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如此前一般，高務實獲悉遼北得勝比朝廷的官方渠道早了半日，他在當天傍晚得知消息，而官驛方麵是在午夜時分把消息傳送到京城。不過，由於報捷的消息不比緊急軍情，所以報捷書被留在兵部衙門又躺了半宿，直到次日兵部官員們拆封，才算為朝廷所知。

或許是朝廷這幾年報捷有些多，遼北之戰哪怕斬首一千六百餘騎，也沒怎麼引起轟動，反而是隨同而來的消息比報捷更加引人注目。

隨著報捷書送來的消息有兩條半，一條是努爾哈赤與蒙古人有約定要入侵南關哈達部，並曾計劃與圖們會師；另一條是葉赫部深感大明關照之恩，正式派出了加貢使者，正往京師而來。

第一條消息雖然讓人惱怒，但說實話並不讓人感到意外。事實上，在朝廷聽說努爾哈赤要北上迎親的時候，大家就都猜到其中的緣故了，現在罪證確鑿也無非是給棺材板釘上釘子罷了，倒也不必震驚。

第二條消息也是有前兆的，前幾天曹簠就有上疏說這個事，而朝廷也同意了，現在葉赫的加貢使者“正式”啟程，完全符合朝廷規定。至於葉赫方麵希望在營口上船走海路來京，朝廷也“特批”允許。

真正震撼的消息反倒是剩下的“半條”，曹簠在報捷書中提了幾句，說他在奪回葉赫西城之後，於圖們曾暫住的西城城主宅邸中發現圖們未及帶走的信件，從該信件中發現了某些蛛絲馬跡，可能牽涉到有人向蒙古人提供火藥，數量甚大。

曹簠表示，因考慮到圖們或有故意設計陷害忠良之意圖，故他此次暫不呈上線索、證據，等調查一番之後，自己再上疏詳稟。

這半條消息對於朝廷袞袞諸公而言，遠比前兩條勁爆。

首先曹簠既然敢提出這件事來，說明他手裡肯定是有“線索”的；其次曹簠既然並不隱瞞，顯然這件事的牽連對象既不會是他自己，也多半不是實學派一係的官員或者將領；最後曹簠這樣半說不說的“打馬虎眼”，比直接捅出來還讓人心神不定。因為就算不是自己做的，萬一是自己的盟友，甚至是自己舉薦的官員做的呢？

若是盟友做的，出於“江湖道義”，總是要伸出援手設法搭救一下；要是自己舉薦的官員所為，那就更不妙了。早些年高拱改革吏部的時候，就曾經再三強調過一個準則，既被舉者因事被罰，舉薦者也需要負連帶責任。

因為這一緣故，很多官員尤其是地位較高一些的官員，都開始了暗中的“自查自糾”，回憶一下自己可曾舉薦誰去遼東。

當然，還有一些人寄希望於這件事並非當地官員、將領之所為，最好是某個當地豪強因為財迷心竅或者其他什麼原因選擇鋌而走險，那就萬事大吉了。所謂死道友不死貧道，但大明官員因為各種原因，道友和貧道之間有時候比較不好撇清，因此最好死一個不相乾的人。

但也有些聰明人，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太妙，因此開始想起他辦法了。

申時行與王錫爵顯然是聰明人，從當年的考試成績來看，這兩人簡直聰明絕頂：同榜的狀元和榜眼嘛。

他們兩人一看消息就知道，此事多半與李成梁有關，曹簠之所以欲說還休，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牽涉到李成梁，現在就等於牽涉到心學派，而且李成梁情況非常特殊，心學派隻要還想著在三四年後的滅元大戰中分一杯羹，不讓實學派專美於前，那麼李成梁幾乎是必保不可的人物。

申時行主動把王錫爵請到了他的值房，兩人開始商議對策。

在高務實涉足遼東之前，李成梁控製著遼東絕大部分私市，就算沒有直接參與的，也都得給他輸款，大抵相當於繳納保護費了。

而在高務實的勢力進入遼東之後，這個局麵稍有扭轉，京華憑借強大的經濟勢力和貿易能力，在高務實主政遼東的短短時間裡發展起來，控製了四處較大規模的私市和九處規模一般但也比較重要的私市。

雖然從私市數量上來說，京華大概隻有李成梁的一半，但從貿易額來說，雙方幾乎平分秋色。

李成梁從獨霸遼東私市到和京華打個五五開，心中的壓力顯然巨大。雖說京華的進入實際上是秉承一貫的“做大蛋糕”宗旨，提高的是整個遼東的貿易額，對於李成梁的“絕對收入”影響並不大，但李成梁畢竟做慣了地頭蛇，如今忽然有條強龍過來，他能有什麼反應非常難講。

