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讓李如鬆心悅誠服顯然並不容易。

李如鬆這個人，往好了說是自尊自信，往壞了說叫妄尊自大。在一個文官社會裡，他作為一名武將整天要和文官平起平坐，這看起來是一種自信，其實本質上就是作死。

政治不是戰爭而危險性絲毫不遜於戰爭。在這個戰場上，裁定勝負的人通常是皇帝，而皇帝的裁定大抵是可以預期的，因為即使皇帝在明麵上擁有最高裁決權，但其實他本身也依然處在政治鬥爭的戰場上。

這很好理解，如果皇帝自己不在政治鬥爭之中，原曆史中朱翊鈞為何要以近三十年不上朝來和文官集團玩冷戰？

既然皇帝本人實際上也處在政治鬥爭之中而不能超脫其外，那麼他的一切行為就都必須符合一些基本規律。比如說他也會受到各方力量的影響，要平衡各方的利益，要保證皇權的穩固等等。

如此就引出了一個問題：當下的皇帝是更需要文官集團，還是武將集團？

不好意思，首先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武將還有集團嗎？

看起來好像是有的，但真正意義上能領兵出去打仗的武將們並不能算所謂“集團”。大明的武臣體係隻有一個名義上的集團，就是武臣勳貴集團——可惜這個集團的功能已經從領兵打仗退化到了幾乎隻具備一些為皇帝政治背書的水平。

除此之外真正鎮守九邊和全國各地的將領，甭管處於什麼層級都很難說配得上“集團”二字，因為支持他們成為一種政治集團的根基早就被文官集團徹底破壞了。眼下的他們支離破碎、各自為戰，早已陷入一種隻能投靠強勢文臣而求苟活的政治生態之中。

他們以往可以成為“集團”的根基是什麼？是一種獨立性，一種相對於文官而具備的獨立性。

最簡單的講，就是當五軍都督府還擁有實際權力時，武將們才具備一定的獨立性；當文官控製的兵部在權勢上完全淩駕於五軍都督府之上時，武將的地位就一定會下降、下降、再下降，直到所有武將都成為文官們的“門下走狗小的某某”。

元朝至正十六年，朱元璋率軍攻下集慶後，參照元朝的軍事領導體製設立行樞密院，統領麾下將士。隨著實力的增強，朱元璋又在集慶設立了統軍元帥府，在各重要地區設立了翼元帥府，分管各地將士。

“太祖下集慶，即置行樞密院，自領之。又置諸翼統軍元帥府。”

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於龍灣之戰擊敗陳友諒後，廢除了行樞密院，設立大都督府，以親侄子朱文正為大都督，統領麾下將士。

“罷樞密院，改置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為大都督，節製中外諸軍事，設司馬、參軍、經曆、都事等官。”

至正二十三年，在洪都之戰中立下了大功的朱文正因不滿朱元璋有功不賞而密謀發動叛亂，雖然朱元璋接到密報後及時處置了朱文正，但他還是決心消除大都督權勢過重的隱患，所以他在大都督府增設了左、右都督。

大明建立以後，軍權集中在大都督府的少數將領手中，這顯然與朱元璋加強皇權的想法背道而馳，所以對大都督府進行分權就成了他的必然選擇。

於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分大都督府為中軍、左軍、右軍、前軍、後軍五都督府，每府設左、右都督各一名，正一品。這樣，五軍都督府就繼承了大都督府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掌管著除親軍十二衛之外的所有衛所，但是卻失去了調兵的權力。

即便如此，從洪武十三年至正統十四年，五軍都督府的權力仍然很大，衛所將領的選拔和更替、衛所士卒的操練、管理軍戶屯田和軍事情報的獲取都五軍都督府掌管。此外，事關國家安危的重大軍事行動都需要皇帝和五軍都督府的都督們商議後才能決定。

五軍都督府權力很大對於文官集團而言意味著什麼？當然是意味著文官控製的兵部地位的低下了。彼時，不僅重大軍事行動的商議兵部不得參與，就連五軍都督府的事務兵部都不得乾預。這樣一來，兵部實際上就隻是相當於是皇帝向五軍都督府發布調兵命令的信息傳達機構。

