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山海公剛峰先生台鑒：

久仰先生英名而至今未得一晤，此學生多年之遺憾。學生雖末學後進，素知先生秉忠亮之心，抱骨鯁之節，天下信之。然夷考先生之政，多未通方止，誠為咄咄怪事。昔先伯父新鄭高文正公曾私言：“瓊山宜坐鎮雅俗，不當重煩民事，以廉正不阿，署風紀之司”。今得其位也，天下幸甚。

聞先生主南察，滿朝正直之士聞之鼓舞。學生雖寄私函，不敢一語言私。

今西北方安而天下多事。諸藩觀望，疑朝廷開藩之用度；各地躊躇，挾豪商私利而抗稅。

前者學生疏言：其為稅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財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也。

學生愚鈍，以為天下無分南北，不彆戶籍，家家戶戶皆有納稅之責。念其貧者，或少納免納；查其富者，必多納倍納。此既不違能者多得之本，亦可均貧富參差之巨，豈非古賢人念念不忘者也？

先生當知學生踐行經世實學，所獲頗豐，故曆年來曾數度自求納稅，何止十倍他人。然今朝廷官吏，家中涉及商務者不知凡幾，卻有幾人甘心納此商稅？

北地諸省，學生以京華迫而誘之，今願納商稅者已逾十之八九。江南各省，學生鞭長莫及，實不得而令其行，反被汙以謗君，幾遭牢獄，誠當慨然而歎矣。

學生素信：官之為官，不特以顯貴而尊，而當以貢獻為榮；士之為士，不特以學問見傲，而當以德行為耀。

今先生既主南察，惟望審慎區處，不獨察其貪與不貪、勤與不勤、能與不能，更當察其德與不德。

計典成憲具在，固無容議。但立法雖善?而奉法者容或有不儘焉。先生直聲響於海內，值此大計?料必苦心孤詣?不使貌忠實奸者逃脫國法?不使勤勉善德者黜於獎陳。如此學生雖遠於千裡之外?當頓首南拜先生厚國之德矣。

念茲在茲?誠惶誠恐。奉書涕零，不知所言。

末學後進庚辰在榜新鄭小子高務實敬上。”

這封高務實寫給海瑞的私函?以極快的速度送到了南京?不僅是快，而且送達的時間極其準確——海瑞剛剛獲知自己將要主南察，高務實的私函隨後便送了進來。

即便海瑞以剛正聞名天下，也知道這信絕非一般。這意味著高務實不僅有媲美於朝廷文書轉運之快的運送渠道?還能準確知曉每一封他想知道位置的公函何時抵達何地。

不過，海瑞不在乎這些。

高務實這個小後生，在海瑞眼裡大抵還是一個比較正麵的形象。海瑞評價一個人的好壞雖然有時候會走極端?但通常而言還是能堅持“二分論”。

高務實“學習成績”問鼎本朝，海瑞淡然視之；高務實軍功邊功冠於當世，海瑞不為所動。當然?高務實常被汙以“挾智慧以專私營”、“恃聖恩而爭民利”，海瑞也同樣不屑一顧。

原因並不複雜：高務實的京華雖然富甲天下，但海瑞並未聽說他有什麼巧取豪奪之舉，從來都是規規矩矩做生意。而且更難能可貴的，則如同他這封私信中所說：“曆年來曾數度自求納稅?何止十倍他人。”

海瑞深知高務實這句話絲毫也無誇張之處?甚至還有些謙虛了——僅以海瑞這幾年巡察南直隸各私港所了解的情況來看，高務實要真是“挾智慧以專私營”、“恃聖恩而爭民利”，他一年至少能少繳納近十七八萬兩銀子的稅款。

一個南直隸地區就已經如此，而全國範圍內高務實都是出了名的高額繳稅，甚至自己給自己設專稅(在廣西就有)，這足以證明高務實的“與眾不同”了。

所以，海瑞基本上相信高務實是有踐行他信中所言“念其貧者，或少納免納；查其富者，必多納倍納”這一原則的。

這就和當年的徐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自然能夠獲得海瑞的好感。

但海瑞畢竟深知自己的名望，一舉一動都可能在朝野掀起巨浪，是以對高務實的來信，他也很是謹慎。

他知道，南察這樣的大事，對於朝廷而言非同一般，尤其是對於當朝諸公來說，更是影響巨大。簡單的說，誰的人計典論賞，誰的人計典論罷，此消彼長之下，都一定會對朝中局勢造成影響。

當然，海瑞本身不在乎這些，他是個堅持“君子不黨”之人，雖然為官多年，卻既無靠山，也無幫手，他早年宦海沉浮如斯也是因此。

任你朝中格局如何變幻，關我海剛峰何事？

他真正謹慎的地方，在於擔心被高務實給利用了。

世人皆言，高務實能有今日之局麵，一是在高拱給他留下的政治餘蔭，二是在皇帝對他的無限信任，三是在他自己當年考得的確是好。至於邊功什麼的，反而隻是錦上添花罷了。

但海瑞從來不這麼看，高務實所獲政治資源再好，不能有效利用也是白給；皇帝的信任再重，事情總辦不好也會儘失；至於考試，天底下狀元那麼多，誰有他仕途這樣順利？

當年楊慎乃是楊廷和之子，政治資源比高務實也不差，而且同樣也是狀元及第，那又如何？還不是貶官雲南，終老邊陲了。

不過當海瑞仔仔細細把這封書信看了三遍之後，他終於鬆開了緊皺良久的眉頭。

高務實這封信裡，看起來的確沒有什麼暗示，他所說的一切，似乎都是為了朝廷考慮，隻是希望主持南察的海老先生能嚴格一些，多考慮德行這一條罷了。

注意德行，這個說法海瑞是完全讚同的，畢竟他本身就是一個無比注重德行的人。

不過海瑞卻也知道，高務實的這個建議，在製度上似乎有些麻煩。

有明一代對於官員的處分細則，有所謂的“八目”與“四科”。

所謂“八目”，即使對考核不稱職的官員所定之罷黜名目，“曰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罷、曰不謹”。

