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應楨帶著高務實指點的“建設性意見”回府去了，高務實將與島津家接觸的相關事宜基本交給了他去辦。

總的來說，這份“建設性意見”就是讓朱應楨忽悠住島津家進行發展向的改革，讓他們覺得之所以會被豐臣秀吉擊敗，根本原因並非薩摩武士不善戰，而是在於豐臣秀吉的經濟實力碾壓了薩摩，故而可以用十倍兵力強行平推。

這也並非忽悠而是事實，島津家的人肯定能明白過來，如此便能進行下一步的計劃。這個計劃自然還是高務實最擅長的：由經濟滲透逐漸強化到經濟控製，最終形成京華為樹、島津為藤的狀態，一如今日之土默特一般。

屆時，無論京華要做什麼，島津家都隻能跟隨，否則便會出現經濟上的總崩潰。那種崩潰甚至不僅隻是民生凋零，而且還會導致藩政大亂，底層武士揭竿而起的局麵，對於島津家來說便是萬劫不複。

要達到這一目的，主旨便是要掌握薩摩的經濟命脈。不過薩摩眼下還很落後，所謂經濟命脈無非就是農業，而商貿隻是一種補充。

掌握農業顯然不是高務實有興趣的，況且也做不到——當前日本歸根結底也是土地分封製，高務實拿什麼去掌握人家的封地？

所以高務實的意思是，讓島津家搞出一兩樣拳頭產品，並且這一兩樣拳頭產品帶來的收益要能夠力壓傳統的農業收入，成為薩摩藩政收益的大頭，進而形成薩摩全藩都離不開這種收益的局麵。

這種思路對於小國來說很有用，比如後世韓國經濟崛起，靠的不就是幾個財閥巨頭麼？

不過高務實的目的終究是控製他們而不是把他們當本土來發展，所以這一兩項拳頭產品首先要滿足的一點就是：它們離不開高務實的支持，一旦離開高務實，便會出現產業崩潰，成為薩摩藩“不可承受之痛”。

高務實前世曾經粗略了解過日本崛起的曆史，在他看來日本若為德意誌，則薩摩當為普魯士。薩摩藩毫無疑問是日本近代崛起的發動機，其對日本近代化的重要程度甚至超過“擁有日本陸軍”的長州藩。

後世人所熟知薩摩藩，為外樣大名島津氏屬，表高77萬石，居日本第二，藩城為鹿兒島城。不過很不湊巧的是，當前的薩摩藩因為被豐臣秀吉教訓和懲罰，表高降低至六十萬石出頭，實力大衰。

薩摩藩及島津家的曆史之前已經簡略說過，此處不再贅述，隻說下薩摩藩此時的經濟問題。

如果說財政問題是安土桃山時代(織田信長-豐臣秀吉)至江戶時期(德川幕府)普遍困擾各藩的一個老大難，那麼薩摩的情況之難恐怕要居各藩之首。

由於很多曆史原因，可以毫不誇張的說，薩摩藩在這一時期兩百年多裡基本上一直處於破產的邊緣。長年的囊中羞澀加上地理的偏遠，讓薩摩藩士被視為鄉下人而屢遭歧視。

地域歧視這種事在日本是很常見的，比如赤穗藩淺野家就被看做“鄉下大名”，因而被要求學習禮儀，結果引出來個忠臣藏的故事。而這個赤穗藩在播磨國，歧視離京都並不是很遠。

那麼對比一下，比赤穗藩更遠的薩摩藩，其地位在“城裡人”眼中可想而知。這種不公正待遇可以說對日後薩摩藩士的積極參與倒幕運動起到了很大的推進作用。

因為被視為鄉下甚至蠻夷，對於薩摩藩來說，成功的財政改革的意義是相當非凡的。作為幕末四大藩國中的頭號強者，薩摩藩能從一個兩百年來瀕臨破產的藩搖身一變成為雄藩之首，乃至開創後來近百年的藩閥政治，沒有穩定的財力支持。那是不可能的。

