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申用懋與高務實“偶遇”過後，接下來幾天朝堂上的局麵略有緩和，皇帝也對此有了些反應，在一道來遲的南方劾奏上批複：“舊事早有成論，毋庸再議。況海瑞正主南察，爾等此時群起彈劾，其意若何？”

江南畢竟也不是隻有一個南京，某些奏疏到得早些，某些奏疏到得晚些，這不過是尋常事，隻是碰巧京師兩派已經達成了默契，他的奏疏卻上來了，免不得被皇帝這般警告。

警告還算好的，至少沒把皇帝惹毛，得一個丟官去職的下場。說起來，這還多虧了申時行求和得快，皇帝見高務實這邊反應不大，考慮到朝政需要平穩，才沒有動雷霆之怒。

朝政既然穩住，封賞的事也就不必耽擱。兵部和戶部都是實學派當家，雙方商議封賞比較容易，不過關於李成梁的問題，梁夢龍還是有些不忿。

梁夢龍認為，就算朝廷對於勳臣格外寬容，而李成梁的確有個寧遠伯的流爵在身，但再怎麼寬容也不能賞罰不分。

向察哈爾私售火藥是什麼性質？最起碼也是資敵啊！對於這種大是大非上的錯誤，哪怕他是勳臣，也頂多隻能是罰輕一些，卻絕不能包庇不罰，更不能刻意替他遮掩。

從道理上來說，梁夢龍的觀點完全正確，高務實也很讚同，一個國家不能缺少製度化的獎懲，否則遲早亂套。

然而禮有經權，事有緩急，現在懲罰李成梁卻不是一個合適的時機，這會讓朝廷瞬間失序，高務實早已定下的一些步驟也會被意外打亂。如此會造成什麼樣的變數，那就連高務實這樣擅長分析推演的人都說不準了。

任何一個擅長分析推演又長時間把控局麵的人，必然不能忍受事情的發展出現失控的跡象，高務實也是一樣，因此他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

這個方案的主要意思，就是封賞照舊，暫不追究李成梁的所為，但兵部也不公開認定他無罪。高務實則派人悄然搜集證據，爭取把事情查清、證據拿足，等將來朝廷局麵變化，再選擇一個合適的機會與李成梁秋後算賬。

忍不下隔夜仇的人是不適合為官的，但凡“體製內”的人，不管他地位高低，都一定有能讓他暫時忍耐的人或者事。快意恩仇通常隻適合亡命之徒，而秋後算賬才是為官者的常規操作。

這個道理梁夢龍也懂，因此在高務實把話說明了之後，他雖然滿心不甘，但終究還是答應了下來。

最後的結果，曹簠職務不變但官晉一級，加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賞銀三十兩，賜大紅紵絲飛魚服一襲；麻承勳“牽製有功”，加本都衛(山西行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同知，賞銀十兩；張萬邦正麵破敵，加本衛(大同陽和衛)指揮使，賞銀二十兩……一眾人等不管有無正式作戰，凡參與出征者幾乎人人得功，個個領賞。

至於軍中將士，那當然就看首級數了。不過按照高務實當初帶兵的原則，曹簠這一次上報的功勳也不是單看某人斬首幾級，而是按照低級作戰單位(如小鴛鴦陣就是一個實際上的“班”)來分功。

這一來，少了個人的“造富”，卻分潤給了更多的人。至於各個小作戰單位的具體分賞如何，高務實當年的一項製度也被曹簠推廣，即該單位內進行不記名投票表決。

具體辦法是每人用銅錢為印，對分發下來的列表名單上的人，以一到五枚銅錢印分彆蓋章，最終章多者功高，章少者功低，所有選票表當場集中投入一個選票箱。上級軍官則在投票完成之後當麵開箱、公開計票，中途不得讓選票箱離開眾人視線。

這個辦法總體來說是公平的，雖然個彆時候可能也會導致某些人際關係搞得好的人多得“銅錢章”，但高務實認為這可以理解和容忍：他既然人際關係好，說明大家願意聽他的，那他功勞拿得多也正常，畢竟……這也是一種威望。