明麵上和京華硬碰硬並不太合算，李成梁作為一名武將也不是很有這樣的膽量。他的後台靠山申時行雖然是首輔，但近年來對高務實也顯得缺乏壓製力，李成梁這樣的聰明人當然不會拿雞蛋去打石頭。

在這種情況下，“開發”一些新的賺錢門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王錫爵對申時行道：“朝廷不與察哈爾貿易甚久，然察哈爾當地果無我大明貨品耶？非也，察哈爾曆來可以弄到各種貨品，元輔難道不知？”

申時行隻能報之以苦笑，這個情況他當然是知道的。

隆慶四年，王崇古改任總督山西宣大軍務，力主與俺答議和互市。在高拱、張居正等朝廷重臣的力主之下，隆慶五年，大明冊封蒙古俺答汗為“順義王”，同年開放通貢互市，張家口就成了最早對蒙古開埠的邊塞貿易口岸。

除了官市之外，王崇古還推動民間明蒙貿易，由此在明蒙議和的形勢下，明朝與蒙古貿易規模越發龐大。“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裡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

由此產生的社會作用，不僅是給宣化、大同一帶長期的和平環境，還出現了持續不斷的人口回流——過去蒙古兵經常南下襲擊，當地人都往外地跑，現在明蒙議和，不必再有兵禍之憂，邊關馬市的開放，又提供了做生意的機會，大家都往這裡跑。

但是由此帶來了另一個問題，即土默特擁有和大明進行任何貿易的權力，包括用馬匹、牛羊等物換取他們想要的任何品類商品。

土默特現在幾乎已經是大明的鐵杆小弟，他們可以買賣大明的產品，這是毫無問題的，也是高務實之前就一直堅持的。可是，土默特與察哈爾之間關係雖然緊張，可畢竟同根同源，雙方的“大汗”還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孫，所以對峙歸對峙，要想斷絕聯係其實並不可能。

尤其是商貿方麵的聯係，更不是說斷就能斷的，哪怕把漢那吉下令，也必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何況蒙古人之間要聯係比大明還方便，他們之間的邊境又沒有多少明確分界，某些部落、將領之間悄悄交易，把漢那吉根本查都沒法查清。

這種事不僅現在有，甚至在原曆史還導致了所謂“晉商賣國”的說法。

當時建州女真在遼東崛起，努爾哈赤於萬曆四十六年起兵反明之後，也很重視聯絡漠南蒙古各部。而皇太極繼承汗位後，更通過各種軟硬兼施的手段，對蒙古采取了更積極的策略。

為了打壓建州女真，大明曾拉攏和扶植海西女真如葉赫部。但在萬曆四十七年，在經曆了薩爾滸戰敗，開原、鐵嶺失陷，葉赫被攻滅等一係列挫敗之後，大明開始轉為扶植漠南蒙古察哈爾部。

察哈爾是大元皇帝、蒙古大汗親領的汗帳。早年大明與土默特達成和議，但沒有和察哈爾達成類似的封貢條款，然而彼時麵對咄咄逼人之勢的後金，本著“敵人的敵人就是盟友”的原則，大明開始主動封賞察哈爾。

察哈爾林丹汗也頗有野心，試圖在漠南蒙古諸部重新確立他的大汗地位。而積極經略漠南蒙古的後金，自然與試圖在漠南蒙古當中確立自己地位的察哈爾林丹汗隨即發生直接軍事衝突。

1626年的二、三月間，聽說努爾哈赤在寧遠城下剛被袁崇煥擊退的消息，察哈爾林丹汗唆使內喀爾喀五部聯兵侵擾後金。

然而努爾哈赤雖然在寧遠城下碰了袁崇煥這根釘子，但其實這件事的意義主要是袁崇煥吹噓出來的，努爾哈赤並沒有受到多大損失，軍力依然旺盛，因此立即對內喀爾喀發動反擊，同時采取分化瓦解手段。

這場戰事非常順利，內喀爾喀原本遊牧在遼西到赤峰的西拉木倫河一點，他們被後金擊潰逃散後，後金與察哈爾之間就沒有緩衝地帶，直接相鄰了。

1627年，為拉攏敖漢、奈曼部，後金與察哈爾再度發生衝突。外強中乾的林丹汗為了避開後金兵峰威脅，在這年做出一個舉動——西遷。

如同多米諾骨牌一般的連鎖效果就在這時出現了——後金在遼東崛起，文攻武略，向西南征服或拉攏漠南蒙古，與察哈爾部興兵向抗；察哈爾不敵，隻好也向西遷走，壓迫原本在宣化和晉北邊塞外的喀喇沁和土默特。

