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曹營迫於形勢自棗陽縣開拔轉移的同時，唐縣的回營也遭遇了滅頂之災。九月初二，熊文燦、左良玉、張任學麾下諸部官軍發動猛烈攻勢，連破唐縣回營三十六寨，“老回回”馬守應及“革裡眼”賀一龍、“混十萬”馬進忠為避覆盆之險，橫下心分三路突圍。這時候官軍協同作戰能力不足的短板就暴露出來了，各部互不相讓、各自為戰，雖不至於前功儘棄，但整個圍困陣線疏漏百出、形同虛設，令馬守應等巨寇趁機脫身，徹底圍殲回營的企圖終究還是功虧一簣。

回營敗後，不敢走棗陽，而是經新野長驅直入襄陽府腹地。陳洪範等部其時焦點全在左近的曹營身上，沒料到河南官軍會有如此重大疏漏，調遣不及，回營由是得以在襄陽府北部地區大肆剽掠了一陣，而後西進穀城。

駐守穀城的張獻忠連傳捷報，但言“殺回賊甚眾”，可事實上，回營一路從容越險渡津，不三日，即順利藏進了均州、鄖縣周遭的險峻群山，官軍再剿，登時難如上青天。不僅如此，曹營敗走後，同樣折向西北，龍在田、陳洪範兩部官軍追擊，殺傷多有，但難阻其軍勢。羅汝才沿路招徠無主群寇，及抵鄖陽府東南的保康縣時，聚眾複達萬餘。曹營在保康境內燒殺淫掠數日，也一頭紮入房縣、竹山等縣的深山中，偃旗息鼓。明眼人都瞧得出，張獻忠與回營、曹營的關係依舊曖昧，甚至有坊間傳言，西營在回、曹二營聯手進襲棗陽期間，也曾“數陰助之”，差些掀翻了趙營。但這些都僅僅隻是猜測，無人能拿出確鑿的證據，一直以來風平浪靜的西營也至今如同置身事外般，全無波瀾。

從八月始至九月初這為期月餘針對以回、曹二營為首的湖廣、河南等地流寇的圍剿行動基本告一段落。最終雖未能將馬守應、羅汝才等巨寇鏟除殆儘，但也大傷其眾元氣，堪稱近年來鮮有的勝績。

熊文燦剿撫二功並舉，頗得朝野嘉許，煞為春風得意，意氣風發自葉縣移節親鎮襄陽，以震懾楚、豫等地群寇。熊文燦既至，作為半個地頭蛇及合作夥伴的陳洪範豈能無動於衷，當即廣發群柬，邀請楚豫間有頭有臉的文武官員數十人會宴，明稱“慶賀滅賊盛況”，暗中打得自是為熊文燦接風洗塵的主意。考慮到諸部官軍需要回師整頓，頗具“體諒之心”的陳洪範將宴會日期設在了九月初九的重陽節——“滿園花菊鬱黃金，每逢佳節倍思親”，這便是其請柬的標首題句。

值此尚未敘功之時，作為受邀人之一的趙當世當然要好好準備表現表現。然而大戰方罷，軍中待處理的事務繁巨，在赴宴之前，他還有幾件事得先理出頭緒方才安心。

第一件事，處理降兵。

本月初七，身處方壪北部時家小衝、正與王光恩等部交涉的徐琿收到趙當世的來信，信中態度堅決，標明了王光恩等部投降的條件。條件之一，便是各部被允許留存的戰兵數目。常國安最多，八百人；王家兄弟其次，五百人；王國寧再次，三百人。其餘楊友賢、許可變、胡可受等零零散散一二百人乃至數十人不等。如此一來，近萬人的降兵可留在舊營為戰兵者總計不會超過二千人，十去其八。剩下的八千人當然不是直接遣散了事。考慮到後續屯田規模擴大亟需勞力以及空缺兵員補充問題，這八千需要經過層層篩選以定去向，實在不堪用的才會給予遣散費。

實話說，對於整編這事，常國安及王光恩等人並未強烈抵觸。原因一是形格勢禁，麵對趙營的不斷施壓，仰人鼻息的諸營再三權衡後不得不退讓。雙方籌碼並不對等，縱然張牙舞爪也於事無補。原因二則因事實擺在那裡，不接受趙營的招降，就得承擔戰敗流竄的後果。諸營無一不缺糧，早前隻因連戰連勝，有繳獲為繼，才滾雪球般越發壯大。一旦錢糧困頓，縮編對於流寇而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即便沒有趙營，諸營審時度勢，也會暫時削減兵力。說到底，滿足軍中鐵杆中堅才是剛需，有中堅力量在，待到豐年，兵力很快就能再度膨脹。無論常國安還是王光恩等部，剔除雜餘，真正拿的出手的主力無一能超過千人——羅汝才以三千鐵騎即能成為屈指可數的巨寇，更何況他們。趙營並沒有強迫諸營放棄老本主力，八千汰兵看似多，皮毛而已，遠算不上傷筋動骨。獲取官身對大多數流寇而言誘惑巨大，尤其在作戰環境險惡的當下。有常國安作表率，隻要趙營的封官許願到位，阻力沒有想象中的大。這件事，交給徐琿全權負責。