曹簠現在自認高務實嫡係，高務實搞出來的製度他當然緊緊跟隨，因此這次的賞賜也要按照這個法子來辦了。

當然，這些細節高務實並不會再問，他的主要責任是打錢……哦，撥銀子。好在遼東的今年的鹽稅收上來了，這次雖然賞格不低，倒也還能應付。

順帶提一句，遼東今年的鹽稅其實說穿了就是高務實和皇帝兩個人交的，全部來源於遼南鹽場。高務實向來是交“重稅”自證清白的，而皇帝則是因為免得授人口實，所以也按高務實的比例交，這麼一來還導致了一個讓皇帝很不滿的結果。

不是對跟著高務實多交了稅而不滿，而是遼東鹽場今年交的鹽稅居然達到了揚州的七成，這在皇帝看來簡直嘲諷。

遼東鹽場的規模什麼時候達到揚州七成的？淮揚一代是鹽商蝟集之處，也是天下最大的鹽場，哪怕高務實的遼東鹽場擴張飛快，但揚州鹽場論規模至少也仍是遼東的三到四倍。就算遼東交得高，也不應該是這個比例，所以很明顯淮揚鹽稅裡頭有貓膩，很大的貓膩。

不過這件事高務實沒表態，皇帝雖然生氣，也一時不知道從何插手。以遼東鹽場的“成績單”去責備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甚至南京戶部不是不可以，但朱翊鈞知道不會有什麼鳥用，相關主事之人雖然肯定會上疏請罪，但也一定會在奏疏例舉一大堆的原因，來說明他們確實隻能收這到麼多。

高務實要對南京進行力量滲透，本身也有一個原因就是想收回戶部對於鹽業的管理權。倒不是他特彆愛攬權，而是他知道如果沒有他來改革，大明朝的鹽務問題根本就沒法改善。

現在他做了戶部尚書，從長期來說，不可能全靠自己一家拚命交稅來給朝廷續命，必須把根子上的問題解決了，大明才能恢複健康。從短期來說，也隻有提高國庫收入，才能避免在極其缺錢的這幾年再惹出一個西北之亂來。

眾所周知有明一朝為了加強對鹽業生產和銷售的控製，在全國設有都轉運鹽司和鹽課提舉司，各司均有較固定的行鹽範圍，並刊諸銅版，不可擅自改易。

在各產鹽區中，兩淮鹽區因產量大，人口稠密，經濟發達，交通便利而為全國之冠。因此，其內部的微小變動都可能對整個國家局勢造成嚴重影響。

朝廷對於兩淮鹽區委派官員也異常頻繁，這並不僅因為兩淮在國家財政中的重要地位，也說明了這一地區的淮鹽行銷並非易事，很多時候需要朝廷予以乾預。有賴於三舅張四教長期呆在揚州，高務實也因此很清楚在影響兩淮行鹽的諸多因素中，最主要也最直接的便是私鹽的盛行。

何謂私鹽？民國之初的鹽務專家景學鈐曾經說過：“私者何？對官而言。何謂官，何謂私，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有稅為官，無稅為私。”

換言之，私鹽即是沒有按照國家法律法規進行生產運銷，特彆是沒有納稅，從而不能為國家提供法定財稅收入的鹽。

鹽本無官私之分，但自漢武帝實施鹽鐵官營之後，便有了從官府角度所謂的私鹽。

中唐之後，私鹽問題逐漸凸顯，並成為以後曆朝始終無法擺脫的難題，民眾販賣私鹽之風愈演愈烈。

如唐末亂軍賊首黃巢便曾販私；宋朝時江西之虔州、福建之汀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兩浙“鹽價苦高，私販者眾，轉為盜賊”；元末張士誠“以鹽徒而盜據吳會，其小小興販，雖太平之世，未嘗絕也”。

