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結束，又休息了兩個小時，天色已經晚了下來，華銳才組織眾人參觀藥廠的其他部分。

照舊是參觀通道，隻是走另外的半程，從第二車間到第一車間的方向。

大多數人隻當是過場，早就不仔細觀看了，王博士亦是懶洋洋的跟著，像是條遛彎的泰迪似的，總想撲到什麼東西上，聳動兩下身體。

其實也用不著眾人仔細觀看，華銳製藥廠的標準，已經遠遠超過了大多數人所了解的藥廠了。像是王博士萬般推崇的英國的藥廠，也趕不上華銳製藥廠的規模——以80年代醫藥產業的迅猛發展，工廠新建兩年，甚至還沒有投產，提前購買的機器就要落後了，這種情況下，實在是誰後建設，誰就是更好的藥廠。

當然，是在GMP合規的標準下。

能夠達到GMP合規，本身就不是一間容易的事。

“咳咳，大家靜一下，我們請楊主任給我們介紹一些東西，好不好。”做解說的王君慧也看出大家疲遝了，按照既定方針，將楊銳給祭了出來。

令王君慧沒想到的是，楊銳兩個字出口，一群人竟然真的精神了起來。

王君慧有些發愣，甚至有些不忿，明明有美女站在你們麵前，一個個竟然都像是要睡著了似的，結果楊銳出來了，你們就清醒了？

她卻是不明白，今天在場的人裡麵，起碼有一半，是因為楊銳來的。

PCR的價值是隨著時間而增長的，等到21世紀的時候，PCR的發明已是神一般的發明了——就是在86年，楊銳發明PCR僅兩年多的時間，楊銳本人的地位已經三級跳了。

在世界範圍內，學者們基本公認楊銳是第二階的學者，生物學內部更是如此。

第一階要麼就是拿到諾獎的，要麼就是聲望高隆的著名學者，第二階，則是做出了諾獎成果，等著拿諾獎的學者了。

大部分第二階學者，拿不到諾獎的主要原因都是年齡太大，活的不夠久，以至於等不到諾獎。

當然，諾獎的數量有限，每年都有新的成果湧現，能等到諾獎的難度是越來越大了，但像是楊銳這麼年輕的，起碼還能等個四五十年，要是再能活一點，等到八十歲的時候，諾獎是不給他都不行的。

在大中華區的範圍內，楊銳就生物學內部的號召力是無與倫比的。

許多人對講解員說什麼，是不怎麼關心的，但楊銳開口，他截然不同了。

王博士也是立即就豎起了耳朵。

諾獎級的學者講話，一輩子能聽多少次？

楊銳沒有像是王君慧那樣使用話筒，而是用洪亮的中文，朗聲道：“大家現在看到的同樣是衛生三級區，是經過我親自核檢的區域，我特彆要求由我本人來講，是因為我希望，日後的GMP規範修改的時候，能夠做出相應的修訂。”

楊銳開口就要修GMP規範，但在場的學者和醫生們沒一個覺得有什麼不對的。

GMP規範的確是美國做的醫療和衛生行業的規範，的確是歐美通行的規範，的確是經過了多名行政人員、學者和法律人士考察過的規範。

但那又如何？

一名世界第二階的學者，開口要修你的規範，你隻有側耳傾聽的份。

更不要說，楊銳還有獨抗律博定而證明正確的事例。

就這一件事，楊銳就能吃一輩子。FDA或者任何一個國家的GMP管理機構，都得注意聽他說的話。

當然，並不是楊銳說修改，GMP規範就會修改，但是，為此將之列入會議討論，並給出一整套的文件以確定是修改還是不修改，那也是理所應當的。

事實上，GMP規範原本就是6名美國教授在60年代搞出來的。

它的通行，是在70年代末，美國人以法律的形式將之確定，強製各大製藥企業采用才風靡?球的。就學術上來說，楊銳太有資格質疑它了。

再者，GMP規範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有兩種變化方式。

一種是複雜而困難的，也就是發布或修改更新的法令。

另一種則是相對簡單，而且被FDA常用的，就是頒布指導性文件。

更改法令是相對少見的，幾年乃至十幾年才發生一次，指導性文件就簡單了，當然，後者的效力是不如前者的，而且容易被法庭推翻，但是，鑒於FDA在醫療行業內，是類似中國的強力型政府部門，製藥企業直接逆反的幾率不大，他們要做手腳，通常都是在文件頒布以前做。

