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差二兩銀子，那就很可能隻是誤差了，於是帥嘉謨得出了結論：在大明開國之初，整個徽州府六縣共虧欠夏糧兩萬零四百八十石，該虧欠以“夏稅生絲”為名義補上，折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絹。這本來沒有問題，問題是在乙巳改製之後，這筆稅款不知為何，居然由全府承擔變成了由歙縣一縣單獨承擔。

而更悲劇的是，這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絹屬於折色稅，要以實物形式繳納。然而徽州根本不養蠶，於是歙縣的老百姓必須先把糧食賣掉換成銀子，再拿銀子去買生絲，最後繳給官府。這就表示前後要折兩次，成本不用說了，肯定是非常高。

還有就是，這個八千七百八十匹是到庫的數字，還得加上中途運輸成本與損耗。所以整個折算下來，歙縣人民實際付出的比賬麵更多，也許九千匹，甚至上萬匹也說不定。

可想而知，如果這一情況確實無誤，那歙縣簡直倒黴透了！因為從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製”開始算起，直到隆慶三年——歙縣百姓頭上的這筆冤枉稅傻交了兩百多年！

帥嘉謨驚得自己都頭皮發麻，所以做事很謹慎，他沒有急著去驚動官府，而是先自己在歙縣仔細摸底了一番。結果他發現，原來自己還不是最早發覺這件事有問題的人，早在嘉靖十四年，已有兩個歙縣人王相、程鵬，就發現了這個“人丁絲絹”有問題。

當時，他們沒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議，而是直接越級呈文給了徽州府的上級——應天巡撫，而且還不止一次！

當時第一次接到呈文的是應天巡撫陳克宅、巡按宋茂熙，這二位還是認真辦事的，很快給了批複，要求徽州府徹查。可惜的是時間不湊巧，這兩位很快便升遷轉走，接任者又不清楚之前的情況，這件事就沒人再去追問。

王相、程鵬二人也估計到了這種可能，於是再次呈文到應天巡撫、巡按處，接任的巡撫歐陽鐸、巡按遊居敬，於是也接到了同樣的呈文。這兩位剛剛上任，當然不能有事不辦，所以也很快給了批複，並且要求徽州府召集六縣合議。結果負責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縣出身，於是敷衍塞責，推諉拖延。

到後來王相、程鵬先後莫名去世，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

怎麼辦？這兩個人死得離奇，多半不是正常死亡，十有八九就是跟這件事有關。我要是也揪著這筆冤枉稅不放，是不是將來也會遭遇同樣的禍事？

數學人才的固執占據了他整個大腦：人可以死，賬不能錯！

想到這裡，帥嘉謨推開賬冊，做了一個決定：他要第三次呈文，為歙縣討一個公平。不說把以前多交的稅要回來或者爭取減免今後其他稅，但是最起碼，也得把這筆稅重新分攤到六縣，絕不能讓歙縣獨扛！

帥嘉謨的這個決心下得並不容易。要知道大明的稅賦體係本來就比較亂，錯綜複雜，牽涉甚多，除非某地受災嚴重，否則就算是皇帝想增減一二都極不容易，想憑一介平民的力量刪掉整整一個科目，實在難於登天。何況如果重新分攤的話，就意味著其他五縣平白加稅，這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一定會拚死阻撓。

但已經下定決心的帥嘉謨仍然親自撰寫了一份呈文，詳細地寫明自己的查考過程，然後在隆慶四年的年初，沒有通過徽州府，而是越級呈給了當時的應天巡按禦史劉世會。

在這篇呈文裡，帥嘉謨耍了一點小手段，他在講述緣由時加了一句話：“緣本府遞年奉戶部勘合，坐取人丁絲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額六縣均輸，府誌可證。”

