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萬大軍，這樣的規模在古代戰爭中是很難進行集中指揮的，即便強行集中，帶來的更多也可能隻是指揮失靈等各種災難性境況頻發。而且從物資補給的角度而言，六十萬大軍的供應堆在同一個地方那就更是災難中的災難了。

不過即便高務實將六十萬大軍分作四路，但他本人所處的這一路仍然兵力雄厚。哪怕分出五萬遮蔽側翼之後，十五萬大軍進駐大寧也不是玩笑事，這對於重建不過數年的大寧城來說也是相當大的考驗。

大寧城中本來就有部分駐軍，高務實切實帶來的隻有十三萬左右。從喜峰口來大寧，這條路線是去年秋冬時曹簠走過一次的，這次高務實領軍前來同樣也由曹簠伴隨，當然中軍之中則依然高高飄揚著“禁衛軍司令戚”的大纛。

大寧城自去年起便已經開始做屯駐大軍的準備，城中的儲糧十分充裕，即便之後沒有額外輸入，光是儲糧便已經足夠二十萬大軍食用兩年之久，另外還儲存了一些醃肉、魚乾、風乾肉之類，可以說不懼堅守。

二十年的長期積累，數年來的專門囤積，這才是高務實敢於一次動員六十萬大軍打一場浩大決戰的底氣。從很大程度上來說，這場仗的軍事屬性遠不及政治宣誓重要，因為一場戰爭的準備充分到如此程度，裝備也占據優勢，兵力更是懸殊到幾乎十倍的決戰已經基本上不存在輸的可能，唯一要考慮的就是“需要一場什麼樣的勝利”。

正如之前戚繼光所言，打遊牧的最佳辦法是一次絕佳的戰術欺騙加上突然襲擊，完成霍去病式或者李靖式的犁庭掃穴，要儘量爭取一鍋端。

不過，對於“中興大明”的一場宣誓性戰爭，高務實需要這次勝利具有更多政治意義，才會不斷加強對皇帝的勸誘，讓他認為隻有大軍圍剿方能充分展示大明的威嚴。

這顯然給軍事指揮帶來嚴重困擾，畢竟在整個人類曆史上，單獨戰場上沒有直接指揮幾十萬人和幾百萬人的例子，因為軍隊根本無法展開，而且軍糧消耗也是問題，所以都不可能脫離補給線帶五六十萬人或上百萬人在一個地方作戰。

即便是人類大規模作戰的巔峰，二戰時期蘇德戰場幾百萬大軍廝殺，那也是在極其寬大的正麵展開，是由多個戰役共同組成的，不能看做單獨戰場。

二戰時期已經是機械化大生產到達較高水平時發生的戰爭，在農業社會則絕無可能。整個戰爭投入人力達到幾十萬人或幾百萬人，有還是有過的，不過純戰鬥人員幾百萬人就沒有過。即使幾十萬人的戰爭，在封建社會晚期也需要舉全國之力，哪怕大明這種大一統集權下的農業社會，其動員能力是有極限的。

事實古代戰爭並沒有想象的複雜，因為通訊手段非常有限，除了靠喊、靠望就是靠腳來準確傳達訊息。

因此一般而言，一場地區性戰役裡能指揮的人數十萬就已經非常非常高，就古代生產力與運輸能力來說，超過二十萬在一個地區上就沒有辦法有效控製軍隊。更有甚者，前線指揮官增多等於意見的不統一，增添大量不必要的意外，故而有時候人數反而是混亂的來源。

也正因如此，大明才會在大規模戰爭爆發時由皇帝賜予主帥尚方劍來確保全軍能夠統一思想，避免指揮紊亂。

一場戰鬥中，一個地方能塞下的人是有限的，不會因為國力與將領領導力而可以進行壓縮或提高。冷兵器時代大部分戰爭，都是以幾千人為一個部分做單位運動，過萬人則是一整隻軍隊，過十萬那一定就達到了戰役級的水平。

一個地區戰役裡，一個指揮官統領幾萬人，之後分為幾個數千人或萬餘人的分隊，每個分隊由指揮官的嫡係人馬指揮，而地方上的戰鬥幾千人就是極限，更多的人則意味著更大的戰場。

比如一支五萬人的部隊，分為八個五千人隊，依次序對最高指揮官負責。地區戰役的指揮官按照他對地形的理解分配這些五千人隊，之後自己的本部兵馬坐鎮在可以隨時支援各地要衝的位置。