“祖製五軍都督府，外人不得與聞，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書鄺野向恭順侯吳某索名冊稽考，吳按例上聞，鄺惶恐疏謝。”

但是，隨著宣宗於宣德十年正月突然駕崩，三楊內閣乘英宗年幼之機，將兵部尚書王驥扶上了麓川之役明軍主帥的位置，兵部由此第一次觸碰到了真正的軍事指揮權。

在王驥的率領下，明軍接連三次確定麓川之役的勝利，一向以儒雅示人的兵部文官充分展露出了自己駕馭戰爭的能力。然而，有大量戰功卓著、爵位在身的武將坐鎮五軍都督府，兵部地位的崛起依然阻力重重。

這種情況下，土木堡之變的發生為兵部地位的崛起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契機。

土木堡之變中，英宗被俘，參戰的二十萬明軍損失過半，武將勳貴集團的中堅力量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贏、駙馬都督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等人，以及經過他們悉心調教的新生力量儘數陣亡。

而另一邊，在接下來的京師保衛戰中，兵部尚書於謙卻以幾近一己之力而挽狂瀾於既倒，這就給世人心中留下了一種關鍵時刻還得靠文官的印象。所以景泰帝登基後，以於謙提督京營，兵部地位開始飛速崛起，而五軍都督府的權力開始逐步削弱。

景泰年間，每遇重大軍事行動，朱祁鈺都會跟於謙商議，並且衛所將領的選拔和更替、衛所士卒的操練都被收歸兵部，五軍都督府的權力就隻剩下了管理軍戶戶籍和屯田等，兵部地位已然崛起。

英宗複辟後，雖然通過廢除於謙所設團營、召回天下鎮守文官等辦法打壓兵部，但是隨著石亨以圖謀不軌被誅，大明終於徹底由文武並重轉向為重文抑武。

到了成化、弘治年間，連管理軍戶戶籍的權力也被收歸兵部，五軍都督府徹底淪為一個有名無實的部門，都督府裡的各種左、右都督幾乎都成了某種意義上的贈官、掛名。

“凡在京在外武職襲替優給，都司衛所呈送該府，過送兵部奏請定奪。後行奏俱改屬兵部。”

五軍都督府乃至於皇帝本身也不是沒想過掙紮一下。譬如正德年間，武宗就通過寵幸武將江彬、設立兩官廳的辦法打壓兵部的地位，但是……武宗隨即就駕崩了。他究竟是不是“被駕崩”，後人已經無法證明，總之造成的結果就是：一切努力都化為泡影。

如此，到了嘉靖年間，五軍都督府僅剩的管理軍戶屯田的權力也被收歸戶部，五軍都督府完全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部門，五軍都督府的左、右都督也徹底成為了武將的榮譽職銜。此後，凡遇征戰，武將都由掛兵部職銜的巡撫或總督節製，當然像高務實這樣的經略以及更往後出現的督師，那就更勝一籌了。

“凡天下將士兵馬大數，蔭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三年，分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見若以為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

以高務實之所見，五軍都督府的衰落有其必然性，縱然他站在後世人的立場來看，這種衰落趨勢本身也是不可避免的，無非是時間早晚罷了。

秦漢以後的曆朝曆代並沒有嚴格劃分過武將和文官，統治者對大臣最為看中的其實是文武兼備，例如唐代甚至還有邊帥立功後要入朝為相的慣例。在這種情況下，明代五軍都督府權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本來是不會出現任何問題的。

宋代以後，為了防止藩鎮割據局麵的出現，才有了明確的文官和武將的劃分。但是，文官看待戰爭更多的是從政治的角度出發，武將看待戰爭則更多的是從軍事的角度出發。然而在宋代文官的改造下，武將的培養單純強調武勇而輕視謀略。

正是由於出現了這種情況，明代五軍都督府權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就會出現問題了。

像宋代文官那樣從政治的角度看待戰爭的明代文官統領武將們作戰時，往往會出現一種尷尬的現象：武將領兵快速投入戰鬥會被文官指責為輕敵冒進、好勇嗜殺；武將選擇等待有利時機再出戰，又會被文官指責為畏敵避戰、養寇自保。

