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如今在國家大事上的最大原則,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改革加速,邊疆求穩。
內改加速,從他急於推出兩署十一司、收攏天下財權這兩件大事就能看得出來;邊疆求穩,從他不肯真讓舒爾哈齊取代努爾哈赤也看得出來。
為什麼他如此堅持這兩個原則?真的隻是為了察哈爾之戰嗎?不儘然。
察哈爾決戰固然是國家大計,從高拱時代一直圖畫到現在,說是朝廷上下眾望所歸之事也不算過分,更加是朱翊鈞眼中的頭號焦點,但是對於高務實而言,他知道這並不是最重要的一場戰爭。
察哈爾是什麼屬性的一股力量?遊牧,哪怕布日哈圖引入了一定的農業生產,又開始學習葉赫搞商業,但歸根結底,察哈爾依舊是一股遊牧力量。
擊敗遊牧力量需要什麼?漢唐兩大盛世的鼎盛時期已經給了後人範本:強大得反超遊牧民族的騎兵力量,就是擊敗遊牧民族的不二法寶。
衛霍是如此,李靖也是如此。尤其是從李靖的輝煌勝利可以看出,擊敗一支看似強大的遊牧力量,甚至可以隻需要一支人數並不算很多的精銳騎兵——當然前提是足夠精銳。
大明的騎兵相對於左翼蒙古察哈爾而言或許算不上足夠精銳,但在高務實的幫助下,大明的騎兵倘若能集中使用,實際上也並不畏懼單獨一個察哈爾了。
正所謂精銳不夠數量來湊,騎射不夠火槍來湊。隻要國力強大,依然可以集中一支強大的騎兵力量,對察哈爾打一場短平快的騎兵閃電戰——正如李靖之於東突厥那樣,或許細節有差,但意思大致雷同。
成祖遠征漠北之所以聲勢浩大而戰果寥寥,那是因為成祖整體力量雖強,但步兵到了茫茫草原之上起不到什麼作用,而他手裡的騎兵又並不足以對當時的殘元形成壓倒性優勢,於是數次出塞,都打成了躲貓貓之戰。
高務實平時老拿察哈爾之戰忽悠朝廷上下對他的意見讓步,卻不代表他真的很擔心察哈爾有多難打。對於戰勝察哈爾,他的信心很足,而且預計需要的時間並不會很長。
他真正擔心的,還是壬辰之戰。
壬辰之戰,是指發生在萬曆二十年到萬曆二十六年的明朝、朝鮮與日本之間的戰爭,因發生在明朝萬曆年間,又被稱為“萬曆援朝戰爭”、“萬曆朝鮮之役”等。此次戰爭,看似隻是明朝、朝鮮與日本三方之間的戰爭,但其所造成的影響卻是巨大的。
首先,由於壬辰之戰耗時長,使得明朝的糧餉耗費巨大,財政紊亂,賦役加重。作為援朝前線的遼東地區,物資消耗巨大,以致於朝鮮都在戰後稱“遼左一路,困於遼東之役,騾子、車子都已蕩儘”。
而朝鮮由於地理位置的限製,土地偏少,糧食儲備根本不夠幾十萬大軍的供給,因此明朝還得既出人又出物,需要從明朝運輸糧餉。
但當時明朝正在走下坡路,根本沒有多餘的糧食,所以隻好增加鹽引、關稅來籌集軍餉。對此,有學者計算,關於明朝在朝鮮戰場上的支出、武器裝備費用與交通運輸費用等,大約有兩千萬兩以上。巨額的糧餉導致明朝三大國庫太倉庫、太仆寺庫和京通倉儲的空虛。
對於這樣龐大的軍費支出,明廷內部痛心疾首:“太倉入不當出,計二年後,六軍萬姓將待新漕舉炊,倘輸納愆期,不複有京師矣”。
事實上,他的擔憂並無道理,因為軍費龐大,為了彌補國庫空虛,朝廷隻好增加稅收,“其後接踵三大征,頗有加派”,致使人民負擔沉重,百姓怨聲載道,而這也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其二,援朝戰爭導致明廷內部矛盾加劇,黨爭激烈。先是以李如鬆為首的武將與以宋應昌為首的文臣,在戰爭中因政見不同而產生矛盾,在戰後又因論功行賞產生摩擦,雙方各自為自己的陣營謀劃利益。
在此次支援朝鮮的明軍中,分為北兵和南兵,北兵善騎射,但他們攻城卻很受限,而南兵多炮手,攻城時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在論功行賞時,卻使北兵居上,從而引起了南兵的不滿。史載“南北軍不和,軍中流言傳布”。
此外,東征將領頻繁更替,經略由宋應昌替換為邢玠,提督由李如鬆換為麻貴,兵部尚書由石星變更為李禎……如此一來,朝廷矛盾重重,加劇了政局的不穩定性。
萬曆二十一年,當戰爭進入和談期時,明朝內部卻圍繞是戰是和爭論不休。不久後戰事再起,沈惟敬、石星等人受到彈劾;
二十五年,讚畫主事丁應泰彈劾楊鎬“貪滑喪師,釀亂權奸,結黨欺君”等一係列罪名,隨後,麻貴又彈劾楊鎬與其副將李如梅私通倭寇,“媚倭將清正,與之講和”。自後,楊鎬被罷官。
