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剛過，京師官員們本來還沒調整好工作狀態，卻忽然被來自廣西的一封奏疏給驚擾了假日的餘韻。

大明開國之初，由於開國皇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也因為國家初創，他不敢懈怠，夜以繼日地工作，大臣們也隻好跟著拚搏。所以那時假期很少，每年隻有18天假期，元旦5日，冬至3日，元宵節10日。後來才增加了月假3天，加上原來的18天，每年休假有50天。

根據去年也就是萬曆八年纂修而成的《大明會典》卷八十《節假》記載，官員的法定假期主要有冬至、元旦、元宵三節。

而昨日，大明版的“春晚”——鼇山燈會才剛剛過去呢！

這鼇山燈會，是每年元宵佳節時，大明皇家在宮城裡搭成的巨型花燈煙火景觀。因其形狀似鼇，因此名為“鼇山燈會”。從永樂七年元宵節起，這個盛大燈會更是高調開放——“聽臣民赴午門觀鼇山三日”，君臣同樂的意義十分重大，堪稱明朝版的“春晚”。

通常是從上一年的十二月起開始準備，把各種設計獨特的“奇花”、“火炮”層層疊積起來，通常會堆積十三層高數丈。待到元宵節這天，龐大的“鼇山”上各種形狀的彩燈閃爍，絢麗的焰火不停燃放，更有鐘鼓司優美音樂裡，宮娥們翩翩起舞，在這個時代來說，完全是美妙無比的視聽享受。

有個叫唐寅的後世大名人遊學京城時，就曾親見鼇山燈會的盛況，激動寫了首詩：“仙殿深岩號太霞，寶燈高下綴靈槎。沈香連理三珠樹，彩結分行四照花。水激葛陂龍化杖，月明緱嶺鳳隨車。”

連續三夜的狂歡下來，大夥兒誰那麼快就能進入工作狀態了？更彆提這年關邊上，京官們還要收炭敬呢……

然而有個叫高務實的家夥偏是不肯安生，各衙門剛剛複工，他的奏疏就進了通政司，一來就是個開年大新聞——這封奏疏居然叫做《為遵夫子以直報怨之訓臣請率廣西諸土司討伐安南莫氏疏》。

啥？你討伐安南莫氏居然還是遵夫子之訓？

不過這道奏疏最是神奇之處，還不是什麼遵夫子之訓，畢竟孔夫子的確說過“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這話，關鍵是高務實在說明了他與眾土司遇刺一事之後，提出了一個無比新鮮的提議：他和眾土司要發兵去報這個私仇，請皇帝批準。

這就要有一些爭議了。

雖然，《公羊傳·莊公四年》裡曾說：“九世猶可以複仇乎？雖百世可也。”漢武帝更是以“齊襄公複九世之仇，《春秋》大之”為由，向匈奴發動複仇之戰，最終封狼居胥，揚大漢天威於瀚海，看起來漢人自古就提倡複仇。

可是問題在於，這些仇算起來都不是私仇，而是國仇啊。

國仇怎麼能用私仇比擬呢？

就好比，漢武帝因為漢高祖白登之圍丟了麵子所以要征匈奴，這個大家都認為沒有問題，可是隔壁王老二因為兒子被街坊張老三給揍了一頓，就跑去把張老三給打死了，這難道也沒有問題嗎？

你高務實堂堂六首狀元，去年還剛剛主編了《大明會典》，難道連這點常識都不懂？

不過高務實也有他的理由，他說的是：“彼者安南，南疆遠荒，又為天朝藩籬，若以國戰征伐，此理不足恃也。況大軍遠征，民生弭害，聖天子必不忍見。然則，莫氏欺臣太甚，竟遣刺客圖命，乃至波及諸土司，今桂西、桂南土司數十人，群情激奮，怒不可遏。

臣竊以為，土司固我國土，土官固我朝臣，然其地世管，其官世襲，與尋常有彆。若其仇在我內地，當依國法而處；若其仇在我國外，可依國仇而論。是故，安南之遣刺客圖臣與諸土司，雖非朝廷之國仇，實乃臣與諸土司之國仇，焉能不複！

然此既為臣及諸土司與莫氏為仇，則征伐所需兵卒器械、糧草餉銀，自不該由朝廷所付，皆由臣等自籌可矣……若能一掃交地，何如複報昔日黎利之舊怨邪？”

黎利就是那個發動藍山起義，百戰而使明宣宗覺得留著安南是個虧本買賣，終於放棄的黎朝開國之君。

高務實提這一點的意思很明白——雖然後來黎利還是要向大明求封，大明也準了，且要求他三年一貢，每次準備兩尊“代身金人”以為大明當年戰死的兩員大將抵命。

但不管怎麼說，堂堂大明居然不得不放棄已經吞並的國土，這在朝廷文官自信心爆棚的明朝，還是很讓朝臣們不爽的。

高務實就是要利用這種心態，讓他們把這件事的思路引向“打安南，報舊仇”這邊去。

因此這篇奏疏就分成三個層麵：

先是論大義，高務實說是遵孔夫子的教導，要以直報怨——莫茂洽這個撲街仔居然敢惹我，那我還不得打回來？揍他丫的！

再是講道理，雖然土司是咱們的臣子，可是他們是直隸官，莫茂洽是外夷官，土司和莫茂洽之間的仇，明顯可以適用於國仇。

最後說好處，既不費朝廷一兵一卒，也不費朝廷一銀一銅，我高某人和廣西土司包打了！而且打完之後，還能給咱們大明報了當年的那點舊怨，這還不好？

高務實這樣的臣子顯然是皇帝最喜歡的，因為隻要是他提出問題，就一定不會隻是單單把問題報告給皇帝，讓皇帝自己去糾結怎麼辦。

而是隨同問題，把解決的辦法一並提出來，並且這個解決的辦法還特彆輕鬆，作為皇帝隻需要朱批一個“可”或者“允”、“準”等字即可。

這樣的大事，皇帝居然發現自己隻需要一個字，就完全解決問題了，剩下什麼都不用管，全部交給下麵就能辦完，那怎能不覺得爽快？要都是這樣的臣子，這皇帝當起來豈不是省心百倍麼？

所以，當外廷有些人還在爭論高務實這個“土司與安南之仇可以比擬國仇”的說法到底有沒有道理的時候，內廷的司禮監已然明確放出風聲來——不花朝廷一文錢就可以報百年前的舊怨，誰反對誰就是彆有居心！

這下子外廷就一時失聲了。

沒法子，大明就有這種傳統，對內的事情大家吵一吵沒什麼關係，對外的時候口徑必須統一，而統一的口徑還必須是強硬——就好比後來崇禎實在沒法子了，想和後金議和，結果還隻是有這個意思，事情泄露之後也不得不丟車保帥一樣。

連皇帝都不敢承擔對外軟弱的罪名，可見“剛明”不是說著玩的，那是兩百年的傳統。

因此，外廷的爭議就隻能到此為止了。

次日，內閣的票擬呈上了皇帝的案頭，意見當然是同意。

皇帝的回複也很及時，並且用詞非常的有意思：情有可原，下不為例。

其實朱翊鈞是很想直接批複一個“準”的，甚至乾脆來個“妙極”，不過有些事可以想卻不可以直說，天朝皇帝的調性總要維持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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