薩摩藩自開藩後，財政問題一直是藩政頭號問題。正是因為財政上的困境，薩摩藩一直不能開展各種改革事業，造成薩摩藩的長期落後，而長期落後的意識又反而成為改革的阻礙。

薩摩藩的財政問題主要出在經常性和非經常性支出都太多。

第一個問題來自於薩摩藩的藩組織體製。薩摩藩的藩組織體製相當獨特，名叫外城製。這個獨特的製度近似於鐮倉幕府的禦家人製度，是島津家自被鐮倉幕府命名為守護後的一種曆史遺留。

外城製的最大特點，是他的武士並不聚集在主城附近居住和生活，而是居住在田間地頭附近的小型據點裡。薩摩藩內存在有大量的稱之為“麓”的山地城寨和平原城寨等小型軍事據點，這些地方統稱為外城(島津家當主的主城是內城)。

在這些軍事據點中，居住著大量的半武士或準武士的集團。這些人平時耕種，戰時組織起來出擊。

這個情況之所以存在，一方麵是因為島津家作為鐮倉幕府時期的守護大名，為了儘快統一本地而因襲了禦家人製度，對領內大量的地方豪族和其郎黨都予以了保留，進入戰國時期，這些郎黨就轉化成了所謂外城士即準武士。

另一方麵，外城製也是薩摩藩長年戰爭遺留下來的一個結果。因為薩摩藩自進入戰國以來，直到德川家開幕為止就一直沒停過戰爭，因此對比他藩而言，薩摩藩需要更多的動員兵來維持其戰鬥力。

所以薩摩為了能兼顧戰爭和耕種，而且也為了便於控製國家，就大量設立準武士人員遍布各鄉。薩摩藩的武士占總人口26%以上，接近40%，人數比例之高即便在日本也是不多見的。

而且，島津家是在幾乎完成九州統一的目標時，被豐臣秀吉打敗而被迫吐出大量土地的，這就造成了一種嚴重後果：在統一九州時期已經設立的大量武士和準武士一下就失去了土地，然而島津家又不能將其拋棄，結果便造成了薩摩藩藩士眾多的情況。由於藩士太多而領地又遭到了削減，所以這些藩士的俸祿問題自然極讓薩摩藩撓頭。

第二個問題來自於後來的德川幕府，不過由於當前還沒有發生，就不細說了，大體上可以用一句話來表述：由於島津家在關原合戰中站在西軍一方，因此後來德川幕府一直給他們穿小鞋，造成了薩摩藩各種莫名其妙額外支出。

財政問題無非收與支，也就是“源”與“流”，而除了名目繁雜的支出外，薩摩藩的收入也有很大的問題。

之前說過，這一時期的日本衡量財富的尺度是米的產出量。因而產米的土地乃是財政的基石。薩摩藩的土地在後世劃成了鹿兒島和宮城兩縣(日本的縣比市大，原因可自行百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一種日本獨有的小高原，叫做シラス台地。

這種小高地的形成是因為活火山的噴發，由其所流出的的熔岩和岩石碎片所堆積而成。這樣的土地在後世日本的鹿兒島縣占52%，宮城縣占16%(薩摩土地都在這兩個縣)。

這種土地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土壤保水性極差，雨後經常湧水，使得作物的培植非常困難，而且因為火山灰和碎片的堆積，附加以河流的衝刷，使得這種土地容易出現各種奇特的地貌。

多變的地貌加劇了灌溉的困難，而且薩摩藩所處的位置麵向黃海和東海，往往成為大型台風的登陸點。灌溉困難和大量的自然災害，使得薩摩藩雖然名義上有77萬石(現在60萬石)的收入，實際上收入往往隻有35萬石多點(現在30萬石)。

收入的低下和支出的高昂，再加上長年戰爭的消耗，使得薩摩藩現在的實際情況就是極度貧困。

在原曆史上，為了緩解這種貧困的局麵，薩摩藩的解決辦法就是向琉球出兵。在島津忠恒時期，通過征服琉球，島津家奪取了奄美大島四萬石的土地。同時獲得了從琉球的朝貢貿易中撈取利益的權利。