第二件事，安排棗陽縣臨時的領導班子。

因曹營入城，棗陽縣的核心官吏係統幾乎破壞無遺。這是掌握全縣實權千載難逢的機會，趙當世當然不會無動於衷。

明清衙門中職務，分官、僚、吏。官為正職，僚為副職，皆有正兒八經的朝廷品級，稱“品官”。吏的地位則遠在其二者之下，無品級、“不入流”，由官僚自己“辟召”，嚴格而言其實算是在衙門辦事的百姓。即便吏員也有考評、升遷、罷黜製度，但涉及官僚機製、背景素質及工作性質等諸多方麵，想轉吏為官，難度相當大。譬如萬曆年費縣吏員楊果受任費縣知縣，一時便“朝野嘩然，輿論紛紛”，人皆以吏員不能擔任“正印官”為由大肆抨擊。

然而，有道是“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由朝廷統一任命的官僚雖然手握大權，可地方政務的運轉實質上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沒有官銜的“役夫”與“胥吏”。役夫是本地按照稅役法服役的差遣人員，多充更夫、捕快、獄卒等勞逸，地位猶低。胥吏好些，大多是謀不得出身的讀書人，行“刀筆之能”，故又稱“刀筆吏”。且若一人曾出為胥吏，則此人就會被永遠剝奪進士科考核的資格，入仕為官的路算被徹底卡死了，是以又有“一日為吏終身為吏”的說法。胥吏基本雇本地有經驗者充任，很多崗位缺少後繼，甚至有以耄耋年仍兢兢業業者，少數重要崗位由官員隨行帶來的幕僚充任。棗陽縣各衙門官僚死絕，無一幸免，吏員則七七八八活下來大部分。這是一樁好處，意味著隻要在幾個關鍵點位上安上人，整個縣的中樞依然可以一如既往，有條不紊地運轉起來。

縣中官僚職級雖不大，好歹都是朝廷命官，有朝綱律法為強背書，趙營擺布他們，操作空間和彈性無疑小了許多。但胥吏就大為不同了，根基淺薄，隻要不鬨出太大動靜，趙營的勢力鎮在那裡，威逼利誘的後顧之憂幾乎可忽略不計。

棗陽縣素由知縣、典吏主事，說得更確切些，乃是曾為典吏的褚犀地的一言堂。這樣更好辦，派一個頂替褚犀地的位置，接盤過來就行了。這個人選趙當世認為沒有比覃奇功更合適的了。較之起趙營中其他文武，覃奇功在忠路宣慰司時曾有過政治經曆，廣涉政軍，可謂“上馬治軍，下馬治民”的人才。遍觀趙營上下，綜合素質能出其右者微乎其微，把棗陽暫時交給他打理，趙當世是一百個放心。

棗陽縣內要規劃的事有很多，趙當世交給覃奇功的前期任務有三。一為收攏民心，安撫民眾，將因曹營荼毒而引發的恐慌動蕩局麵穩定下來。揭露祝允成、褚犀地之流的卑劣行徑，同時宣傳趙營以及趙當世本人的光偉正形象。二為整頓吏治，籠統而言便是“打擊異己，安插人手”。棗陽縣胥吏眾多，心思各異，確定願意與趙營合作者、剔除同床異夢者是重中之重。此外，褚家一倒，大量關鍵崗位空缺出來，趙營中也需及時安排自己人補進去。三為重新檢地，曹營帶來的兵災導致了縣中包括褚家在內許多大戶闔門被滅，無數膏腴良田頓成無主之地。這些地趙營當仁不讓，都要接手過去。除卻田地，其他魚、礦、鹽等產業也一並歸算在內。

此三項任務看似簡單，卻為後續趙營即將著手的一係列舉措打下基礎，內中細節之紛雜繁複，趙當世心知肚明，不一而足。這樣的重責，在趙當世看來，也隻有覃奇功才有能力擔負。令趙當世欣慰的是，覃奇功將他的委任一口答應下來，毫無推辭，言語之間，更頗顯堅定自信。有他這份態度在，趙當世自無多慮。

第三件事，規劃新一輪的軍改。

曆經回營、曹營兩番苦戰，趙營雖然都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代價也不小。惠登相、景可勤、宋侯真、廉不信等軍官被捕被殺，職位空留，亟需替代，兵士或傷或亡近二千，亦要補充。另有王光恩等部新附，兵馬入戰兵入屯田兵都得調劃，更繳獲馬匹數千，軍資無計。此類種種，均非一日能夠捋清。趙當世百事纏身，決定將此番軍改的工作交付侯大貴、王來興、何可畏為主，昌則玉、穆公淳為顧問的小組主持，自己隻參與一些重大決策。這是趙營成軍以來他首次沒有主持軍改全程，但憑著以往積累下來的經驗，趙當世對他們的能力與熱情還是抱有相當的信心。

以上三件事做完，尚存最後一事。九月初七，天剛破曉，僅在棗陽縣城住了一宿的趙當世便輕裝簡行，踏霧出城，驅馬趕往範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