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島津家想買武器這件事，高務實先是有些意外，想了想之後又覺得也在情理之中。

薩摩藩島津家，這地方和這家人一貫就不是省油的燈，尤其喜歡和代表中樞的朝廷過不去。在原曆史上，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從薩摩與長州兩藩的倒幕運動開始的。

當然，後來明治政府中的大多數內閣成員也多出自這兩藩，而且當時日本有“長州陸軍，薩摩海軍”一說，足見這兩藩實力之強。同時也說明了另一個問題：這兩家強藩搞七搞八的最終目的，其實說穿了也就是與其你們命令我們，不如我們命令你們。

長州藩暫不去說，隻說薩摩藩會將求助的目光投向北洋海貿同盟，這還真是符合他們的曆史作風。

原曆史上的薩摩藩可不止是之前提到的那些曆史，他們在十幾年後還會入侵並實際控製琉球，不過這次入侵的主要目的不是侵略本身，而是為了方便和大明最生意——當然，是指走私生意。

再往後的倒幕運動那些離得太遠，就不說了。隻說島津F4(四兄弟)為了和大明做走私買賣而入侵琉球這件事，就足以看出島津家完全“目無王法”。

這麼一個家族，被豐臣秀吉打了一頓，“屈辱”地表示臣服，心裡不爽完全可以理解，欲圖報複也在情理之中。

不過這麼一來，高務實就必須重新審視起他對日本將來的“安排”了。

原本，高務實覺得自己現在手邊的事情實在太多，對於日本方麵暫時是沒有過多的乾涉計劃的。相比於日本而言，強化大明是他的第一要務，留好南疆後路是他的基本保障，至於日本……他此前的計劃通通都是規劃在援朝抗倭戰爭之後。

為什麼要等這場仗打完再細致安排呢？因為這場仗雖然對大明來說也費了不少力氣，甚至差點打空萬曆的內帑，但如果反過來看日本也打虛了啊。至於朝鮮那就更不必說，簡直一片焦土。

在這種時候，高務實才比較方便四兩撥千斤，而不是自己出錢出力擺平日本。畢竟，擺平日本之後該怎麼辦，本身也存在很大的變數，至少以高務實目前的看法，想把日本按照南疆的方式來統治，難度還是相當大的。

更彆說如果真把日本按照南疆模式來處理，到時候究竟是重南疆還是重日本，也可能會形成困擾。而在當前這個時代，跨越數千裡海疆來統治兩片不接壤的土地，也著實是困難重重。

南疆方麵從資源優勢的角度而言，肯定是高務實的首選“後路”，再加上掌握南疆更能抵擋西方殖民入侵，也更符合高務實思維中的“底層邏輯”。

但日本也不是一無是處，尤其如果要說“後路”，那麼高務實倘若仗著強大的京華兩洋艦隊躲去日本，就算哪天真的惹毛了皇帝，也大可以高枕無憂。

不過這裡有個問題，按照後世日本史學家的估算，日本的人口在安土桃山時代後期、關原合戰前夕，大概有一千兩百萬。如此，僅靠京華一家如何確保能夠維持統治？

南疆和日本不同，南疆那邊本來就有不少走投無路的漢人逃過去，幾百上千年來，體內有著漢人血統的人其實並不少，雖然其中很多人實際上早已血脈單薄，可是隻要政策引導到位，這些人很快就會變成“漢人”——戶籍歸化製現在就推廣得很不錯嘛。

日本就沒有南疆這個條件，雖然也有極少部分漢人在日本留下了血脈，尤其是之前汪老板那個時期，不少頂著倭寇名頭的漢人海盜都在日本留了種。可那點人往一千多萬日本人裡一扔，可真是水花都見不著。

這種情況下，高務實要是打算自己統治日本，可能比滿清入中原的情況還要糟糕。當然，日本有其特殊體製，也許從天皇家裡可以想想辦法，但那都是沒影子的事，現在高務實懶得多想。

高務實之前沒打算過早乾涉日本的原因，還有一條則是豐臣秀吉死後，日本會有進一步的內戰，即所謂西軍、東軍之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關原合戰。

關原合戰是日本慶長五年九月十五日(月21日)發生於美濃關原地區的一場戰役，而廣義上的關原合戰包括豐臣秀吉死後的一係列戰役以及其他地區的一係列戰役。交戰雙方為德川家康領下的東軍以及石田三成等組成的西軍。

這場戰爭雙方都動用了超過十萬人的兵力，並且最終決定出了此後日本的真正統治中心為德川幕府。

高務實之前的計劃，就是等到關原合戰前後再突然對日本進行乾涉——那個時候，他的加入將是決定性的，無論偏向哪一邊都可以決定日本的走向。

然而島津家這次的舉動讓高務實產生了一點動搖：等到關原合戰前後再乾涉固然是格外省力，但其實他也知道，那樣肯定會留下很大的後患，但如果從現在起就開始滲透呢？

比如扶植一下島津家，把薩摩藩這個日本異類培養成他的帶路黨，是不是也有成功的機會，並讓隱患更小一些？

培養薩摩藩，從地理位置上來說肯定是很好的選擇，畢竟他們作為日本西南的強藩，離大明可謂最近，對於擁有兩洋艦隊的高務實來說，不僅聯絡方便，而且就算是豐臣秀吉發現並且震怒，高務實也沒什麼好怕。

