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申時行坐立不安的，並不是高務實已經夠資格讓魏學曾出麵幫他——雖然這本身也是一件很具有代表性的事。

魏學曾是什麼人？隆慶年間高拱回朝，以次輔兼掌吏部尚書，彼時魏學曾便已經是吏部左侍郎，是高拱實際上的“第一助手”。

換句話說，他是和高拱一輩的。隻是他這個人的官運說好也不太好，當時如果正常發展的話，他其實是挺有希望趕在許國之前入閣的，誰知道……丁憂了。

後來回朝幾年，其中還經曆了高務實中狀元等事，原以為這次該入閣了，結果不僅沒入閣，還又丁憂了，最後就導致現在這個局麵。

等他丁憂完要回朝，燕京方麵一個蘿卜一個坑，全都處在滿編狀態，張四維實在沒辦法給他弄回燕京(他資曆太高，不可能降級用為侍郎)。萬般無奈之下，便隻好讓他去南京先做一任南京戶部尚書，等京師出缺再北調回來。

誰料，接下來張四維自己丁憂了。

不管怎麼說，魏學曾在實學派內部的地位是比較特殊的，他即便不是現在的實學三閣老之一，但其在實學派內部的地位絕對不弱於現在的許國、張學顏和吳兌。

高務實能請動魏學曾為他站台、辦事，足以說明高拱、郭樸、張四維三代首輔所留給他的政治資源已經被他完全掌控。

可以說，隨著魏學曾的上疏，申時行“掂量高務實斤兩”的計劃算是已經完成，他已經知道了高務實的實力，知道他在實學派內部的實際地位不會弱於許國這個名義上的黨魁。

但對於高務實現在這樣的實力，申時行好歹也是有心理準備的，雖然真的擺在麵前的時候會讓他歎息一聲，卻不至於感到驚懼。

讓他驚懼到坐立不安的，是魏學曾這道上疏的矛頭所指。

這道奏疏，咋一看是彈劾潘晟，但申時行敏銳的發現那並不是魏學曾的重點。魏學曾其實隻是順便彈劾了一下潘晟，他真正要做的是在應天、浙江一帶重新擬定稅率。

大明朝的稅率基本上是太祖朱元璋時期就已經定下的，它不像後世的稅率那樣擁有全國統一性，而是一地一稅，以開國時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為根基搞出來的，後續調整的幅度非常小。

理論上來說，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種固定的稅製肯定會逐漸積累越來越多的問題。既然如此，那就該多調整調整，讓稅率始終符合各地的實際水平和承受能力。有些地方發展快了，這稅率就可以稍稍提高；有些地區發展慢了，這稅率就應該稍稍降低。

但以大明朝廷在財政問題上的一貫僵化表現，這種想法顯然是在做夢。簡單的說是怎樣呢？不管你朝廷想提高哪一地的稅率，當地(本縣、本府、本布政使司)都勢必跳出一大堆人來哭窮賣慘，隻有朝廷表示要降稅、免稅什麼的，才會聽見歌功頌德的聲音。

為何大明收稅越收越少，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而具體到應天、浙江等地，提高稅率這種事就更是以往碰都沒人敢碰的禁忌話題。

為什麼？因為這些地區雖然經濟最發達，可是它們培養出來的官員也最多，朝廷中當政的大佬們一抓一大把，你要在他老家提高稅率？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了啊你！

即便朝廷搞出了科舉南北榜來平衡官員選拔的地域問題，但這種局麵的改觀也不是很大，因為東南官員背後依靠著全國經濟最強的地區，該地區的大商人們為了確保自身的利益不被損害，都在背地裡出資支持本地官員的“發展”，這個問題前文有述，此處不贅言。

於是這樣一來就導致了一些很不好的結果：大家的出身本就有了差彆(南榜看不起北榜，除非你是三鼎甲)，現在雙方所受到的額外支持還不對等，那當然是南榜進士更容易混出頭。

於是這般一來，兩百年過去了，東南一帶雖然富冠天下，但其稅率卻始終不見上調，反而有個彆地區居然還下調了一部分。

然而這種“大好局麵”在高拱推進商稅改革之後，終於出現了一點鬆動。

首先就是關稅的征收問題。高拱主持了隆慶開海，一開始沒敢大搞，隻是在月港搞試點，用開海來換取征收關稅——以前當地照樣出海，但畢竟說起來都是違法的。高拱的這個開海實際上就是收一筆錢來交換他們合法出海經商的權力。

這筆關稅的稅率此前已經說過，不僅本身就定得很低，而且高務實考慮到“社會壓力”問題，還給高拱建議了一套按船征稅而不是按貨征稅的辦法。這套辦法其實是暗中給了船主合法避稅的空間的，目的也是為了讓海關機構不至於在草創期間被沿海大海商們聯合起來整崩了、噴沒了。

路要一步步走，飯要一口口吃。高拱接下去就在這個基礎上慢慢擴大“盤子”，一開始隻有一個區位優勢比較一般，港口也不闊大的月港，逐漸發展到現在的一長串港口。

郭樸主政偏穩健，與高拱處於蕭規曹隨的狀態，沒有開創性的搞其他路數，隻是繼續擴大港口數量。

但到了張四維，上一次他就利用局勢和心學派達成了一筆交易，在東南沿海地區開收商稅——這個是陸地上的，不是關稅。這筆商稅的稅率依然定得極低，平均算下來隻有百三(百分之三)罷了。