大明成立後，朱元璋厲行禁私之法，規定“擔挑馱載者，杖一百充軍”，因此民間大型販私活動稍有收斂。

然而自宣德後，“鹽禁稍寬，私販者眾”，如宣德十年行在戶部奏：“兩淮鹽價低賤，客商中納者少，皆因彼處軍衛勢豪之家，縱容廝役，阻壞鹽法，私出興販，輒數百艘。挾持兵器，所至劫掠。”

正統元年朝廷委派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淵、行在戶部左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禦史朱與言分彆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也是因為“兩淮、長蘆、兩浙鹽運使司及各場鹽課官吏，不遵成憲，肆誌貪瀆，縱容灶戶私煎私貨；及商客支給，掯勒百端。中間有名為巡捕而私自興販者，有假托權貴而自燒煎者，有詐冒客引而沿途鬻賣者；甚至據徒集船，排列兵器，恣行凶惡者。”

從這兩例就可以看出，早在正統年間，全國範圍內就已經廣泛存在私鹽問題，私鹽的盛行已對朝廷的官鹽銷售體係構成威脅。

明廷雖然對私鹽盛行很了解，但一直沒有有效的對策。正統三年十二月，朝廷不得不命監察禦史巡視兩淮、兩浙鹽課，而之前“命禦史尹鏜往揚州府提督兩淮鹽課，久之召還，而私煎私販及運司克剝之弊益甚。”

也緣於此，巡鹽禦史一職由朝廷臨時委派逐漸成為常設官職，“依巡按例更代”。另外聯係這兩起朝廷委派官吏之例，可見朝廷於正統三年之前，至少已委派何文淵和尹鏜先後提督兩淮鹽課，但一直沒有解決問題，仍然需要繼續加強監管力度。

據此高務實就可作出兩種推測，一是兩淮私鹽已經堆積已久，非朝夕就能解決；二是前期派出的官員皆不能完成任務，其中也或有故意縱容私鹽發展之嫌。

但是從史料來看，在吏治尚好的正統初年，多名禦史連續違背朝廷意願而故意徇私的可行性較小，所以第一種推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兩淮私鹽問題的嚴重性和持久性，已經對朝廷財政稅收構成嚴重威脅，並進而影響邊防儲備。於是朝廷也於正統十二年、景泰三年、成化三年一再申明私鹽之禁，但是依舊未取得良好效果，私鹽販賣仍呈加劇態勢。

特彆是自成化二年鹽法大壞之後，私鹽多越境賣貨，官鹽益加不行，鹽法廢弛，弊出多端。根據高務實的查證，當時兩淮鹽區的私鹽主要有兩類。

其一為淮私，即直接從兩淮鹽區流出的私鹽。這其中一部分是灶戶將手中餘鹽私自出售給私商或鹽梟，他們再冒官印而鬻賣。

當時朝廷雖然下餘鹽買補之例，但是偏遠之處的灶戶往往不為鹽商青睞，很少樂意大老遠跑去收，在這種情況下唯有售予私商或鹽梟。

另一方麵鹽課征銀的製度施行後，灶戶上繳鹽課須售鹽換銀，這就導致私煎私賣更為加劇。特彆是遇災之年，灶戶往往“困於衣食，盜賣引鹽以救急。”——看看這有點像什麼？沒錯，就像一條鞭法被張居正強行在陝西等地推廣之後，被迫賣糧交稅的貧苦百姓。

但是高務實心裡明白，灶戶的私煎私賣，並非出自要與朝廷鹽法故意對抗的目的，更多時候是不得已而為之，而且因為他們販私的規模小，每次交易數量不大，對鹽法的衝擊其實也不甚強烈，僅出現在沿海鹽場和周圍地區。

另一部分則是官鹽外流。如成化三年刑科給事中左賢奏報：“自儀征抵南京，沿江上下，自蕪湖至湖廣、江西等處，俱有鹽徒駕駛遮洋大船，肆行劫掠。雖有巡江總兵等官，往往受財故縱。”此為鹽梟結眾成夥劫掠官鹽一例。

