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一個很不符合中國人思維的西方國家。

他的主要執政黨，瑞典社會民主黨，是一個修正的馬克思主義黨派，在1932年到2006年的74年的時間裡，隻有不到10年的時間失去執政地位。而在06年之後的10年裡，社會民主黨雖然略顯勢微，但它還是在2014年重回執政席，與社會民主黨、環境黨和左翼黨進行組閣。

這其中，左翼黨在86年以前還叫瑞典共產黨。

所以，瑞典的高福利社會和集體主義，並不是無中生有出現的特彆產物。

在麵對PCR和DNA鑒定，以及隱私權保護的問題的時候，瑞典人也比美國人要灑脫的多。

舍伍德局長幾乎沒有太多的猶豫，就率先決定在斯德哥爾摩的監獄係統內，收錄所有人的DNA信息。

這樣的政策，如果落在美國，必然掀起軒然大波，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執政理念，放在瑞典是妥妥的右派，但在左派執政的瑞典人看來，為了集體利益而喪失些許的隱私，卻是可以接受的。

同樣用政黨來舉例的話，2006年的瑞典，就升起了一隻新興政黨“海盜黨”，他們的執政理念是——網絡自由下載，廢除知識產權！

聽起來是很簡單而無稽的政治訴求——賣IP的公司聽說了可能得嚇出半碗膽汁來——然而，現實是海盜黨一度擴延到了40多個國家，差點在冰島執政。為什麼冰島會庇護斯諾登，就是因為有冰島議會第三大黨的黨綱的支持。

這樣的北歐，這樣的瑞典，自然是很不西方的，他們會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也就相對容易理解了。

就此點來說，要瑞典科學家頒發諾貝爾獎給中國人，也並沒有思維上的禁錮。

尤其是在蘇聯日益衰落，中國與西方各國眉來眼去的80年代，讓一群瑞典科學家圍起來討論國家問題的話，美國的受討厭程度是一定高於中國的。

而在瑞典媒體的口中，來自中國的楊銳，提出的極具集體主義的“PCR”實驗室，也激起了普羅大眾的興致。

在接下來的幾天時間裡，多家媒體都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

大部分的來信，都是支持籌建“PCR”實驗室的。

舍伍德的反應極快，第一時間就邀請了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幾名教授，進行商討，之後，自然而然的邀請了楊銳。

站在酒店的穿衣鏡前，楊銳深深的吸一口氣，看著鏡子，對後麵的景語蘭笑道：“終於等到這個時刻了。”

“穿漂亮衣服嗎？”景語蘭星星眼的看著楊銳，開著玩笑。

楊銳笑出了聲，道：“是見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學者，瑞典本土的研究員，得讓他們知道一下馬王爺有幾隻眼啊。”

景語蘭問：“諾貝爾生物學獎不是卡瑟琳醫學院在評選嗎？”

“在一個城市裡的高端學者，互相之間很容易就認識了，再說，諾貝爾化學獎與斯德哥爾摩大學的關係還很密切。”楊銳說著嘖嘖一聲，道：“卡瑟琳醫學院都被你記住了。”

“也沒有多難記嘛。”景語蘭嗔道：“我以前在學校裡，大家都誇我記性好呢。我最多的時候，一天背了五百多個單詞。”

看她的表情，就差喊“誇我誇我”了。

楊銳就笑了起來，回身摟住景語蘭的腰，問：“五百個單詞怎麼背得下來？”

“有特彆的背單詞的方法的，五百個單詞第一天隻能做短時記憶，之後還要繼續鞏固……唔……”

楊銳忍不住吻了上去，就讓景語蘭再也說不出話來。

在陽光明媚的清晨，有晶瑩的汗水，不停的滴落。

重新穿上衣服，楊銳將揉的皺巴巴的襯衫換了件新的，再道：“我可能回來的比較晚，你自己吃飯吧，注意安全。”

