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十一章解釋
兩人聊了一陣詩詞,一陣佛法,終於還是聊到了時政。
道隆大和尚宣了一聲佛號,對文彥博說道:“相公,有件事情,不知道該不該求請。”
文彥博笑了:“和尚過於熱心,怕是成不得佛子。”
道隆臉一紅:“相公說笑了,說起來,這事情也是功德。”
文彥博點頭:“什麼事?”
道隆說道:“是這樣,天師府,大相國寺,禦藥局,太醫院,聯手推出了不少新製成藥,相公想必知曉吧?”
文彥博點頭:“是,家中也常備著消熱散,風油精,怎麼了?”
道隆說道:“這些東西,如今也儘入市易司,我們幾家,本就無需向市易司賒貸,無需向市易司購置藥材,又是在京中本地生產,不屬於外來貨物。所以不管從哪一條上說,都沒有納入市易司管理的理由吧?”
文彥博問道:“這些成藥,也歸市易司了?”
道隆點頭:“是,而且市易司將藥收去後,價格立刻抬高了兩成。”
文彥博站起身來,怒道:“豈有此理!”
道隆之所以要告狀,是因為有更深沉的原因。
蘇油和道隆是忘年交,當年蘇油還是個剛進汴京的頑皮孩子時,兩人就有了交情。
京東路開始丈量方田,大相國寺的寄田那叫一個多。
於是道隆向蘇油問計。
蘇油早就跟道隆說過,天下田畝均需納稅,這才是正理。沒道理和尚和天家一個待遇。
大宋皇室很多人信佛,民間也多有捐田捐土的,有識之士莫不側目。
因此蘇油給道隆和尚劃出一條路,大相國寺今後不從寄田取食,一樣繳納賦稅,真正的收入其實可以來自其它地方。
醬菜園子,成藥,文殊坊糕點。
這三樣都和汴京市民生活息息相關,要做的好了,收益遠不下那千頃不納賦稅總被朝廷正義人士惦記的寄田。
蘇探花給成藥定下的價格都是很有講究的,比如頭痛散一包十八文,金靈丹一瓶三十八文,風油精一瓶六十八文。
價格一抬,貌似生產者沒有吃虧,但是等到銷量一下來,那損失就大了。
文彥博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四通商號呢?他們是如何做的?”
道隆說道:“這個大和尚就不太清楚了。想必受損不小吧。”
當然受損不小,不過四通商號的產業眾多,雞蛋早就沒有放在一個籃子裡了。
首先奢侈品銷售並不受什麼影響,買得起那些高級貨色的玩家,就不在乎多兩成的價錢。
蘇油指示四通商號,正好了,打著讓利的旗號,給奢侈品們再定個檔。
就像後世一些奢侈品,一樣有讓工薪階層咬咬牙也能買得起的係列一樣。
其次四通商號如今在荊湖,蘇北瘋狂投資基建,田土,港口碼頭,這些才是大宗。
還有就是軍品,這個直接和樞密院進行撥款結算,壓根就不經過市場。
還有裝修行業和舊房改造,市易司也乾涉不了。
市易司能夠乾預的,還是四通的一些低端低價值產業。
不過對酒類行業的打擊,那是相當大。
四通商號的利潤其實不在酒,而在酒曲。
酒類行業遭受打擊,酒曲自然也就跟著倒黴。
不過蘇油指示了程文應和史洞修,我們不在這上麵爭。不管利弊吧,新法首先是國計,不是你們商賈可以乾預的。
所以隻能由大佬們去鬨,但是不能由你們去出頭挨打。
史洞修還頗為心痛,程文應看了第一期損失報告之後,嘴巴一撇,又在幾個州府開立了新舊鈔兌換櫃台。
說起來這點損失,還不就是錢莊幾個兌換櫃台的事兒!
但是物價的無情上漲,影響到的是貨幣投放量,四通商號統計司正在和皇宋銀行一起進行繁複的統計計算,到底今年京中的流通貨幣該是多少,才能不造成銀行重大損失。
文彥博當然不懂這些,他隻能看到市場上表現出來的現象,回到家中,寫了一封奏章。
“臣近因赴相國寺行香,見市易務於禦街東廊置叉子數十間,前後積累果實,逐日差官就彼監賣,分取牙利。且瓜果之微,錐刀是競,竭澤專利,徒損大國之體,隻斂小民之怨。遺秉滯穗,寡婦何資?”
趙頊將王安石招來:“市易賣果實,審有之,即太繁細,令罷之如何?”
安石回答道:“市易司因為小老百姓上為官司科買所困,下為兼並取息所苦,投狀到官府,乞求借官錢出息,行倉法,銷售果子,同時承擔納官果實。”
“自立法已來,賣果子的小販們收入都比以前增加了,支付給監督的行人俸祿,比以前支應官府所需和兼並者的盤剝,所費減少了十之八九,同時官中又得好果實供應。”
“這些都是逐一找人提供供狀,案驗事實得到的結論……因為他們都是貧民,沒有抵當,所以派遣本務差人,逐日收受合納官錢,市易司並沒有參與到賣果實的生意當中。”
然而右司諫王覿上言:“市易之患,被於天下,破民之產,而利皆歸於牙儈胥徒。”
牙利,就是牙行的交易中介費,一般為交易額的百分之五。
但是王安石或者是沒搞清楚這裡的區彆,也可能是故意混淆事實,將之歸於“合納官錢”。
市易務牙人是官牙,牙利同市例錢一樣,作為市易務胥吏的俸祿支出。
牙錢並未計入政府的財政收入,而由市易務支配,落入官員胥吏的腰包。
然而事實上,汴京以前的牙行,牙錢隻是針對有求購或者求售的商賈,算作提供信息,牽線搭橋的手續費介紹費,而不是升鬥小民賣個水果都要繳納的市場準入費!
所以文彥博的奏章裡還說:“遣吏坐列販賣,與細民爭利,下至菜果油麵,駔儈所得,皆榷而奪之,使道路怨嗟,逮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稅虧損。奪彼與此,得少失多。”
這是說市易法改變了傳統的大商批發、小商零售的市場結構,於擾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必然產生強迫客商、抑勒配賣等弊端。
這個現象,在汴京釀酒業上,已經體現出來了。
趙頊也認為市易務應該主抓批發,零售太細碎,有傷國體。
王安石耐心解釋道:“今設官監酒,賣一升也是賣;設官監商稅,收一錢也是收,難道就不細碎?但是大家為什麼不以為非呢?因為他們習慣了。所以隻要習慣了,就好了……”
“為政,應當隻論所立之法,於百姓,於大宋,是有利還是有害,而不應當以其瑣碎就廢除。”
對於趙頊“與民爭利”的顧慮,王安石也有解釋:“至於為國之體,摧兼並,收其贏餘,以興功利,以救艱厄,乃先王政事,不名為好利也。”
最後王安石反過來批評趙頊:“市易務如果子行人事,才立得七個片區,這樣的小法令太多太多,陛下要是在這些小事情上檢察太苛,會讓臣子產生畏縮情緒,不敢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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