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尼森旁邊的研究員亦是忍不住，一邊記筆記一邊道：“我聽說，中國的研究員，每周的薪水隻有幾美元。”

“這麼低嗎？幾美元還不夠吃飯吧，中國的物價有這麼低嗎？”再旁邊的研究員極為好奇，對他們來說，中國就算不用神秘來形容，大家的了解也是不多的。

不過，總有人會知道一些所謂的冷知識，此時就肯定的道：“我看過相關的報道，他們的食品價格隻有我們的百分之一，但薪水確實很低。”

瑞典的食品價格是出了名的貴，法國和美國人到了瑞典，也會覺得餐廳消費昂貴。

所以，在場的瑞典人對於彆國的食品價格低，都沒有什麼感覺，有人更是道：“沒想到幾美元周薪，也能誕生如此有價值的想法。”

“我想一會告訴他，他的研究成果的價值，再看看他的表情。”尼森常年嚴肅的臉頰，忍不住也露出了一點笑容。

一石激起千層浪，隨著尼森說的話，他身邊的人都考慮了起來。

“我們也許可以把他留在阿斯特拉。”

“即使不能留在阿斯特拉，留在瑞典也很好。”

“我們的助理研究員的薪水，就比他一輩子拿到的薪水都高了。”

“研究經費呢，楊銳的研究經費是怎麼解決的。”

“他們是有特彆的經費開支渠道吧。不過，這件事不能太衝動，我們得找一個合適的契機才能與他談，免得為他惹上麻煩。”有人想到了蘇聯的一些情況，悄然提醒。

尼森道：“不錯，我們應該這樣做。”

幾名瑞典人在討論過程中，都不看其他人，也不會看向彼此，而是眼睛盯著講台，嘴裡說著話，像是自言自語，實際上卻都參與了進來。

而他們的心情，更是遠比表麵上更激動，從研究員的角度來說，講座的時候說些乾貨是再正常不過的。沃森做雙螺旋之前，也是聽了彆人的講座才起意的，許多學者的研究成果，也都是受到了同行啟發而來的。

但是，從阿斯特拉人的角度來看，周薪隻有幾美元的楊銳，白白說出如此重要的乾貨，不免令人心有愧疚。

楊銳卻是在台上越講越興奮。

就像他說的那樣，動態質量重測法隻是他在閒暇時間研究的小玩意，或者說，隻是他閒暇時間，從腦海裡翻出來的小東西。

這是個理論很有趣，實踐很有用的課題，隻是以楊銳和國內目前的條件，難以去研究。

首要問題在於，動態質量重測法是一個經費開支和時間消耗堪比離子通道的項目。光是基礎的檢測各種光通量的設備，就等於重建一間離子通道實驗室了，事實上，以86年的標準來看，成本還要更高，一些目前尚未研發出來的設備，也許還得找廠商來定製。雖然這在科研中是常見的事，但成本是要考慮進去的。

粗略來計算，若是在歐洲進行此項研究，首期的經費開支要在3000萬美元以上，以後每年也得開銷一兩千萬美元，才有機會做出來。

如果目標是一年或者兩年以內出成果，總經費開支5000萬美元肯定是不夠的，七八千萬美元的消耗，也不敢說一定能做出來。

至於利潤的話，若是申請的專利足夠巧妙，對於阿斯特拉這樣的公司，也算得上是有利可圖，不著急回報周期的話，在專利到期之前，賺回兩三倍的本金應當不難。但是，對於華銳或者其他什麼小公司來說，能賣出個三五成的利潤就算不錯了。

隻有阿斯特拉這樣的公司，才有足夠多的活性物質去測試，換成小型的生物技術公司，自建實驗室或者開放給其他公司使用，都隻能賺個辛苦錢而已。

所以，就算是楊銳開著金手指來做，降低利潤，加快速度，兩千萬美元的投入，三五千萬的利潤，也就是極限狀態了。

隻不過，對於今天的楊銳來說，壓這麼多錢在一個小項目上，實在是有些不值當。

這麼多錢，若是用來做離子通道，或者做G蛋白偶聯受體，楊銳自然砸鍋賣鐵的也就乾了，可是，就做一個動態質量重測法，從楊銳的角度來說，就太沒意思了。

用一個運動方麵的比較，就好像有人通過艱苦的訓練，既能夠成為足球巨星，也有很大幾率成為蹦床項目的冠軍，那麼，花費時間或精力在蹦床上，自然是很沒有性價比的選擇。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蹦床項目就沒有意義了，對於沒有機會成為熱門項目的有力競爭者的運動員來說，參加冷門項目也是不錯的選擇，或者，真的熱愛，也就不用考慮太多了。