然而僅僅就是這百分之三的商稅，卻搞得東南怨聲載道——當然，具體哪些人怨聲載道就不必細說了，這是誰都知道的事。

那件事給申時行、餘有丁等人帶去了很大的壓力，後來餘有丁之所以會支持劉守有乾的那些事，除了兩派本來就有黨爭的趨勢之外，東南方麵帶給他的壓力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同樣，申時行沒有明確反對此事，而是選擇默認，也正是由於他知道這些內幕。

由此可見，隻要朝廷方麵考慮在東南沿海征收額外的稅收，無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和名目，最終都會導致反彈。這反彈最先影響到的人，也正是如申時行、餘有丁這樣的東南籍貫官員。

他們本就是這些人在朝廷的代理人，這種時候當然要出麵維護“東家”的利益。

東南沿海商業發展的水平在後世被稱為“資本主義萌芽”不是沒有道理的，這種金元政治本身也算是資本主義的特性之一。

此番魏學曾的上疏，刀鋒所向便正是東南一帶的稅率問題。而且魏學曾的膽子格外大，他不像高拱當年開海那樣又是試點，又是特意定下有漏洞可鑽的稅法，也不像張四維那樣通過政治交易達成目的。

他居然打算以這次潘晟事件為契機，直接對東南的田賦動手！

他居然想要調整東南某些地區不合理的低田賦政策！

申時行目瞪口呆了一會兒，腦子裡嗡嗡直響，這響聲最後彙聚成一句話：魏學曾，你這廝是想翻天！

田賦啊，田賦你都敢動？！

不錯，東南最有錢的不是大地主而是大商人，尤其是大海商，可是……這天底下出了高務實那個奇葩之外，哪家大海商沒有大量的良田？

你要問為什麼大海商也有大量良田？笑話，在大明朝沒有大量良田，你的社會屬性就是單純的商人，而不是地主士紳！

大明朝的商人有多少社會地位誰不知道啊？不是地主士紳，靠什麼跟官麵上打交道啊？

你當人人都是高務實，自家就是實學宗門，根本不擔心門第問題啊？

人家高務實不擔心門第，是因為他家本就是世宦，而他伯父是文正公，他自己還是“兩百年來真魁首”的六首狀元啊！

你又是誰，也配跟他比？

所以魏學曾這一手，讓申時行震驚得無以複加。

可問題在於，魏學曾一個人就敢搞出這麼大的動靜來嗎？他的背後站著誰？這麼做的根本目的是什麼？

按照當前的局麵來看，魏學曾背後的那個人十有八九是高務實，隻有他有這樣的膽氣敢搞出這樣的舉動來，其他人……嗬嗬，不是我申時行小瞧了天下英雄，這種事除了高務實之外，根本沒人敢做，甚至提都不敢提！

可是，高務實真的要借此機會調整東南稅率嗎？他有這樣的把握？

他應該很清楚，從這個方麵動手的話，那心學派和他們實學派的鬥爭就不得不全麵打響了，而其不僅是打響，甚至連調和的餘地都沒有了——幕後金主全被你得罪了，我不應戰都不行啊，不死戰也不行啊！

申時行急得不僅是額頭冒了冷汗，甚至不一會兒工夫連腳底都汗濕了。

他現在突然覺得很後悔，原以為實學派這次突然失去了核心，許國和高務實之間這種“雙核心”必然不穩固，搞不好甚至會出現一定規模的內鬥，正是自己渾水摸魚的好時機。

誰料許國根本就是空有其名，高務實看似平時不聲不響，實際上他在實學派內部的地位穩固得很，一旦出事，立刻就能調集資源、集中火力來反擊。

而更沒料到的則是高務實的反應，明明這小子一貫謹慎，偏偏這次跟吃了火藥似的一點就炸。現在更好，他居然連東南的田賦都惦記上了！

為什麼啊？難道他知道浙商聯盟的事了？

一想到浙商聯盟打算跟高務實在東南商場上開戰的事，申時行忽然覺得自己抓住了關鍵——對啊，浙商聯盟要跟京華開戰，高務實自然不肯坐以待斃，但高務實的根基在北方，他在東南跟浙商聯盟開戰明顯不占優勢。

既然如此，先出一套“亂拳”來攪動局勢，打浙商聯盟一個措手不及，那又有何不可呢？

申時行逼著自己站在高務實的角度來思考，如果自己是高務實，現在這一手的目的何在？

想了一會兒，他自覺有所收獲：我且把東南的水攪渾，讓朝廷上下都把目光聚集在東南的稅率問題上，到時候潘晟的事情就變成小事了，而心學派這邊為了確保東南根基不壞，肯定沒有餘力去估計區區一個潘晟，到時候大有可能放棄潘晟，先保住東南根基再說。

如此一來，潘晟必死無疑，這個閣老位置肯定等不到王錫爵來接任，到時候混亂之下搞不好就便宜了高務實安排的人。而與此同時，東南稅率沒人敢提的局麵也被打破了，即便這次事件隻是高務實虛晃一槍，不一定非要真的取得成效，但隻要有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無數次，也就不奇怪了。

這樣搞下去，遲早有一天會讓高務實得逞！

申時行想明白這些，隻覺得自己手足發麻，口中乾得冒煙，也顧不得講究什麼了，拿起一杯早已放到涼透的冷茶就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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