一群人都豎著耳朵，聽楊銳說話。

尤其是華銳、綠石角和捷利康請來的隨行記者，更是舉起了攝像機和錄音機，一副認真的模樣。

楊銳左右看看，很有範兒的指向玻璃另一邊的車間，道：“我們現在的GMP規範，對車間做了多種無菌要求，但是，灌裝期間的無菌程度，依舊不能滿足實際需求。的確，百萬分之一的細菌指標，的確是夠低的了，但對於病人來說，一顆細菌就有可能是致命，因為我們的輸液產品，最終是應用在虛弱的病人體內的。”

“我在這裡舉一個例子，泰樂膠囊。”

“就因為一個無意中打開的封口，致使膠囊被汙染，結果導致了7人死亡的泰勒膠囊事件，采取正確的生產方式，是應當可以避免的。FDA關於防乾擾包裝的規定很好，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有預見性的看到，輸液產品的危險性是高於普通片劑產品的。”

看著眾人，楊銳直接說出答案，道：“封閉層流裝置，必須全麵的應用於GMP級的藥廠中，從而保證藥液始終處於氮氣的保護下，既要避免氧化接觸，也要避免車間內的消毒不嚴。同樣，藥瓶也應該進行抽空充氮，保證含氧量降低到萬分之一以下，並且直接進行包裝……”

楊銳說的，其實就是90年代初版的GMP規範，而這份規範，自然也是用死人提煉出來的——就像是航空業一樣，醫療行業的每一份繁複的規範，都是為了讓更多的人活下來。

而以80年代的生產水平來說，衛生三級車間內進行氮氣保護，並不會增加多少成本。

效果卻是極其的突出。

記者和某些學者，都飛快的做起了記錄。

這可不光是提出問題了，還給出解決方案了，隻要消息傳出去，任何一國的藥品管理機構，都不能等閒視之。

包括中國的。

一些對藥廠生產有所了解的人，更聽的連連點頭，甚至有些心馳神往。

如此恰當的切入點，正是高階學者們影響世界的正確步伐。

學者不像是政客或者商人，他們影響世界向來是潛移默化的，是憑借著至少是當時正確的思想來做支點的。楊銳如果要以命令的形式，或者大撒金錢來影響美國人的FDA和GMP，那是很難做到的事。

但是，他如果是以正確的思想為藍本，提出一個有價值的論點，美國的FDA就是想不受影響都難。對一名學者先來說，這也是發揮影響力與價值的意義所在了。

進一步來說，如果美國的FDA受到了影響，中國的藥品管理機構，又應該作何反應呢？

想到此點的人，尤其是想到此點的中國人，都不禁看向楊銳。

原本以為隻是簡簡單單，吃吃喝喝的醫學賄賂會，竟然真的開成了研討會，還提出這麼大的一個命題。

記者們多數對學術界的事不夠了解，或不夠關心，但此時聯係到FDA，甚至更多國家的藥品管理機構，一個個的都興奮起來。

有人看著楊銳說完話，就舉手道：“楊銳先生，您的意思，是不是說FDA等藥品管理機構，應該以華銳製藥廠為標準來建設製藥工廠？”

楊銳看了一眼，發現是名隨捷利康而來的英國記者，就沒有太多顧忌的道：“華銳製藥廠是高於GMP標準的，但各國製定GMP規範的時候，是應該向高標準來看齊。”

“您的意思是說，美國和英國的製藥廠，應該向建設於中國的華銳製藥廠看齊？”記者明顯進入了挑事模式。

楊銳卻不在乎他挑事，毫不猶豫的用英語道：“中國華銳製藥廠執行的規範更嚴格，也更加有效，如果美國和英國的製藥廠能這樣做，我認為是可以挽救更多生命的。”

挽救生命這個命題出來，英國記者還真的不好接了。

中國記者卻是奮筆疾書了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