而“四科”，即是結合“八目”所擬定的內容而進行分彆區處，“貪、酷、為民；不謹、罷軟，冠帯閒住；老、疾、致仕；才力不及、浮躁淺露(即淺陋，大概是通假字)，降調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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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的“八目”始自何時，無準確的記載可供參考；然其最終成型，則在弘治元年二月。

成化二十二年，李裕任吏部尚書之前，明代考察並無“八目”之名，而以“四目”括之。史載：“故事，考察目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不謹。(李)裕言人材質不同，偏執類酷，遲鈍類軟，乞立才力不及一途，以寓愛惜人才之意，帝善之，遂著為令。”

從這裡不難看出，所謂的“四目”實則為“八目”之前身，“八目”僅僅隻是將“四目”的各條細分開來，並將“疾”改稱“病”，以及增加了“才力不及”與“浮躁淺露”二目。

“才力不及”這一條，設於李裕任吏部尚書之成化二十二年十月至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間的十三個月內；而“浮躁淺露”一條，是在弘治元年二月京察之際，由時任南京河南道禦史吳泰等奏請，時任吏部尚書王恕報孝宗批準，並於該年京察之時實時進行了運用，罷黜了太常寺卿李紳。

關於“八目”、“四科”運用的一般原則，沈德符曾說：“在京五品以下庶官，則有年老有疾、罷軟無為、素行不謹、浮躁淺露、才力不及，凡五條；又另察五品以下堂上官，則年老、不謹、浮躁三款”。這在《明實錄》與京察相關的諸條中亦有應用實例的記載。

但是，因為有關“八目”的規定極簡，因此在確定“八目”之時，有一定的隨意性和模糊性，甚至還有部分名實不符的情況出現。

比如說“貪、酷，為民”。貪，可根據官員的貪汙事實來確定，但有明一朝懲貪力度較大，雖然規定“貪者為民”，然而實際上有重大貪腐行為者受到的懲治往往較重，故此目針對的僅是貪汙數量較小的官員。另外，一旦發現貪汙行為，往往不必等待京察，而是當即處置。然而“酷”的行為本身較難確定，若因公事而“酷”，懲治力度往往較輕；而任私行酷，處置則較重。

說起來，海瑞自己還有多次被彈劾的理由就是“酷”呢。不過，“酷”與高務實書信中所提到的重點並不合拍。

至於“老、疾、致仕”。老、疾是比較容易確定標準的二目，因為二者皆有準確的標準可供衡量，更和高務實信中的主要觀點無關，不提也罷。

接著是“不謹、罷軟，冠帯閒住”。罷軟，通常指官員在位時期，無甚作為或品行稍虧，如“四川夔州府知府某某，兩任郡牧，鮮有恵澤之布，所謂罷軟無為者，茲其人也”，就是指在位無甚作為；

又如：“先生(章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則是指品行有虧。而與之前的數“目”相比，不謹則較難定性，雖然明廷對不謹的定性是有的：“有央求勢要囑托者、即以不謹黜退”，但實際上“不謹”二字囊括的範圍可大幅延伸。

可以是居官操守上的不謹，亦可能是行政過程中的不謹，因此該名目時而發揮其正常效用，懲治言行不謹官員；時而被作為打擊政治對手的手段來使用。

如“圖典庚戌會試。分校官湯賓尹欲私韓敬，與知貢舉吳道南盛氣相後誶。……及考察，卒注賓尹不謹”。此處的注不謹，乃為有實際可循，一分校官包庇門生，已屬操守不謹；加之詆毀上官，更屬言行不謹。以此注處，名正言順。

又如徐大化，“以京察既官，再起再蛇，至工部主事。孫丕揚典京察，坐不謹落職”。按京察之常理，一經黜落便不複敘用，徐大化能再貶再起，顯然是巴附強援的結果，因此坐不謹，亦不為過。

但也有以不謹為名來打擊異己的情況，以丁元薦(萬曆十四年進士)為例，丁“以辛亥三月之官，時京察甫竣，太宰孫富平(孫丕揚)為反噬者所訐，其黨和之，舉朝鼎沸。度無能解之者，先生乃起而抗疏……留中不報，乙卯複馳書下，語多激壯，亦不報。丁巳京察，遂以不謹削職”。

丁元薦之不謹，並不是有何品行上的過失，僅因得罪權貴，便坐不謹。而且削職的處分，較“冠帶閒住”為重，可見“八目”與“四科”並非緊密相對，仍可根據掌權者之意願有所出入。

這一條海瑞仔細思考了一下，覺得倒還能和德行關聯上，不禁在心中暗暗記了一筆。

至於“才力不及、浮躁淺露，降調外任”。與“不謹”相同，“才力不及”與“浮躁淺露”二目，亦因其含義的模糊性，也容易被掌權者所利用。

就“才力不及”目而言，馮琦即說：“從來考察，不及者有兩端。才短不能任衝繁，力弱不能肩矩要，此真才力不及者也。亦有行本浮輕，心求速化，事不諳練，動涉周章，此非真才力不及，直是有才而不善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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