眼前的阿斯特拉的研究員們，在楊銳看來，就是這樣一群適合冷門運動的選手。

他們原本就不在科研最前沿工作，阿斯特拉又有充沛的資金和資源，從更廣闊的角度來說，楊銳也願意動態質量重測法，能夠早幾年出現。

G蛋白偶聯受體的研究被楊銳提前了至少十年，也就需要相應的應用類的研究配合。

另一方麵，若是能通過降低資金和時間成本的方式，催生多幾種新藥，也能有無數人因此而受惠。

而楊銳付出的，不過是資料整理的工作而已，何樂而不為呢。

站在講台上的楊銳，滿懷熱情，滿懷著來自社會主義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情操。

他是真的沒有絲毫想要獲利的想法。

獲取諾貝爾獎的資本不能算。

不能因為有的人在乎聲望，就說他做好事都是為了名望。

楊銳放出動態質量重測法，大部分原因，還真的是為了讓大家做新藥的時候輕鬆點。

人有生老病死，天底下多一種藥物，就多一份機會，這樣的技術，他既沒有適宜的資源去研究，也沒有積極的想法去做，還真不如放出來呢。

實際上，許多科學家都是有這種心態的。

為什麼大科學家參加的國際會議，大家都搶著參加，就是因為人家經常能說出“發人深省”的話，所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是也。

大科學家想到了，但是自己不願意去做的事，就說出來給其他人聽聽，有願意去做的就做。

這是多年以來形成的科學慣例了。

寬泛一點的比較，理論物理學家和實驗物理學家的關係，都可以看做是此種類型。

比如理論物理學家有一天下午吃葡萄吃多了，突然想，哎呀，你們說，宇宙會不會是膨脹的——實驗物理學家結合二三十年的觀測，得出一個答案，宇宙紅移。很好，兩人同時得獎。

所以，理論物理學家看不起實驗物理學家是有原因的，你們是吃我葡萄皮長大的矮孩子，就算娶了penny又怎麼樣呢。

當然，有時候，實驗物理學家不鳥理論物理學家也是很慘的。比如錢德拉塞卡有一天下午吃紅燒肉吃的撐住了，算出了白矮星的最高質量，得出一個錢德拉塞卡極限的東西，然後拿到會議上興致昂揚的宣讀，結果被人當場撕碎，實驗物理學家們也順勢將之嘲笑。直到三十年後，錢德拉塞卡極限被證明，再二十年，錢德拉塞卡得諾獎，73歲才將當年的紅燒肉消化了，也是心塞的緊。

這兩個故事也告訴科學家們，要做被人看得起的人，不要二十四五歲的時候，發現了點什麼厲害的東西，就想也不想的衝上去宣讀。

想要做那種，隨便說點什麼話，就有一群人跑去幫你證明的人，你得首先是一個說得出有價值的話的人。

強悍的大科學家，對於自己做不了，自己的實驗室也做不了的課題，就像是丟一根被啃過的骨頭似的，讓大家去爭搶。

自己不會損失什麼，彆人也能得到實惠。

有的時候，強悍的大科學家也會在參加會議的時候，無意間從牙縫裡，調出前天沒咽下去的肉絲，有反應機敏的將之搶走，也是沒辦法的事。

拾人牙慧什麼的，對科學家來說，也算不得惡心，比這更惡心的事，大家都在研究呢。

一場酣暢淋漓的講座，用時整整兩個小時，中間連一個休息都沒有。

看到後麵的阿斯特拉工作人員提醒時間到了，楊銳才放緩了語速，合上講義，道：“今天的內容，講的還不是非常具體，另有一些問題，尚未說到，我們明天還會有講座，歡迎大家再來。”

說這個話的時候，楊銳也是有些不安心的。明天要是人變的太少了，那可就尷尬了。

天底下的事，不是你拿出了好東西，大家就會認，若是那樣的話，科研界可就輕鬆了。

楊銳看向下方，下方的瑞典人也看向楊銳。

楊銳沒再說話，他是講完了。

瑞典人也沒有要站起來發言的意思，他們的集體主義在此時表露無疑。

楊銳有點失望，怎麼說也是很精彩的項目來著。

遲疑中，楊銳走下了講台，如果動態質量重測法行不通的話，他就得快點考慮轉向了，在瑞典呆的越久，他的態度就越分明，得有足夠的聲望才能繼續呆下去。

一步，兩步，楊銳就要走出門的時間，掌聲突然響起。

還有幾名瑞典人，一邊拍手，一邊走上前來，似乎在表達隆重之意。

楊銳莫名的覺得自己像是帕瓦羅蒂銳：剛才我唱的莫非是歌劇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