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荏苒，一去經年。

萬曆六年七月初二，大明發生了一件悲劇性的大事。

前文華殿大學士張居正，於本年六月上旬在江陵老家鬱鬱而終，其長子張敬修上疏乞賜蔭諡。

疏至內閣，首輔高拱見文，痛哭失聲，竟至昏闕，內閣眾官驚急，乃傳太醫至，而元輔已逝矣。

時帝與觀政高務實正於文華殿講讀，聞訊急至內閣，見元輔案上，文牘滿置，竟高數尺。

帝大慟，涕淚難止，執務實手言：“昔先帝臨崩，托孤元輔，曰‘以天下累先生’，而今先生駕鶴，如船失舵手，房缺中梁，朕哀極痛極！更不知今後又何為之？”

不多時，皇帝欲下旨輟朝三日，觀政高務實立刻勸諫，曰：本朝文官喪禮，輟朝禮均隻一日，惟榮國公(姚廣孝)享輟朝二日禮，禮不可廢。請止。

帝答曰：“如此，改輟朝二日，不得再諫。”

於是朝廷為高拱之死輟朝兩日。

第三日時，皇帝誥命：“……大學士高拱，銳誌匡時，宏才讚理。當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撓。謀身近拙，實深許國之忠；遺俗似迂，雅抱殿邦之略。幕畫得羌胡之要領，箸籌洞邊塞之機宜。化椎結為冠裳，柔犬羊於帖服。利同魏絳，杜華夏之深憂；策比仲淹，握禦戎之勝算……

博大精詳，淵宏邃密，經綸偉業，社稷名臣。……慷慨有為，公忠任事。迨殫內寧之略，益宏外禦之勳。嶺表滇南，氛淨長蛇封豕；東夷西虜，煙消堠鷺庭烏。洵稱緯武經文，不愧帝臣王佐。

蓋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勳；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濟非常之事。

……贈上柱國，諡文正。布告中外，鹹使聞之。欽此。”

誥命一出，滿朝傾羨，高氏門生，紛紛讚頌。

文正！

自司馬光提出“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複加”之後，曆代文官夢寐以求的死後尊榮，美諡之極！

文正二字，何等之重？隻說明朝，便有一例可證。

武宗之時，大學士李東陽垂死，大學士楊一清來看他，見李東陽為諡號擔憂，楊一清就向他表示，朝廷將給他文正的諡號。垂死的李東陽聽罷，竟在床上向楊一清磕起頭來。可見“文正”之諡在士人心中的地位。

張居正死了，據說是鬱鬱而終，但這可以理解。

高拱也死了，卻不知是累死的，還是想到與張居正多年的恩怨，心情激蕩之下的意外。

對於高拱之死，傷心的人很多，但其中最甚者，恐怕還是高務實。

他覺得高拱大概率還是死於勞累過度，這個年過六旬的老人，一心念著先帝托付，沒日沒夜的工作，連高務實無數次勸他多休息時，他都每每回答：“年老少睡而已。”

去年被高務實“挖角”而來京師、今年剛剛編成《本草綱目》的李時珍也數次向高務實提過，說元輔過勞，恐難持久。

可惜，沒人勸得住他。

曆史上，高拱便是死於萬曆六年，如今他仍然死在了這一年，時也？命也？

但除了這一點，高務實還有更多的感慨，因為張居正也死了，甚至還死在高拱之前。

原本的曆史，已經因為他高務實的到來，出現了最大的變化。

是好的變化嗎？高務實認為是的。某種程度上來說，他一直認為張居正算不上一個真正的改革家，隻有高拱才是。

高務實認為張居正應該是整頓派。

原曆史上，張居正的施政基本上是以整頓為基調的。他的立足點不是改革，而是整飭紀律，恢複祖製的活力。

改革是製度的創新，整頓是祖製的恢複。

宋朝時王安石變法是突破祖製、創製新法的真正改革；而張居正推行萬曆新政的諸多內容，都是祖製的恢複和整頓，不應列入改革範疇。

唯二有新意的，是考成法和條鞭法。考成法擴張和強化了閣權，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但卻消除了科官對政府的監察職能，破壞了祖製小大相維的製衡原則。

然而，高拱也推出過“考課法”，甚至在這一世，由於高務實“政績量化”的思路影響，高拱的考課法走得更遠，用意更深。[無風注：本書第一卷有述。]

“一條鞭法”則不是張居正的發明。在張居正還是五歲孩童的時候，就由桂萼創始並由傅漢臣等人推行了。在隆慶、萬曆時，一些地方官員如龐尚鵬、王宗沐、劉光濟、海瑞等多人在所轄地區以至全省範圍內的推行，一條鞭法漸次盛行。

由此可見，張居正隻有推廣之勞，並無創始之功，所以不能稱為改革家。

其實後世也有學者認為“高拱的人品操守、膽識才乾、改革意識，都是張居正所不及的。”在他執政的兩年半裡，創行了吏治、司法、軍製、邊防、水利、漕運、海運等全方位的改革。

他不僅有《除八弊疏》的施政綱領，而且還打破了禁海政策，造船隻，開海運，“實行對外貿易”。高拱還“特彆重視發展工商業”：“親自到市場調查研究”，“了解實情”。他還大力支持和推行丈田均糧和一條鞭法的賦役製度改革。

而張居正執政的十年，“並沒有完全繼承高拱的改革方向”。特彆是他“對高拱的開海運、開放對外貿易主張暗自抵製”，重新恢複海禁，推行閉關鎖國的基本國策。

因此這部分學者的評價是：“高拱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張居正是官僚、政客，實用的保守主義者”，“高拱是真正的改革派、而張居正基本上屬於整頓派”。

至於改革的效果，以經濟改革為例，曆史上高拱罷官前的隆慶五年(1571年，隻算到隆慶五年是因為隆慶六年他就罷官了。)，太倉銀庫歲入310萬兩，歲出320萬兩，歲虧隻有10萬兩，比隆慶元年至四年(1567-1570)平均歲虧的萬兩，減少了萬兩(無風注：參見樊樹誌《萬曆傳》）。這就為張居正執政時期國庫盈餘奠定良好基礎。

張居正執政後繼承了高拱的與俺答維和的局麵，有其功勞和貢獻。“但是，他享受的和平‘紅利’，超過了他的貢獻”。張居正接手的不是一個“爛攤子”，而是“坐享了高拱遺下的和平‘紅利’”。

而這一世沒有張居正的接手，高拱又做到了哪些，以至於使萬曆對他的去世如此傷心，並給他追諡“文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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