打陸戰我舍不得戰死太多的家丁，但如果隻需要保護薩摩的話就不同了，有本事你就和我京華來個海上決戰。

考慮到豐臣秀吉當前的行為習慣，高務實覺得這個可能性都很小——隻要薩摩保持名義上的臣服，豐臣秀吉多半便不會選擇使用武力。說起來，豐臣秀吉這一點和他倒有些相似，即能用政治手段解決的事情，堅決不用武力解決。

早前織田信長死後，豐臣秀吉解決了織田家內部問題，控製了織田氏舊家臣的實權，有意統一日本。他一開始倒也想利用武力屈服德川家康，可是在小牧·長久手之戰中挫敗，於是立刻轉而采取與德川家康達成議和的外交屈服手段。在石川數正突然投靠之後，立刻與德川家康和談，並收德川家康的次子於義丸為養子，再利用婚姻使德川家康臣服。

然後豐臣秀吉繼續使用政治手段，以入侵朝鮮、展望大明為誘餌發動侵朝之戰，蠱惑了大批實力強大的大名加入戰爭。

這場仗當然是打敗了，但也嚴重削弱了當時主要大名的軍力和資金。不過這裡出現了一些意外：比如德川家康因為得到豐臣秀吉的批準，以討伐北條氏殘餘勢力為名，獲許留守名護屋城進行守備工作，沒有直接參加兩次戰役，所以戰爭對他們的影響較少，因此影響力逐漸增大，隻有同為五大老之一的前田利家才有可以製衡德川家康的實力。

豐臣秀吉於慶長三年(1598年)八月十八日(9月18日)在伏見城病死，繼承人是不到六歲的豐臣秀賴，這時候繼續維持朝鮮的戰爭顯然不合適，所以豐臣家立即將出兵朝鮮的將兵調回國內。

而豐臣秀吉離世前仍然不忘政治手段，要求“五大老”和“五奉行”交換狀書，使他們效忠於豐臣家。這其中，五大老為當時實力最大的五個大名，即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輝元、小早川隆景，後來又增加了上杉景勝。

豐臣秀吉這麼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合議製度來抑製德川家康的抬頭，以確保豐臣政權可以代代相傳。

不過人算不如天算，由於二號人物前田利家的突然去世，導致德川家康無所製約而多次違反盟約，從而使“五大老”變得有名無實。另外的一項政治手段，則是豐臣秀吉在死前提及德川家康孫女千姬與豐臣秀賴結婚的事宜，這也是為了達到拉攏德川氏的目的。

當然，事情後來出現了很多變化，但那大多都是日本舊有體製殘餘，加上繼承人豐臣秀賴年紀太小，“主少國疑”所導致。總的來說，豐臣秀吉偏愛使用政治手段解決問題是確鑿無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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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高務實覺得自己稍微“投資”一下島津家並不會過於刺激豐臣秀吉，至少不會導致豐臣秀吉改變他的主要戰略立場，引發不可預知的變化。

不過高務實覺得這筆投資非常有必要把控力度，以免島津家真的覺得自己能夠挑戰豐臣秀吉，再次發動一場反叛，那就可能把他高某人也牽連進去。他雖然不怕豐臣秀吉找他的麻煩，但萬一豐臣秀吉把貿易中斷了的話，他也不好向勳貴們交待。

島津家現在比較膨脹，哪怕被豐臣秀吉教訓了一頓，他們也沒有被打掉心氣，所以對他們的支持力度不能太大。

三池港一戰規模很小，小到在見慣了大世麵的高務實看來甚至算不上一場仗，頂多也就是一起武裝衝突罷了。不過這場仗對島津家的刺激可能不小，至少肯定是引起了島津義弘的高度關注，由此才有了島津家希望購買軍火的提議。

島津義弘一直是島津家的好戰派，當然他的水平也還是值得肯定的，比如木崎原合戰這場島津義弘的成名戰，就是他以寡淩眾，擊敗十倍於己的大軍而告終。

此戰作為以少勝多的經典戰役，被與織田信長的桶狹間之戰相提並論，被稱為“九州的桶狹間”。島津義弘亦因此戰而名震九州，跨入了戰國名將的行列。

而在原曆史上，他在朝鮮戰場的表現也堪稱優秀，明軍在朝鮮最大的一場敗仗“泗州之戰”，就是靠著島津義弘的完美發揮打出來的。

不過這一條也讓高務實特彆忌諱，萬一自己加強了島津家的實力之後，這股力量又和原先的曆史一樣被豐臣秀吉忽悠去了朝鮮，島津義弘會不會打出比曆史上更大的戰果來？要知道，他在朝鮮的戰果越大，就意味著大明的損失越大。

雖然後世有句話，說不敢把武器賣給敵國的軍火商不是合格的軍火商，但高務實又不是把自己定位為一個軍火商的，這種資敵的行為在他眼裡是極大的罪過。

他思來想去，覺得如果要扶持島津家作為帶路黨，首先得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要能確保島津家是可以控製的，至少也得是可以製約的。

這就有點麻煩。島津家怎麼說也有萬餘精兵，在不可能將主要戰力投放去日本的當下，高務實感覺自己要壓製他們也頗為困難。

三池港一戰雖然京華打出了“一比五取勝”的戰績，但賬不是這麼簡單的算數字。當時三池港參戰的武裝家丁雖然隻有一百多人，可是那並沒有把港口海船上的火炮力量算進去，而事實上島津家那五百來人的潰敗，正是因為挨了一通從未見過的強大艦炮轟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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