這樣一來，武將就完全成了朝廷的戰爭機器，徹底失去了戰爭中的主動權。而如果統領武將的文官具有良好的軍事素養那還好說，一旦文臣統帥像楊鎬那樣，等待明軍的就隻能是薩爾滸那樣的慘敗。

最糟糕的是，在沒有高務實這個穿越者出現的原曆史上，為了防止武將勢力抬頭，文官們還拒絕一切有助於提高武將地位的建議——即便這些建議的出發點其實是希望提高軍隊戰鬥力。

比如隆、萬時期，戚繼光和俞大猷都曾提出過整訓明軍的計劃，結果其中的建議大半被文官否決(保留了很小一部分治標不治本的措施，如戚繼光在薊鎮輪練各鎮之兵多年)，大明從而錯失了最後一次提升軍隊戰鬥力的良機。

當然更加嚴重的是，五軍都督府的權力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文官輕視武將、武將對文官陽奉陰違。這種情況下，文官和武將在戰爭中離心離德就成了一種必然，再配合上大明糟糕透頂的財政製度，結果就是像鬆錦大戰那樣的慘敗在末期明軍中不斷上演。

正是由於五軍都督府權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明末才出現了國家軍事形勢由主要領軍文官的軍事素養決定的詭異局麵。當盧象升、洪承疇、孫傳庭等軍事素養較高的文官在時，明末的軍事形勢看起來就很好，而當他們先後陣亡或被俘後，明末的軍事形勢就瞬間急轉直下，並最終在不久之後滅亡。

滅亡的原因當然不僅僅隻是能打仗的文官們損失殆儘，高務實一直堅持認為財政問題才是首要原因，正如同後世公認的那個道理一樣：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而經濟是政治的根源。

一個國家如果經濟爛透了，政治必然一塌糊塗，於是戰爭也肯定是“費拉不堪”。而如果經濟強大，國家就算在戰爭決策、戰爭指揮中出現很大的問題，最糟糕也無非就像是帶英打出布爾戰爭那種國際笑柄之戰——場麵雖然極度難看，但最終它還是能贏的。

這可不能拿“我大清”對列強幾乎每戰必敗來做對比，說韃清經濟總量明明占優勢為啥還是會輸呢？

這個不具備可比性的原因在於，以上所說的“經濟”不僅僅是指總量，還指經濟結構的先進程度、經濟能力的轉化和利用率等方麵。否則的話，那也不必說韃清後期了，明末時大明的經濟總量也一樣吊打建奴不是？

扯遠了，言歸正傳。總之，國家武力雖然是任何國家存在的必須基礎，但文官政府卻是曆史發展的必然，否則隻能出現****，那無論對外還是對內都隻會導致災難。這個道理古人很早以前就懂：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所以，文官集團的權力大於武將集團在本質上沒有問題，李如鬆這種強行要求和文官平起平坐才是有問題的。但是，文官直接不把武將當人看肯定是有問題的，權力的壓製有正當性不代表人格壓製也有正當性。

高務實現在麵臨的問題在於，既要在權力上確保對李如鬆的強勢壓製，又不應該讓李如鬆覺得自己在人格上被侮辱了，這就很考驗手腕。

至於為什麼這件事很重要？當然是因為高務實要用這件事給大明的文武之爭立下一個規矩、一個標杆。

後世之人常說“一流企業賣標準”，那麼轉換一下，高務實現在就認為“一流大臣定規矩”。

一道由高務實親筆寫就的奏報在當日下午被送出，朝京師而去。此奏名曰《題閃電湖之戰告捷兼論文武於國家之當位》，後世則將稱其為《論文武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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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之前的分章，二十稱廿，三十稱卅，四十稱卌，這我是知道的。今天寫到第五十一分章，忽然愣了，心說五十稱什麼？然後查了一下，似乎五十稱“圩”，但單獨查“圩”字卻又沒有說它有五十這個含義，想了想……沒敢亂用。如果有讀者朋友知道，還請留言指點，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