此時可能會麵臨有大量道路而戰略任務是防守而非進攻，於是很可能八個五千人隊全部分出去縱向防禦避免敵人迂回包抄；也有可能地形是狹窄的，兵力無法展開，一個通道隻能放一個五千人隊或者兩個，其餘的則要拉開一定距離方便有緩衝空間。

由於開打後基本不可能及時、準確的傳達命令，所以大部分時候，命令都是提前得到了預知，指揮官會把自己對戰局的理解和戰略需求講解給嫡係的將領，而顯然指揮官不可能親身考察所有地形，因此前方戰場就有賴於一線將領的執行能力。

比如東線的預期情況是防守，西線則是進攻，指揮官最初的命令是這樣的，並且給出了減少損失和如果作戰不利可以撤退或停止進攻的保底標準，那麼前線將領就不會傻到拚死作戰，而是執行指揮官的戰略需求。

這時候就主要考驗地方指揮官對前線的控製力了，而除非有特殊情況與意外，否則大部分情況下傳令兵是沒有太大作用的，因為的確很難做到實時傳送命令。假設是必須進攻打下來或死守的情況下，在開戰前都做過交底，基本不會在戰役開打後開所謂的指揮係統來調度部隊。

當然，讓預備隊進行戰術支援是可以的，可如果指揮官觀測或無法判斷前線情況，那還是要依賴最前線的部隊靠傳令兵來尋求救援，這樣一來一回，命令的延時性就往往會導致前線出現各自變化。

這就是一個局部的地區戰役全貌，它由大量前線戰場彙聚而出，而整個戰爭，就是大量的地區戰役所組成的全局。這其中通常有一方會是主力，但也不會過度密集的聚集在一個地區，多個戰場的指揮官要向最高的軍事領袖負責。

大致上的邏輯和模式，都跟地區指揮官與前線將領的指揮體係差不多。即都是在開戰前軍事領袖就對這些派出去的指揮官們交過底，解釋了戰略思維與需求，當然也有一些是沒有交過底但突然因為被人進攻而卷入進來的，這種情況下就隻能依靠前線將領的判斷，要麼死戰等援兵，要麼狹路相逢勇者勝反而擊退敵軍乃至大獲全勝，再不然就隻能戰敗撤退了。

假設一次戰鬥，可能有三個方向的局部戰場組成整個戰役，互相之間沒有辦法快速支援或連接，而每個地區都部署五萬甚至十萬以上的兵力。那麼在開戰之前，軍隊最高領袖通常就隻能告知地方指揮官自己想要的軍事戰略需求，然後一切就是交給那位將領統管執行。

素以簡單的說，就是大部分時候都靠隨機應變，真正有決策權的軍事領袖分身乏術，指揮是非常有限的。地方的指揮官與前線將領隻能依靠之前軍事領袖的大致戰略部署，還有結合前線實境的情況來見招拆招。

如果前線戰果普遍對戰爭利好，那麼戰爭的贏麵就比較大，說穿了就是這麼簡單。

假設雙方兵力互相部署拉鋸，其中一個局部戰役失敗，就意味著對方有更多兵力可以抽調來部署進攻，類似於打昆特牌[注：我是不是暴露了什麼？]。

也有不少希望集中兵力優勢，實現以多打少的例子，紅朝太祖最會這一手。不過這事說來容易做來難，幾千年來人類戰爭史中還是有很多明明以多打少結果被反殺的情況。

以多打少為什麼也能輸？原因其實不少，但其中有很多就是因為戰場塞不下那麼多人。就算一方人數再多，到了戰場上可以包圍和接觸敵人的，也無非就隻有那麼一點，土地與道路對人數的承受能力有效，好比一個狹窄的地形一次性能通過兩千人，你就算有十萬人兵力也是無可奈何。諸如潼關、山海關之類要地之所以重要，這就是根源。

而這類情況還要看士氣，一旦前線士氣潰敗，被敵人精銳反衝鋒打垮了前麵頂頭的精銳部隊，後麵歪瓜裂棗士氣不足，一觸即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引發連鎖效應就跟淝水之戰沒區彆，看似軍威鼎盛結果瞬間主力崩潰乃至於政權覆滅的情況曆史上並不少見。

