來的皇帝應該接受良好的教育，這樣才能好好治理國家，而其他皇子們……反正將來都是“養豬”，讀不讀書也沒差，甚至不讀書反而簡單好管理。因此，爭國本這件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皇長子年紀漸長，再苦等皇後產下嫡子就要耽誤皇長子的讀書時間了。

這裡還有個不可說的問題，那就是大明朝的皇帝壽年有點問題，長壽的實在不算多。天知道皇上您哪天就龍馭賓天了，到時候留下個大字不識幾個的皇長子繼位，這天下不得亂套嗎？

當然，不管怎麼說，這事終究還是拖到了現在。而問題在於，高務實這個“拖派”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沒有投入什麼成本，可是其他派係的其他人……他們已經投入了太多，甚至很多人已經明確站隊過了好幾次。

這就很要命了，因為在皇子繼位問題上，你今天既然站了隊，不可能明天又表示說我昨天那是喝多了，站隊不是我的本意。

這種事往往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今天站了皇長子，這輩子基本上就隻能站死在這個圈裡，幾乎不可能反悔跳入另一個圈裡去。

然而如今皇後的嫡子真的出生了，皇長子眼看繼位無望，如果不想讓前期投資變成沉沒成本，可行的辦法是什麼？顯然不是繼續論戰，強行論證出一個皇長子應該繼位的結論，因為那根本不可能成功。

唯一能夠改變當前這般被動局麵的情況在此時隻有一個：皇後嫡子早夭。至於具體這孩子是如何早夭的……過程不重要，結果才重要。

這是非常極端的一種可能性，而且按照一般情況而言，外廷的文臣並不能將手伸到皇宮大內之中。即便是高務實，對於皇宮之內也隻能說有一定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平時看來不小，但也未必能影響到宮中的安全局勢。

既然以高務實與內廷的關係之親密，尤其是在陳矩等大璫都是他多年經營的人脈情況下，也不足以在宮中乾出“某些大事”。那麼理論上外廷的文臣們，尤其是以往明確站隊皇長子的心學派文臣們，又怎麼可能做得到“讓皇後嫡子早夭”這種事呢？

可是事情的確沒有這麼簡單，因為同樣要麵對“皇後嫡子”這一威脅的人並不隻是心學派的外廷文臣，至少還有……鄭皇貴妃和其子朱常洵。

朱常洵其實本來還有一位同母兄長朱常漵和一位同母弟朱常治，但前者剛剛出生很快就夭折，後者同樣早夭，死時不足周歲，所以朱常洵作為朱翊鈞的第三子、鄭貴妃的親生次子，實際上已經是鄭貴妃的獨子了。

皇長子朱常洛出生於萬曆十年，朱常洵則出生於萬曆十四年。前者如今虛歲十八，後者虛歲十四。按照規定來說，大明朝男子十六歲成年，故朱常洛現在其實已經算是成年皇子，而朱常洵則還差一點。

其實，原曆史上朱翊鈞在萬曆二十九年冊立朱常洛為太子，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正是在於這一年朱常洵成年——朱常洛成年不外封藩國沒問題，因為他是皇長子，可是朱常洵成年卻不封王，外廷就死活不肯答應了。

劉平的話雖然問得沒頭沒尾，但高務實哪裡不知道其中的幾個關鍵點？當下首要的問題是一定要確保皇後嫡子平安活下來，其次則是必須趁早將皇長子封王並且送出京師，讓他之國。

但是即便做成了這兩件事也還不算完，因為按照此前的先例來看，太子的冊立通常不會太早——主要還是怕夭折。大明朝如今曆經十三帝，從成為太子的年紀來看，最早的是武宗正德帝，當時年僅兩歲。

不過正德帝這件事其實有點特例的意思，因為其父孝宗皇帝畢生隻愛張皇後一人，連妃嬪都不曾納過一人。張皇後隻生了兩個兒子，其中次子還早夭，於是皇帝覺得反正也沒有彆的太子人選，不如早立早安心。

朱翊鈞的情況與孝宗皇帝當然不同，他雖然最寵鄭皇貴妃，但對皇後的地位卻也從未出現過動搖之態，這就意味著皇後嫡子既然出生，太子之位也就事實上定了。

唯一，不對，唯二的兩個問題是，要確定太子度過最容易夭折的危險期，以及要讓此前最受寵的三子朱常洵之國。

這兩件事目前來看，在時間上還正好能湊得上：朱翊鈞可以按照武宗被立儲的時間為先例，在皇嫡子兩歲之後考慮冊立太子，而兩年之後恰好朱常洵成年，可以冊封王位並使其之國。

因此，高務實知道眼下最關鍵的時間段便是從今往後的這兩年，劉平想問的恐怕也正是：“這兩年怎麼辦？”

讓皇嫡子早夭這件事，心學派的人想必是做不到的，然則鄭貴妃可未必做不到。

“茲事體大，你一會兒想辦法與陳掌印聯係上，請他找個時間與你一同到我府上一晤。”

高務實的麵色比劉平還要嚴肅，又叮囑道：“千萬切記，你們不在宮裡的時候，一定要將皇後娘娘和皇嫡子身邊的人都安排得穩穩當當，必須確保每一個人都是絕對可信之人，絲毫疏漏都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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