又如嘉靖二年，“有太監李曇往來淮揚間，舟攜私鹽鬻賣，巡鹽巡檢程景貴率邏卒搜得之。”此為內宦參與販私一例。

此外，剛才曾提到的宣德十年行在戶部奏章中，還有“軍衛勢豪之家，縱容廝役，阻壞鹽法，私出興販，輒數百艘。”之說，此則為地方豪強和軍衛販私一例。

如此看來，淮鹽私銷的參與人員雖成分複雜，私鹽來源亦多有不同，但都是於國法之外對朝廷鹽政的對抗，性質最為嚴重，並且出現在長江中下遊地區這樣的經濟重地，對鹽法衝擊自然就更加劇烈了。

私鹽的第二類則為鄰私，即鄰近鹽區流入兩淮鹽區的私鹽。相比於淮鹽私銷，鄰私在數量和時間延續上都要遠遠勝出。

從地理位置看，兩淮鹽區位於大明中部，加之淮鹽價格較之鄰近鹽區要高(因為行銷地區富裕)，因此淮區四麵皆受鄰區私鹽之侵灌。

高務實查得，早在景泰三年申明鹽禁時，戶部奏章即言：“邇歲以來，私鹽盛行，而興販者多。官鹽價輕，而中納者少。且如廣東海北二提舉司行鹽之地，迤北止於南雄。今乃至梅嶺、羊角水等處而越至江西、湖廣。河東、陝西運司行鹽之地，迤南止於南陽。今乃至潼關、內鄉等處而越至湖廣襄陽。”

然而兩淮鹽區可不僅僅隻受廣東海北鹽和河東鹽的影響，在江西，自南安、贛州、吉安三府改行廣鹽之後，“廣鹽順流而下，其勢甚便，遂浸淫於袁、臨、撫、瑞諸郡，明行者有限，私販者無窮。”

在淮區西部的湖廣，有“蜀之鹽(四川井鹽)，常私販於荊襄各郡，蓋蜀鹽精美過淮鹽，地近而省費，民情權貴賤而趨，奸徒走死地如鶩，雖厲禁之不能止。”

而在揚州運河一線，“北來各船，動多夾帶私鹽，而回空糧船為甚，舳艫百千，揚帆衝關。倘搜緝消息，持梃放火，群擁拒捕，莫可喝阻。”

所以，流入兩淮的鄰私不僅地域廣，數量大，而且嚴重性不遜於梟私，已成泛濫之勢，朝廷鹽課亦因之而大受影響。

有多大的影響呢？以江西為例，高務實便查到卷宗：“先是，江西一省派行淮鹽三十九萬引，後贛州、南安、吉安三府改行廣鹽，唯南昌等九府仍行淮鹽二十七萬引。既而私販盛行，輕舟疾槳，所在而集。

如袁州、臨江、瑞州三府皆私食廣鹽；撫州、建昌、廣信三府私食福鹽(廣信府為兩浙行鹽地，非淮區)。於是淮鹽僅行十六萬引。數年之間，國計大絀。

巡撫馬森上疏極陳其害，請與峽江縣建橋設關，禁遏廣、福私鹽之路，仍儘複淮鹽原額。稍增至四十七萬引。”

鄰私侵灌淮區，既侵奪了朝廷鹽稅，又使淮鹽難以暢銷，而淮區又關乎九邊儲備，對朝廷來說顯然是心腹之患。

朝廷雖然將部分淮區劃與其它鹽區，但往往是淮鹽退一步則鄰私愈加逼進。比如說在江西“無三府則一省俱壅，而全淮俱病。”故“三府不複，則淮鹽終未能與廣爭。”

淮鹽未能與廣爭的結果就是國計大絀，邊餉得不到保證，國家安全因此大受威脅。若不是從高拱改革之後，朝廷多了港口的收入，這些年明軍的換裝都不可能進行。

但私鹽如此猖獗，任其流毒豈是正理？高務實既然做了戶部尚書，哪裡容得下滿眼全是泥沙！借南察之勢，奪監鹽之權，正當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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