包括動員能力最強的春秋戰國時期，軍事製度應對戰爭需求達到了非常高的水準，但戰爭的本質依然沒有改變。

除了相互水平基本持平與前線軍事條件對等的消耗外，還有一類尋找機會奔襲，在敵人的布防與戰略沒展開前，就先繞過軍事要地對敵人襲擊的手法。白起奔襲魏國就是很好的例子，這類情況下也就不講究太多指揮體係上的問題，而隻求指揮官能力和軍隊質量來迅速達到戰爭目的。

同時這也反應了一個問題，即軍隊的調集是需要動員的，來不及動員部隊，就很可能被人打情報差跟時間差的突襲。早期兵農合一，再到後來募兵與軍戶製度，都是為了方便迅速調動大量人力。

大部分封建朝代地方有自己的兵力構成，中央以南北朝後舉例，有府兵一類的中央部隊，如果對外有防禦或征戰，就會開始動員腹地的類似軍戶出身的農民，平時耕種戰時打仗，很快就可以集中一支軍隊。

事實上大部分情況下，幾十萬人的戰爭，大多數是幾萬人或萬餘人的純戰鬥人員為單位，大量的分布在整個國家的各個地區。一般到後期決戰時，才會出現上十萬人的單位大量密集的集中在戰略要地，雙方主力尋求突破點來決一勝負。

總而言之，高務實現在的情況就是掛名蒙元經略這個最高軍事領袖，但實際指揮的軍隊也就大寧城這十五萬人。側翼不遠的那五萬人都很難實時掌握，更何況西線的明蒙聯軍、宣府太原聯軍以及東線的遼東軍。

與京師報界大肆報道的那些“作戰猜想”不同，高務實給其餘三路大軍主將的任務更加具有靈活性，也並沒有簡單的“任務規定”，主將們的自主度非常高。

大同、土默特、鄂爾多斯三方組成的明蒙聯軍主將是高務實的鐵杆嫡係、大同總兵麻貴，他接受的命令是“北上外喀爾喀部相機作戰”。

這可真是既簡單又寬泛，甚至根本不像是一個作戰任務，因為這個命令連任務目標都不存在。打哪裡，怎麼打，打成什麼樣，命令裡通通沒有交代，全憑麻貴自行判斷。

而宣府、太原聯軍方麵，主將依舊出自麻家將，是宣府總兵麻承恩。當初麻貴、麻承恩叔侄二人一個是大同總兵，一個是宣府總兵，在朝中還引起過討論。不少人認為宣大兩鎮擁兵二十五萬之巨，全都交給麻家非常危險。

不過高務實壓下了這些雜音，一邊是表示相信麻家的忠誠，一邊也為皇帝和一些同僚釋疑：宣大將門頗多，其中很多將門根基比麻家還要深厚不少，所以麻家實際上並不具備“一呼百應”的威望。

再加上“麻家將”雖然現在赫赫有名，但“麻家軍”由於被家中好些子弟“瓜分”，導致他們家在宣大二鎮的嫡係反而相對有限，加起來也隻有三萬出頭，真要論威脅的話，甚至還不如遼東的李如鬆。

李如鬆那可是光自家就有四萬騎兵，而從屬李家軍的將領更是一大串，個個都有為數不等的家丁親軍。這一點從李如鬆本次出兵六萬，其中五萬都是家丁級彆的精銳就看得出來。麻家將全家都不知道能不能湊五萬人出來，而且還分散各地，所以李家如果不算威脅，麻家自然也談不上。

麻承恩接受的命令也很泛泛：“領軍確保土默特安全後可東進覓敵”，同樣沒有明確作戰目標，甚至沒有說明“確保土默特安全”的標準是什麼，全憑麻承恩自行判斷。

二麻叔侄都是“自行判斷”，那麼遼東方麵呢？遼東方麵的主將當然是遼東總兵李如鬆，他得到的命令相比二麻更有意思。高務實給他寫了封信，信中說：“李氏久鎮遼東，與察哈爾大小數十戰，功難複加。今次之戰，遼東戰守緩急、進退相機，皆委兄自決，務實不為遙製。”

李如鬆原本還在擔心此戰自己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壓製——畢竟遼東巡撫是實學派的，副總兵也是實學派的，他一個總兵夾在中間很難辦。想不到高務實大度如此，竟然把全權交給了他。當時李如鬆看完信，沉默良久，一聲長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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