1627~1628年初，西遷的察哈爾，與土默特-喀喇沁聯軍，在張家口外、歸化城等地多次交戰。原本強大的土默特此時已經明顯腐化，聯軍逐漸不敵。1628年二月，喀喇沁塔布囊緊急派遣使者向後金求助，希望締結共同對抗察哈爾的同盟，請求天聰汗皇太極發兵。後金得到了再次發動西征戰役的機會。

1628年九月、1629年十月和1632年五月，後金發動三次針對察哈爾的西征。最終在1632年五月的這一次，抵達土默特部歸化城(呼和浩特)。

後金來到歸化城，還獲得一個意外的收獲：得到了利用土默特部的名義，與大明展開馬市貿易的機會。

當年六月中旬和下旬，皇太極自歸化城南下，分彆向大同得勝堡和宣化張家口明朝守軍致書，要求索取原先明朝給予察哈爾部的歲賞銀，並按照過去與土默特的例子，開放邊市貿易。

同時，他在邊牆外陳兵宣威，做出一副整兵備戰、即將攻城，“要麼和談，要麼開打”的樣子，對這兩地明軍進行威懾。

1632年是崇禎五年，大同和張家口的明朝守將，肯定早就知道明清兩軍在遼東和遼西一帶常年的戰事，但他們沒有料到清軍這麼快來到土默特蒙古，出現在遙遠的晉北和張北地區。在嚴重缺乏防禦應對措施的情況下，大同和張家口兩地明軍很快都選擇向清軍妥協。

“六月十四，得勝堡明軍遣使十六人至營貢獻，牛兩隻，羊八隻，綢緞四匹，茶葉一百八十四包，煙葉六包，白糖三十九包，冰糖九包……”，而清軍“回贈來人各羊一隻”；“六月二十八，宣府守將遣使議和”。

於是，在張家口明軍守將私下與清軍達成議和的局麵後，明軍守將縱容當地商人與清軍進行馬市貿易。張家口當地百姓和商人，自然是以山西人為主。明末的“晉商”就是如此和清軍發生了聯係。

冒用他部名義，與大明展開馬市貿易和封貢來往，一貫叫作“挾貢”、“挾賞”，這種現象在當時蒙古、女真各部裡都很常見。比如說當察哈爾部與大明關係緊張時，明朝對他關閉馬市。察哈爾就長期冒用內喀爾喀巴林、烏齊葉特兩部的名義，到廣寧挾貢，到開原馬市挾賞，明廷對此也並沒有過多乾預。

在韃清入關前，清軍和清軍的八旗買賣人，就是借助土默特的名義，到大同和張家口來和晉商做貿易，利用的是當年隆慶和議後開邊塞馬市的有利條件。張家口當地一些晉商，就在明朝地方軍政官員的許可下，和冒土默特之名的清軍做買賣。

至於晉商出長城，到塞外甚至後金境內去活動，包括所謂向後金“提供情報”等描述，則沒有正史依據，都是無根據的傳聞。

換句話說，貿易是有的，不僅後來有，其實現在就已經有了。但要說這就是賣國，至少從大明的法律層麵而言，卻還談不上。

察哈爾現在也被禁止貿易，但察哈爾有好幾個渠道可以獲得大明的產出，包括與土默特某些非把漢那吉直屬部落的“走私”，包括以內喀爾喀兩部名義在廣寧(李成梁駐地)合法私市，乃至於在東侵葉赫之前從葉赫手裡獲得——此前也說過，葉赫經常充當二手販子。

但申時行知道王錫爵這個說法是故意混淆貿易性質：察哈爾從土默特、葉赫乃至於內喀爾喀獲得大明產出，都是轉手買賣，相當於多了一層“經銷商”，價格上肯定不那麼劃算。

大明之所以此前也沒怎麼追究，理由也在這裡：既然禁肯定禁不住，讓察哈爾多花點冤枉錢也不算太虧，睜隻眼閉隻眼也過得去。

然而這一次曹簠所言的情況卻不同，李成梁這次恐怕是直接和察哈爾進行的交易，雖然具體情況還不清楚，但可想而知的是，原本那一層“經銷商”的利潤肯定被李成梁和察哈爾分吃了，雙方都可以賺得更多。

而這樣一來，大明朝廷方麵還能滿意嗎？顯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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