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問題的症結在於杜邦公司，楊銳第一時間感受到的是震驚、畏難和恐懼。

去年收入400萬美元的楊銳，和去年收入超過14億美元的杜邦公司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作為一家從工礦轉型到化學，從化學延伸到生物領域的巨無霸，杜邦旗下光是科學家就有10000多人。

這是一家自己就雇得起第一階的學者，玩得起頂級實驗室的公司。

而且，杜邦公司背後還有杜邦財團，那是全美排名前十的大財團，威力無窮，能夠影響美國政治生態。

不過，楊銳很快還是冷靜了下來，最起碼，他強行抑製了自己的負麵情緒。

就像是每一名坐在高考考場上的學生，若說畏難，每個人都有無數的理由來畏難——考不好怎麼辦這樣的問題，問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人至少想過三遍以上。

然而，畏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楊銳強迫自己，先從好的角度想問題。

最好的理由，很快出現在楊銳眼前：當年的西斯特公司贏了杜邦的官司！

甚至可以說是輕易解決了官司。

關於西斯特和杜邦的關係，由於是著名案例，不少科技史裡都曾涉及，楊銳從腦海中翻出它們，貪婪的閱讀，以免自己去胡思亂想。

西斯特公司推出PCR儀不到一年時間，杜邦公司就將西斯特告上了法庭，不像是很多漫長的專利官司那樣，舊金山地方法院隻用了半年時間，就將這個案子審理結束，西斯特公司大獲全勝。

這說明，西斯特公司贏的堪稱輕鬆！

而贏了官司的西斯特公司，他們掌握的專利壁壘並不比楊銳現在的厚實，事實上，他們能夠依靠的就是兩個主要專利，他們在耐熱聚合酶方麵的專利甚至還有漏洞，以至於日後再次引起訴訟……

但不管怎麼說，西斯特公司能贏，說明楊銳也有可能贏。

當然，西斯特公司也是一家資楸過億美元的上市公司，它還是一家美國公司，並在科學界掀起了不小的聲浪——這家隨著裡根政策而崛起的生物公司，得到了許多生物界人士的同情，而巨無霸的杜邦公司在公眾眼裡從來都是邪惡的。

楊銳一邊思考，一邊在隨身的筆記本上寫寫畫畫。

首先是要籌集律師費，有足夠的律師費，就有可能在法庭上堂堂正正的打贏杜邦，杜邦的籌碼有限，他們能夠拿出來的，不過是幾篇70年代的論文，完全不符合學術界對專利權的認定，因此，隻要能堂堂正正的打官司，又有律師費，楊銳贏麵很大。

想到此處，楊銳在筆記本上，寫下了“籌錢”和“堂堂正正”兩個詞。

追求“堂堂正正”的打官司，可能並不能堂堂正正的追求得來，楊銳將此放在後麵，眼睛還是盯著籌錢兩個字看。

沒有錢，是打不起官司的。

與加尼卡公司的交鋒，讓楊銳深切的感受到了美國社會的公平的價格。

本傑明是最能體現美國公平的律師，他不是最好的律師，但他在美國頂級律師行列，請到本傑明這樣的律師，就意味著公平的天平不會向另一方麵傾斜，大家都處於同一水平線上，然後依靠證據來說話。

為了讓天平不歪的價格，是每小時2500美元。

一個和解官司，本傑明與他的團隊的計費時長超過了40小時，加上其他費用，最終收費超過10萬美元，從和解金裡拿走了三分之一還多，這還算是沒上法庭的價格。

而為了看天平歪不歪，楊銳還需要自己的公司律師和參與了專利注冊的香港律師嶽庭，這兩坨人的價格合起來，大約是每小時1000美元。

同樣在這個和解官司裡，他們又要分走將近三分之一的錢。

最終，楊銳自己落手的和解金還不到三分之一，甚至沒有公司律師和香港專利律師們拿的多。

這還算是訴訟勝利了H而且是快速勝利了。

要是進入庭審，本傑明每場的收費是4萬美元，一分鐘的庭審也是四萬美元，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窮人請的免費律師總是強迫他們認罪，因為免費律師不願意上庭，準備太繁，變數太多。

作為標杆，95年的辛普森殺妻案，耗時九個月，產生了5萬多頁的庭審記錄，而辛普森的夢幻團隊，收費1000多萬美元。

這就是堂堂正正的訴訟的價格。

楊銳估計，最起碼需要100萬美元，才能支持自己與杜邦的官司，200萬美元則會安全的多。

正好是捷利康欠下自己的分紅費。

“杜邦算的真準。”楊銳籲了口氣，又在筆記本上寫上“成果鑒定”四個字。

打官司也不是全拚錢的，他多準備一點證據資料，就能多一點的把握。

西斯特公司與杜邦的官司，最後打成了學術官司，在學術界，這是有名的案例，律師固然重要，但律師和法官，最終還得聽專家證人的，專家證人都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學術問題上，自然隻有學者們互拚的份，沒有律師們反詰的資格。

84年的中國，學術水平堪憂，但也不是沒有亮點的，楊銳取代西斯特以後，這就變成了國際官司，國內有沒有後盾，想來還是有些區彆的。

楊銳按捺住心情，重新看了一遍自己的筆記本，然後打電話買了去平江的機票，準備從平江轉車回家。

在北京就算能找到錢，找到的也是人民幣，美元還是要想辦法從輔酶Q10的工廠找補。

打完電話，楊銳返回學校，找到劉院長申請提前考試——這自然隻是過場，劉院長大筆一揮，道：“你今年期末麵試通過了。”

楊銳多問一句：“符合政策嗎？”

“怎麼不符合，你的學術成績在美國都得到了承認，更彆說今年還在頂級期刊上發表了論文，這樣的學生還要強製參加期末考試，我們難道都是老古板嗎？”劉院長說著自個兒樂起來了。

楊銳實在沒有心情聊天打屁，感謝了劉院長以後，再去找蔡院士修改去各地拜訪的時間，他想集中在一周的時間裡，儘可能快的拜訪各地的委員，騰出時間來回家。

至於回家的理由，楊銳未作解釋，蔡院士也沒有多問。在他看來，楊銳的成果通過鑒定是理所當然的，這樣的一個過場，還要不停的送禮，本來就有些為難年輕人。

因此，蔡院士用鉛筆在牆上的地圖上畫了個圈，即道：“現在京城有四名教授是成果評定委員會的委員，咱們爭取用兩天的時間全部拜訪了，如果人家有事不在，那就等咱們拜訪其他人的路上，再抽空拜訪，反正，現在坐飛機經常要從北京轉機的。”

楊銳點頭。

“上海有兩名教授，再加上南京的一位，這裡一共是三位，我們優先拜訪，剩下四名教授散在天南海北，實在來不及的話，就聽天由命吧。”蔡院士畫的幾個圈很有理科的嚴謹，北京的圈最大，上海的其次，剩下的小圈多在東南，很能體現中國的學術圈分布。

這還是國家計劃的年代，等到高校流動徹底放開以後，馬太效應會讓北京以外的地方高校，尤其是坐落在特大城市以外的高校在學術方麵黯然失色。連中科大都熬不下去，其他高校就更不用說了。

蔡教授將圈子畫出來，並不耽擱時間，他帶著楊銳，楊銳帶著禮物，先是重新拜訪了前些天開了小會的北大教授，並與各個教授約定了拜訪其他教授的時間。

一條無形的線，將楊銳與蔡教授，蔡教授與教授們，教授們與教授群穿了起來。

所謂科班出身的學者們，就用這樣密不透風的蛛網，將象牙塔越抬越高，直到普通人夠不到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