“我知道了。”景語蘭浴室裡衝著水，突然“哎呀”了一聲。

楊銳一驚，連忙跑過去：“怎麼了？摔倒了嗎？”

“有印記了，不能穿新買的衣服了。”景語蘭指著鎖骨上方的吻痕，很是幽怨。

楊銳盯著鎖骨下方看了片刻，悄然關上了衛生間的門。

“你沒有新襯衫了！”景語蘭驚叫一聲。

楊銳用手幫她托著沉重的負擔，含混不清的道：“一會叫酒店送上來。”

“不要……”

“反正已經穿不上那件衣服了……”

……

周英耀在酒店大堂乖乖的坐著，時不時的看看表，卻不敢打電話催促。

好容易在最後時限前看到楊銳，周英耀連忙站起來，笑容滿麵的道：“楊主任來了，我現在叫車過來。”

他說著跑出前門，喊王闊將車開過來。

王闊根本就沒有把車熄火，一擺方向盤就上了坡道，穩穩的停在了門口，然後小跑著下車，把車門給拉開了。

楊銳笑著道了謝，上了車，再道：“路也不遠，我打車其實也行的。斯德哥爾摩大學來的人，應該都懂英語的。”

“那怎麼行，您一個人去多不方便，連個跑腿的都沒有。”周英耀說的相當謙卑，這些天，他可是見到了楊銳的威勢，PCR解決的馬爾勒案，幾乎讓楊銳登上了所有的報刊雜誌。這些瑞典媒體，或者介紹馬爾勒案，或者介紹PCR，或者介紹楊銳，或者就瞎編故事，總而言之，曝光率是高的飛起，就連中國大使館，這段時間收到的信件和電話，都是以前的好多倍。

周英耀太知道媒體的力量了，尤其是國外媒體的力量，對於任何一名中國人來說，那都是能帶來質變的輻射。

周英耀甚至一度為楊銳而遺憾，他要是年齡再大一點的話，憑著這股子風，說不定都有資格做中國駐瑞典大使，直接正廳級起步。

當然，周英耀知道這隻是一種遐想，而且，隨著他對PCR的了解增多，他也覺得，讓楊銳來瑞典當大使，根本就是浪費。

這種複雜的情緒，讓周英耀麵對楊銳，就像是麵對領導人一樣。

“今天不知道具體情況，如果要探討PCR實驗室的建設的話，估計會回來的很晚，你們就不要等我了。”楊銳開口說話，周英耀立即聚精會神起來。

“您放心做您的事，我們就在外麵等著，多晚都行。”周英耀笑笑，又道：“現在的瑞典治安不能說太好，還是有備無患為妙。”

楊銳遲疑了一下，點頭同意了。

從社會安寧的角度來說，1986年2月以前的瑞典，和1986年2月以後的瑞典是兩個國家。

1986年2月以前的瑞典，首相出門都是不帶警衛的，帕爾梅每天上下班，或者晚飯後遛彎，身邊都不要帶保鏢。帕爾梅與妻子去市中心裡逛街、吃飯，都與平常人一樣，自己開車，自己走路，並不要任何人的陪同。

瑞典人對此也習以為常，他們認為瑞典是極安全的國家，並以之嘲諷美國。

直到一聲槍響，帕爾梅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一條平靜的街道上被人槍殺。

瑞典人失落之級的描述那個瞬間：“首相被殺害的時候，我們還是一個單純的，聖潔的國家……‘田園詩般的理想國’，突然就被拋進了如此嚴酷的現實中去了。”

在楊銳看來，這或許也是DNA鑒定在瑞典得到了超乎尋常的支持的原因之一。

整個80年代，由於大量移民帶來的社會問題，深刻的改變著瑞典，首先改變的就是它的治安狀況，大幅度提升的犯罪率，令這個隻有900萬人的國家焦躁不安。

PCR實驗室，不啻於一個美妙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