這一舉動不僅大大緩解了早期和中期薩摩的財政窘況，而且也讓薩摩獲得了強大的經濟來源：比如說奄美大島生產的黑砂糖。

砂糖當時在日本是貴重的貨物，從本州到九州的各種地方的點心還有傳統的酒釀，製作時都需要黑砂糖。而這時日本國內黑砂糖出產地最大者即為琉球，所以這份巨大利益為薩摩獨占。

黑砂糖甚至為薩摩藩建立了財政信用，藩廳借助黑砂糖之利，成功獲取了大阪等地商人的大量貸款，為早期和中期的藩財政提供了難以估量的助益。

然而，薩摩藩奪占奄美和黑砂糖利益，也僅僅是有效緩解了財政上的窘迫，實際上隻是讓薩摩處於一種半飽餓不死的狀態，籓財政仍然需要借款以維持日常的開銷，而借款所附加的高額利息，漸漸成為薩摩財政的又一重大負擔。

因此，早期薩摩的各項改革隻不過是緩解了財政危機，並不是真正扭轉了財政困局。甚至為之後的財政增加了重大困難(利息)，本質上來說依然處在破產邊緣。

而現在由於高務實的存在，薩摩藩連琉球群島也肯定拿不到了，因此砂糖的這筆吊命錢也已經注定與他們無緣。可以說此時的薩摩藩財政問題之嚴峻，實際上比大明朝廷還誇張。

高務實打算通過朱應楨給他們的建設性意見，說起來真是很有中國古代的一貫特色：專賣製度。

當然，不是鹽鐵專賣，是硫磺與樟腦的轉賣製度。硫磺與樟腦是薩摩藩對外貿易的主力產品，京華在九州島主要收購的貨物就是硫磺，而朱應楨家做的則是樟腦買賣——此前三池港衝突中有提過這一點。

實際上高務實很清楚，台灣島的樟腦產量更大、質量也更好，不過台灣開發還隻是剛剛起步，到今年為止也不過移民了不到二十萬漢人，還遠遠達不到跑去深山老林開發樟腦的時期。此時此刻，薩摩藩還能繼續把樟腦貿易當初財政主力來經營。

不過，薩摩藩落後的生產和銷售體係顯然與大明民間強大的購買力不匹配。按照高司徒的估算，薩摩藩的樟腦產量就算提高十倍，扔進大明也不過打個水花。這就完全有必要讓薩摩藩摒棄過去那種放任自流式的發展和管理，進行官方改革，由藩廳掌握管理權，並與北洋海貿同盟簽訂獨家供銷合同。

與此同時，硫磺貿易也是一樣。對於火山眾多的日本而言，硫磺這玩意接近於天賜——白送的貨。整個日本由北到南哪都有產，不過後世的主產區是東北和關東。

產量問題高務實倒不必擔心，也沒必要去和後世對比，畢竟後世的硫磺用量遠超當前不知道多少倍。反正就以目前的情況來看，隻要薩摩好好開發和管理，他一家的產量都夠整個京華四處開戰了。

當然話說回來，高務實也不打算真讓薩摩藩成為京華硫磺的唯一供應地，或許他能容忍在尋常時候都從薩摩拿貨，但在台灣等其他有硫磺產出的地方也一定會維持低程度的開發，以避免萬一薩摩或者日本局勢失控，京華出現硫磺短缺的困擾。

不過，按照高務實的粗略估算，薩摩即便把硫磺和樟腦改革為專營體製，也不足以真正強大起來，大抵也就比原曆史上奪取琉球砂糖之後略強一點——除非京華真的到處開戰，硫磺需求量大增。

故而在硫磺與樟腦這兩個傳統產品之外，高務實還需要給薩摩再指一條明路，同時也將其更加牢固地捆綁在京華這條大船之上。

這一次，高務實做出了一個符合原曆史發展而又能被他所控製的產業：玻璃製造。

原曆史上的薩摩藩後來搞出了“薩摩切子”，即純手工用金剛砂在水晶或玻璃器表麵切割磨刻細膩花紋的工藝(可百度“薩摩切子”、“江戶切子”)。不過原曆史上這種技術的出現很遲，到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原因倒很簡單，那個時候玻璃才比較普及。