這一係列的彈劾,反映了明朝內部林林總總的矛盾:黨派之爭、主戰派與主和派之間的鬥爭、文臣和武將的鬥爭、南兵與北兵的鬥爭等等,更加加劇了朝局的不穩定性,也進一步削弱了明朝的實力,為後來努爾哈赤的壯大提供了可乘之機。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援朝戰爭導致明朝遼東地區軍事力量的削弱,這是導致努爾哈赤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
遼東地區因為地理上最接近朝鮮,成為了最先派出兵力開往朝鮮救援的軍隊。但是,自開戰以來至萬曆二十八年,遼東地區的九萬五千士兵,能參戰的僅有四萬左右——這就是所謂李成梁嫡係原曆史中曹簠沒被人救出來,曹家軍實際消散。
此外,除了遼東地區外,明朝還從全國各地陸續調兵前往朝鮮,先後投入約10萬左右的兵力。但朝鮮戰場猶如一個爛泥潭,致使明軍損失極為慘重,在整個戰爭期間,明軍共傷亡三到六萬,戰馬損失亦極大。
這場戰爭使得明朝軍事力量受到削弱,尤其是遼東地區,過多地抽調兵力造成本地防守空虛,從而為建州女真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機。
壬辰之戰時期及之後,努爾哈赤一邊與明朝虛與委蛇,一邊加緊了統一女真的步伐,逐漸收服了海西女真四部,而後蒙古與野人女真皆被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逐漸征服。
但受到影響的隻有大明嗎?不然。萬曆二十六年,也即1598年年末,豐臣秀吉的軍隊回到日本,七年征戰幾乎一無所獲。
他們確實掠走了很多朝鮮奴隸,後來這些人或是被迫在農田勞作,或是在奴隸市場被販賣;他們確實抓走了有著先進技術的朝鮮陶工,日本的陶瓷工業因此而繁榮;他們確實帶走了大量銅活字,為日後日本印刷業短時間內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
另外,有數千冊珍貴圖書被掠奪回日本,很多被收入德川家康修建的圖書館,日本人因此掌握了書中的知識。朝鮮的繪畫、卷軸和宗教用品同樣損失慘重,甚至連石塔和珍木也沒有幸免。
正是因為這些掠奪來的物品,後來的日本人才會將豐臣秀吉的大陸侵略戰爭稱為“陶瓷之戰”或“活字之戰”。
然而,和成千上萬喪生的日軍士兵對死亡者數量合理的估計在七萬到八萬之間,其中一部分死在戰場上,更多的人死於艱苦的環境和疾病,以及為了支撐這場戰爭從日本經濟中抽取的巨大財富和資源相比,文化領域的發展隻能說是聊勝於無。
如果無法攫取大量新土地,如此巨大的代價必定得不償失,而秀吉的軍隊沒能達成上述目標。因此,日本人將秀吉野心勃勃的征服亞洲之戰總結為另外一個詞“龍頭蛇尾之役”,即開始時雄圖壯誌,到頭來兩手空空。
朝鮮之役結束一年多以後,日本的和平岌岌可危。豐臣秀吉的繼承人豐臣秀賴年僅五歲,而豐臣秀吉給他安排的“監護人”前田利家也於次年去世,德川家康再無強大掣肘。
戰爭的陰雲籠罩在整個日本上空,內戰的兩大陣營開始劃定。
一方是德川家康,他被認為是後秀吉時代日本實力最強的大名,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因此實力更勝一籌。
支持德川的大名大多在東日本,德川自己的領地也在這裡。參加過朝鮮之役的老將,如黑田長政、鍋島直茂、宗義智和對秀吉忠心不二的加藤清正加藤支持德川的例子,很好地說明了大名僅僅效忠於秀吉本人,因此在他死後迅速改換陣營。
另一方是反對德川的大名們的鬆散聯盟,他們主要來自西日本,以五奉行之一的石田三成為首。同德川一樣,石田也宣稱自己隻是為了維護秀吉的遺產,不過實際上他也懷著奪取統治權的個人野心。
支持他的大名包括以下幾人:朝鮮之役中的重要人物宇喜多秀家,他是壬辰戰爭中侵朝日軍名義上的總大將,也是五家老之一,曾發誓要保護秀賴;五家老中的另一位毛利輝元,他曾經指揮日本水軍同李舜臣交過手;九州的基督教大名小西行長,他在兩次入侵中均是先鋒,參與謀劃了停戰期間的大部分外交騙局;泗川之戰的勝利者島津義弘,他割下了大量鼻子作為戰利品;小早川秀秋,他是小早川隆景的養子,後者是在1593年的碧蹄館之戰中擊敗明軍的九州大名。年邁的隆景死於1593年,享年六十五歲,沒有子嗣。
