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四年悄然來到。今年是朝廷統一北方之後的第一個正旦，因此在年前，各道郡縣的主官便都趕來京城朝集，甚至周邊諸藩屬也都特使者前來朝賀進貢。中京洛陽，比往年更加熱鬨。這裡與兩年前秦軍剛入城時相比，已經完全變了個樣，雖還沒有完全恢複到大業年間的繁華熱鬨頂峰時，可也已經很有氣象。洛陽城外駐守了北衙的四萬八千禁軍，分屬北衙十二軍，從中抽調組成番上宿衛。除北衙禁軍外，還有自南衙十二衛中抽調出來的兩萬四千人組成的四府，負責京城治安、皇宮宿衛、宮門守衛等。另外內軍的九衛府，也還有七千二百人。這些駐於中京內外的軍隊，就達到了近八萬人的規模。此時的洛陽城中，還有大量的少府寺的作坊和內侍省內務府的宮廷作坊，集中了大量的工匠、奴隸等。加上城中的居民商戶，外藩在京者，那些百官和其家眷，還有宮廷人員，整個中京洛陽城內，已經有三十萬的人口。若是把洛陽二十二縣的人口全算進來，則達到了驚人的百萬之多。雖大秦設有六京，可如今北方一統後，天下暫時休兵後，皇帝卻常駐於中原腹心之地的洛陽，於是天下的財富都往洛陽彙集而來，人口也都往這邊流動。大秦不禁工商，甚至鼓勵工商，因為工商稅收是如今朝廷的主要財政來源。據民部的最新統計，大秦開元三年，朝廷的鹽稅收入達到了驚人的一千八百萬貫，而茶稅達到五百萬貫，酒稅三百萬貫，另外各類礦稅也達到二百多萬貫，僅專賣之稅就有近三千萬貫。而工商稅以及邊市和港口的市舶稅收入也很驚人，僅市舶稅就達到了六百多萬貫，其中邊市的收入占大頭，約四百萬貫，市舶的貿易關口的稅此時還少些，隻有二百萬貫左右。而工商稅也有八百多萬貫。這在許多大臣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畢竟隋朝時完全沒有工商之稅，也不禁礦產。而大秦立國不過幾年，如今還有江南沒有完全收複，可一年的這些專賣稅、市舶稅、工商稅等就達到了四千多萬貫。而稅務總署還說潛力巨大，鹽務局更是說隻要時局穩定，那麼私鹽將被嚴厲打擊控製，到時鹽稅一年能達到三千萬貫左右。正是因為有了這些錢，朝廷才能在這次軍改中，推出府兵和禁軍結合的新軍製，編設了近三十萬的北衙常備禁軍。要知道，兵部的預算，禁軍養一兵，平均一年得五十貫開銷，三十萬禁軍，一年就得一千五百萬打底，還不算軍械消耗、馬匹耗費這些。更彆說，一旦打仗，軍費更大。反倒是正稅的兩稅，其實去年收入不多。糧食僅收入三千多萬石，絹布兩千多萬匹。“當初不少人都認為，這些工商市稅和專賣之稅，會讓天下怨言，可現在隻看到一片繁榮熱鬨，好像對百姓們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反而覺得大家手裡似乎都有了點餘錢，市場上的商品物資也多了起來。”洛陽街上。剛從交趾返回沒多久的高士廉能切身的感受到這巨大的變化，當初他離開洛陽被貶往交趾的時候，感受到的是洛陽城的衰弱。而如今再回來，感受到的卻是這個城市的涅槃重生，一片生機勃勃欣欣向榮。“陛下治理天下確實有一手，很多時候提出的策略，高屋建瓴，一開始好多人還明白不過來，可用不了多久，便能發現其高明之處。”騎馬與高並行的是他的外甥長孫無忌，“要說這稅對百姓其實也有些影響的，比如說鹽價是實實在在的漲了，而且漲的不少，但好在鹽價雖漲，可朝廷供應齊全，鹽質量比過去有加強，百姓倒也能承受的起，畢竟鹽一年也吃不了多少，這價格也是公平穩定的。這邊買鹽多出了錢，但其它方麵的各種攤派附加取消，尤其是這個攤丁入畝按畝征稅，納錢代役且直接計入兩稅，不額外征錢後，普通百姓的負擔其實是減輕了許多的。”過去的租庸調稅製，基本上就是以丁為基礎的稅製，有丁就有租就有調就有庸，管你有沒有田產，你均到田是這麼多，沒均到田也是這麼多。能足額授地的畢竟少數，而絕大多數人均不到田或隻均到極少田，這就意味著他們承擔的稅賦不合理，承擔了本身不該承擔的重擔，生活自然就苦。而且，百姓最怕的還是役。一年免費二十天的勞役，得自帶乾糧，有的時候這二十天還不算在路上的時間，為了去做二十天役，路上可能往返還得一兩個月，更有甚至如遇上征遼東這樣的大役，服個役運糧得運到自己破產，隻能砍手砍腳以求逃避服役。古人常說，普通百姓之家，若是不遇災害戰事，則辛苦耕作三年，能有一年之積餘。可一年之積餘，服一場大役，就能折騰光。現在朝廷不需要百姓服這免費役，而是在每畝田中，再加征了一筆折役錢，朝廷官府遇工程時，再用這錢來雇傭百姓去做工。百姓去做事，則還有工錢，這樣不會有損失。更重要的是，折役錢攤入田畝，就意味著田地越多的人承擔的這折役錢越多，普通百姓的負擔就變相的減輕了。“漢朝朝講究黃老之術，無為而治，信奉中庸之道。這中庸之道就是不走極端，儘量不擾民，所以才有了文景之治，有了漢武之威。我們的皇帝陛下雖年輕，但僅通過這稅賦製度，卻找到了一個最佳的平衡點，朝廷的稅賦增加了，但百姓負擔卻減輕了，真是太神奇了，尤其難得的是，還沒有說是直接對富戶豪強巧取豪奪，而是通過地稅通過商稅巧妙的把錢收上來了，還沒引起太大怨言，真是難得。”高士廉那是佩服的五體投地，以前他根本就沒有想過還能這樣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