但隨著京華兩洋艦隊的擴大，雙筒望遠鏡的產量迫切需要提升，因此高務實近來也在考慮將東方玻璃產業發展納上日程——之前用的都是天然水晶，原材料方麵有些麻煩。

按理說這項產業不應該放在並非本土的日本薩摩，不過高務實並不太擔心這一點，因為在這個時代的日本，玻璃工業要發展是離不開他高某人的。這個信心不是來自於技術管控，而是來自於原材料管控。

在很多穿越作品中有一個誤區，就是玻璃等著穿越客去發明，再出售海外博取逆天利潤。但是其實玻璃很早就已經被古人發明了，約公元前3700年前，古埃及人已製出玻璃裝飾品和簡單玻璃器皿，不過當時隻有有色玻璃。

約公元前1000年前，中國就製造出無色玻璃。北宋時期已經出現了商品玻璃，並開始成為工業材料。韃清初年，為適應研製望遠鏡的需要，製出了光學玻璃。

但是有一點很重要，即我國古代的玻璃一直是較為簡單的低溫鉛鋇玻璃。因為化學成分和燒成溫度的原因，遇到熱水就炸，因而根本無法用來做生活器皿。這與西方的“鈉鈣玻璃”屬於兩個不同的玻璃係統，後者雖然透明度較差，但卻結實耐用，遇熱不炸裂。

因此，我國古代的玻璃隻能局限於裝飾品，而很少被用作飲食器具，更談不上製作光學玻璃了，但是很顯然，高務實需要的就是光學玻璃，也就是後世常見的玻璃。

玻璃的原料誰都知道，無非是石英砂、石灰石、長石、純堿。前三種原材料幾乎全世界都有，日本也不例外，但最後一樣純堿就不同了。

古代製造純堿的技術有道是有，但很麻煩且不經濟，真正能用的其實隻有天然純堿，高務實的香皂生意所用的純堿也都是天然純堿。

天然純堿這東西就不那麼常見了，尤其是達到“具備開采價值”的就更少得可憐。這玩意也就是碳酸鈉，又叫蘇打、塊堿、石堿、口堿，廣泛應用於印染、製革、食用。天然純堿主要存在於鹽湖中，產量有限，古人早就使用，但在現代“人工蘇打”問世前，這是工業化生產的一大製約。

很遺憾，日本在這方麵很磕磣，天然純堿產量可以忽略不計。順便糾正個錯誤，從草木灰製取的堿汁不是碳酸鈉，是碳酸鉀。鹽堿湖裡搞出來的才是碳酸鈉。

那這玩意誰有？土默特就有。大明的純堿主流名稱就是“口堿”，原因就是來源於土默特：因為是從口外而來，故有此名。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巨大的產區在河南——但高務實原先不知道，他也是前不久才被劉馨告知的，所以還沒有進行開采。

總而言之，在東亞範圍內，值得開采的純堿產區現在都直接或者間接被高務實掌握著，他完全不必擔心薩摩掌握玻璃製造工藝之後能反過來卡他的脖子。

況且以他高某人的謹慎，也沒打算把整個製造工藝和生產基地全部交給薩摩，他的想法是基本製造由京華來搞，後續的加工打磨等一係列操作交給薩摩。

玻璃產業當然是利潤巨大的，精加工的附加值就更高了，所以可以預計薩摩一定會逐漸加大投入來換取這筆利潤。

但這是符合高務實需求的，因為在這個體係之中，薩摩是魚，而京華是水。

沒有魚的水還是水，沒有水的魚隻能是死魚。薩摩在這方麵投入越大，就越離不開京華，再加上之前的硫磺和樟腦，屆時的薩摩就隻能乖乖呆在京華的賊船上，根本不敢跳船。

糖衣毒藥已經備好，就等饑不擇食的島津家上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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