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鹽肯定是賺錢項目，這一點從兩淮鹽場和長蘆鹽場等地的鹽商之富就能看得出來，本來應該是毫無爭議的問題，然而遼東的鹽場辦著辦著居然快要折本了，這就很值得深究。

當然高務實現在沒工夫去深究，因為在他看來，製鹽都能搞到快要虧損，那無非是兩個原因：一是管理製度漏洞太大，二是製鹽技術陳舊落後。

大家都是同根同種的漢人，總不能說這遼東人就格外懶惰一些吧？要知道遼東本來生存壞境就更惡劣一點，怎麼還可能更懶？顯然不能。

所以新開遼南鹽場的事，難點不在於在哪開辦——不必說整個遼南了，光是一個營口，就已經“百裡銀灘”了，隻要有錢有人，在哪開不出大鹽場來？

難點還是管理體係和技術體係。

在管理體係上麵，京華雖然沒有開辦鹽場的經驗，但企業運作的大方向是類似的，絕大多數可以照抄，頂多做出一些相關的技術性改動，所以這個方麵無須高務實過於費神。

倒是技術體係需要升級一下。

高務實在請張四維、張四教二位舅舅幫忙提供了長蘆鹽場的幾位製鹽大匠之後，經過交流了解，確認現在大明的製鹽技術有不小的提高空間。

中國的製鹽技術發展到大明時期，原材料主要是海水、池鹵、井鹵和礦鹽這四種，原料不同，製鹽方法當然也不同，具體到海水製鹽，方法主要有兩類：日曬製鹽和熬鹽。

一開始高務實是完全沒有考慮熬鹽這個選項的，因為熬鹽就得用燃料。

以前中國曆朝曆代曾經流行燒炭熬鹽，這顯然是個成本極高的製鹽法，雖說熬鹽並不需要大火急燒，相對來說能耗也不能說特彆高，但畢竟炭價不低，還是很不劃算。

後來開始有了燒煤熬鹽，成本開始降低，這對於高務實來說就是好消息了，因為他是真的不缺煤。

京華現在的煤炭開采能力相對於用量來說近乎爆表——主要是礦多，後世的河北、河南以及著名煤炭大省山西，這三處都是京華的主要勢力範圍，京華除了老早就提前占據的開灤煤礦和門頭溝煤礦(燕京城郊)之外，在高務實的河南老家、山西“舅家”都有好些大礦，隻要他高務實一聲令下，產能完全不成問題。

就算這年頭運輸耗費大，營口頂多能用從開平海運過來的煤，也能支撐得起，但京華作為商業集團，成本肯定是越低越好，所以一開始高務實並不打算在熬鹽上動腦筋。

他最先考慮升級的還是曬煙技術。

根據長蘆鹽場的大匠介紹，目前大明的曬煙技術一共有四種，分彆是畦曬製鹽法、灘池曬鹽法、坎井曬鹽法和木盤曬鹽法。[不詳述，有興趣的朋友我給介紹一篇論文：《15—19世紀中國與歐洲製鹽技術的發展》，作者徐寶政、王連第。]

此時的歐洲，在製鹽技術上與東亞尤其是大明並無技術交流(史學界目前無證據)，但有很強烈的趨同性，差彆隻在某些小問題上，但有一項，歐洲領先了大明乃至更往後的韃清很多，那就是汲鹵設備。

歐洲人早在1437年就搞出了“抽鹵機”(法國的艾哈德·漢)，到1507年又被海因茲汲水器取代，後來的發展越來越快，最後在蒸汽機時代就理所當然的搞出了蒸汽汲鹵設備。

除此以外，長距離輸鹵管道也是歐洲的一個優勢項目，不過這個項目跟歐洲分裂的局麵有關(尤其是神聖羅馬帝國)，和高務實所處的環境不同，因此關係也不大。

高務實目前第一項打算升級的技術就是汲鹵設備，這可以顯著提高製鹽效率，尤其是在采用了這一技術之後，熬鹽也可以納入升級範疇——指在製鹽的最後階段進行熬製加工，以期加快製鹽速度，關鍵是這樣做需要的煤炭用量不大，對於煤本身的要求也很低，可以使用一些用處不大的煤種(煤分很多種)。

對於京華而言，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近乎於廢物利用。

這樣的兩大升級，除了一開始製造汲鹵設備得花點小錢之外，剩下的就隻需要付出一些煤炭海運的運輸費用，但卻可以把製鹽效率提高兩到三倍，高務實覺得這就很值得乾了。

這兩件事，高務實通通丟給了開平方麵，交給高瑞負責聯係京師的京華工匠學堂聯手搞定，北洋艦隊方麵單純負責運輸。

接著高務實就去學習後世的某位偉人，去營口的海邊“畫了一個圈”。

封建主義的“製度優勢”在這一刻體現無疑，高兵憲先上疏一道，連批複都沒等，便親自跑到營口看了看，把一些早就荒掉的衛所鹽田大筆一揮就給改了性質，原先的衛所鹽丁舊地遣散回衛，兵憲衙門發給本年薪水——這筆錢是高務實個人補貼的，但最後會找朱翊鈞分攤。

各衛所對此並沒有什麼特殊反應，反而紛紛請求高務實上奏朝廷，說既然不曬鹽了，是不是應該免了他們的額鹽。

高務實膽子很肥，直接答應了下來，送走了將信將疑的各衛代表。

其實這個問題，之前他就和朱翊鈞談好了，原先的遼東25衛和2個自在州每年兩百萬斤的額鹽，由將來的京華鹽場一力承擔，保質保量提供給各衛、州，並且京華鹽場會在這個額度的基礎上上浮一成，也就是實際上繳二百二十萬斤細鹽。

這也是高務實不怕挨罵的原因：以前說是遼東額鹽兩百萬斤，但實際上能有多少，連神仙都說不準，現在京華接手之後，不僅從兩百萬斤提高到兩百二十萬斤，而且從粗鹽標準提高到了精鹽標準，這其中的溢價可不少。

實際上，他這一手就仿佛是一個“承包製”，把以往遼東的“額鹽”全部進行了個人承包，以後朝廷就不需要在遼東額鹽產出不足的時候，一個衛一個衛的去查、去催，而隻需要找高務實一個人就行，從行政效率上來說，上升了至少二十五倍。

如果這還要被人罵，隻能說明對方這樣做，根本不是對事，完全就是對人來。

高務實的奏疏送到京師，還真的引起了一些爭議。

不過，爭議的焦點居然不是高務實這個“承包製”——大明的鹽業實際上現在就是承包製，隻不過在其他地區是通過“鹽引”這個形式來承包的，好比張家掌握了長蘆鹽場大部分的鹽引，就差不多壟斷了該鹽場。

而高務實現在的做法，也隻是一種不要鹽引的承包製，而不要鹽引的主因則是由於他吃下了整個遼東的額鹽——反正就他一家，具體多少引就無所謂了，隻要能交出他自己承諾的兩百二十萬斤細鹽，其他一切好說。

因為對於朝廷來講，這麼坐反而讓他們能夠擺脫一筆陳芝麻爛穀子的壞賬、死賬。

真正引起爭議的問題，在於那批被高務實遣散回衛的鹽丁安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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