其實在《徽州府誌》裡，隻是含糊地記載徽州府或歙縣繳納人丁絲絹多少多少，根本沒有明確說過“原額六縣均輸”的話，更沒有和國初那筆虧欠夏麥聯係到一起。

帥嘉謨偷偷加了這六個字，是想給上官造成一個既成印象，方便行事——孰不知這一處小小的手腳，後來卻成了聚訟的關鍵點。

除了這一點之外，帥嘉謨還說：“南京承運庫每年收絲絹兩萬零一百九十匹，其中浙江、湖廣這種產絲大區，才繳納八千五百零一匹；應天十三府，隻要繳兩千九百零五匹。而我們徽州府根本不養蠶，卻要負擔八千七百八十匹。當地民眾隻能賣了糧食，折成銀子，從浙江等地回購，這兩道手續，讓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況，這筆負擔若是六縣分攤，那或許還能勉強忍受，可現在卻是歙縣一縣承擔——這一縣之稅，比浙江、湖廣兩司(無風注：布政使司，類似於省級行政區)都高，這根本不合理啊！”

說實在的，這裡帥嘉謨又玩了一個統計學上的小花招。因為大明稅製，並不是統收統解，一個地方往往要向數處交稅。

譬如說浙江、湖廣等地的絲絹稅，不止解往南京承運庫，還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倉銀庫、丙字庫等。實際上浙江的絲絹稅總額高達十三萬匹上下，湖廣的絲絹稅總額也有約兩萬七千匹，都遠超歙縣。

但帥嘉謨不談總數，隻單單拿出南京承運庫作比較，頓時就顯得歙縣境況格外悲慘。

這個手段的絕妙之處，在於這些數字都是真實的，完全經得起查證，隻是比較方式上稍做手腳，立刻顯出非凡效果——事實上歙縣本身的負擔確實沉重，但也不是說因此就民不聊生了，可是被帥嘉謨這麼一比較，正常人看了都會覺得慘絕人寰，簡直觸目驚心。

除了在史料和統計學上做了一點他自己覺得足夠隱蔽的小小手腳之外，帥嘉謨還有其他手段。

他在呈文的第一句話就這樣寫道：“天下之遺，貴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則焉。歙縣久偏重賦，民困已極，躬遇仁明在位，備陳情歟，懇乞均平。”

短短一句話，先後兩次出現“均平”一詞。顯然，這不是他文字水平有限，而是有著深刻用意的。

此前高拱和高務實伯侄二人私下談論理財大計之時，高拱就提到說連張居正都有些操切起來，希望將一條鞭法推廣全國。高拱認為，一條鞭法在某些富庶地區——也就是高務實熟悉的“經濟發達地區”——可以推行，但在一些貧困地區就一定不能推行，否則窮人必然還要遭到更多的剝削。[無風注：前文有述，不記得了的讀者諸君可以自行翻查。]

而在當下，江南當然是富庶之地，所以正在推行一條編法，即日後的一條鞭法。這個稅改政策的雛形始於嘉靖十年，從嘉靖四十年開始到隆慶年間，逐漸在經濟最強但也稅負最重的南直隸地區進行試驗。而其提出的口號恰好是：“均平賦役，蘇解民困。”

所以帥嘉謨兩次“均平”所為何事？就是為了把這次稅賦爭議，拔高到響應朝廷政策的高度上去。

從深層次來講，一條編法的核心要旨，的確是合並田賦、徭役，取消米麥之外的實物稅，統一改為折收銀兩。因此帥嘉謨在呈文中反複強調“人丁絲絹”是折色實物稅，繳納十分麻煩，亟需調整，這又和中樞正在大力倡導的改革緊緊地掛上了鉤。

在帥嘉謨看來，隻要此事能借到國策的東風，多半便能引起應天巡撫的格外關注。華夏數千年的傳統擺在那裡：高層一關注，事情就好辦。

尤其是現任的應天巡撫，對一條編政策的推行也是很下力氣的。而隻要他肯表態，這事就成了一半——不對，是成了一大半。帥嘉謨之所以有這個底氣，是因為這位巡撫實在太有名氣，遠非尋常官員可比——這位爺姓海，名瑞，字汝賢，號剛峰。

這件事到頭來果然驚動了海瑞，但與此同時，遠在京城的國策掌舵、改革旗手高拱也得知了這個消息——就是高務實手裡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