關原合戰以東軍的勝利告終,戰爭結束後,發生了所謂的“日本史上最大規模的轉封”,反對德川的八十七位大名的領地被沒收,然後被賞賜給幸運選對陣營的大名。
在這場前所未有的大動亂中,豐臣秀吉之子秀賴沒有被廢黜。他保住了大阪城及其周邊六十五萬石的領地,雖然隻有他的父親留下來的三分之一,不過仍然是日本領地最大的大名之一。
德川家康知道,除掉這個孩子的時機還未成熟,日本人還沒有忘記秀吉的權威。現在離太閣之死不過兩年,如果選擇在此時徹底顛覆豐臣家,那些剛剛向德川宣誓效忠的大名勢必會生叛心,同盟必然瓦解,部分大名會選擇站在秀賴一邊。從取得關原合戰的勝利到滅亡豐臣家,德川家康又耐心地等待了十四年。
與此同時,壬辰戰爭對朝鮮的影響比對日本還要大得多。戰爭期間,成千上萬的朝鮮人因秀吉的侵略直接喪生,其中既有浴血疆場的戰士,也有手無寸鐵的平民。除此之外,戰爭導致大量人口流離失所,很多人死於接踵而至的饑饉和疾疫,再加上那些被掠為奴隸再也沒能回家的人,朝鮮損失的人口很可能高達兩百萬,大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0%。
日本人在第二次入侵時推行的焦土政策,以及農民棄田外逃的現象,給朝鮮經濟造成了沉重打擊,特彆是南方的糧倉慶尚道和全羅道。朝鮮農田的損失率高達五分之四,這不僅意味著食物供給嚴重不足,也意味著政府稅收收入大幅減少,而當時的政府急需稅金重建國家。
朝鮮從未從這次打擊中完全恢複過來,戰爭結束百年之後,它的耕地數量仍然沒有恢複到戰前水平。戰爭結束兩百五十年後,曾經的王宮景福宮仍然是斷壁殘垣。
這種衰落又導致了另一個嚴重後果,即當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因為小冰河期的影響以及努爾哈赤自己作死的排斥漢人政策,後金開始出現嚴重的饑荒,於是後來不得不南下征服朝鮮——朝鮮一觸即潰,被迫上貢,開始了既對大明稱臣,又對後金稱臣的“雙端上貢”,國內水深火熱、一團亂麻。
整個東北亞的局勢,都被這場戰爭所影響,而且幾乎全部都是消極影響。這顯然不符合高務實的理想——他希望捏合這些力量用於對抗“西風東漸”。
如何讓壬辰之戰的消極影響儘可能降低,同時利用這場戰爭達成他“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才是高務實如家長般操心的真正原因所在。
不過,高務實擔心自己的後手安排得晚了些,這卻有些小看了高逸民,或者說小看了京華在遼東的力量。
高逸民是能帶兵的人,他判斷出既然前方曹簠大軍剛過,努爾哈赤麵對三麵合圍又不可能還留下多餘的兵力在外晃蕩,那麼這一路追趕無疑就是安全的。
於是,高逸民在遼陽以高務實的命令帶了三百家丁直奔撫順關而出,追趕曹簠大軍。
撫順關雖然是邊關,但現在是在大明朝,邊境與後世的規矩可完全不同。簡單的說就是女真人要入關很麻煩,需要很多手續,而明人要出關卻很方便,幾乎暢通無阻——畢竟關外的女真各國名義上都是大明的衛所,沒理由我堂堂明人居然不能去。
尋常人都能出關,高逸民自然更不必說。三百騎丁在他的帶領下揚雪如塵,沿著渾河河穀一路向東,在楊元尚未趕到之時便抵達了赫圖阿拉城外。
算算時間,正是明軍三將開會、高務實與劉馨縱論女真局勢之時。
“報!”曹簠帳外響起傳令親兵的聲音:“大帥,京華高參謀求見。”
曹簠一愣,問道:“哪位高參謀,可是逸民先生?”
外頭答道:“是的,大帥。”
“逸民先生到哪了?”曹簠連忙站了起來,對戚金與麻承勳道:“逸民先生此時前來必有要事,我等且出帳一迎。”戚金、麻承勳欣然起身,雖曹簠一同出帳。
高逸民隻是高務實的家丁,在京華遼東有些地位罷了,本不值得堂堂副總兵親迎,但曹簠剛才其實已經說明了原因:仗打到現在這個份上,高逸民卻來了,那必然是有要事。而且高逸民絕不會是主動要插手什麼,隻能是秉承高務實的命令而來。
既然是高司徒的信使甚至代表,那又豈能不迎?回頭萬一高逸民給高司徒的彙報中提一句他曹某人傲慢無禮,高司徒會怎麼看?那還了得!
一出帥帳,曹簠便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笑著道:“曹總戎彆來無恙,逸民又來叨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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