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戶部來說，損耗是一件很常見的事，征來的糧越多，調用的民夫也就越多，自然而然的，損耗也就越多。浙江征來了一百三十萬擔官糧，入倉一百一十萬擔，另外的二十萬擔，自然就是損耗了。徐謙臉上卻是帶笑，聽著李士翱的計算，卻是不以為然的撇撇嘴，淡淡道：“大人說的有道理，損耗，確實是古已有之的事，隻不過，如果下官要告訴大人，浙江……沒有損耗呢!”沒有損耗！崇文殿裡，又不由傳出了一陣陣驚呼。這個時代畢竟不是後世，運輸糧食，拉幾車火車皮就了事的問題，山長水遠地，這糧食怎麼運輸？而且，這裡頭還涉及到了油水的問題，上下官吏，上下其手，早已司空見慣，就算是太祖時期，也是屢禁不止，浙江怎麼可能沒有損耗？李士翱自然是一副不信的模樣，因為如果信了，那才是坑爹，彆的省都有損耗，有的損耗二三十萬擔，有的損耗六七萬擔，或多或少，假如浙江沒有損耗，這不是生生打臉。而很明顯的是，徐謙就是奔著打臉來的，他慢悠悠的道：“浙江之所以沒有損耗，一是因為上下的官吏，俱都奉公守法，在新政號召之下，都以浙江百姓福祉為己任，因而誰也沒有在官糧上打主意。這其二嘛，自是因為大人方才抨擊的是浙江河道的問題，大人說浙江濫用民脂民膏，大興土木。修建河道。可正是因為這些河道，卻讓浙江各府各縣與南通州暢通無阻。各府各縣征來的官糧，直接押運上了碼頭。而後用糧船運輸至南通州，解上漕船北上，在這過程中，浙江除了花費一萬三千七百兩銀子雇傭船隻，其他損耗，不曾花得一分一厘，也不曾損耗一星半點的口糧。”李士翱的臉色，唰的一下變得蒼白了。河道……原來如此，難怪姓徐的有這麼多的自信。這個家夥，竟然一聲不吭，利用河道運糧。隻是可惜，不過……他依然不解的是，這浙江上下官吏，怎麼可能會真如徐謙所說，奉公守法。須知自古以來，就算有一個兩個官員不肯在官糧上動手腳，可是要讓整個浙江這麼多官員俱都不動官糧。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太祖在的時候，對貪官汙吏剝皮充草，也不曾禁止這樣的狀況。可是徐謙，怎麼做的到？這是李士翱很費解的問題，可是現在徐謙揭開了真相。李士翱反而糊塗了。其實李士翱哪裡知道，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情況。而在於浙江新政的發生，使得浙江貪贓枉法的手段。進行了某種意義的升級。這就涉及到了經濟基礎的問題。比如說在一個農業社會，官吏要貪贓枉法，往往都是采用十分原始的方式，要嘛是在官糧上動手腳，要嘛就惦記著火耗的銀子，再有就是訴訟之類，這些都是常見手段，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的渠道，這種原始的貪贓枉法形式雖然操心勞力，而且很容易就被揭發，隻是他們沒有選擇，手段雖然粗糙，隻要有錢入賬，也就成了。可是當一個農業社會漸漸向手工業社會轉型呢？這個時候，不但尋常百姓的生活發生了變化，而且由於經濟形式的變化，使得官員貪汙的形勢，也就變得多樣化了，比如他們和商賈們以入股的方式，讓商賈們在他的治下建立作坊，也可以讓自家的小舅子弄個船行，讓本地的商賈運貨，儘量照顧自己小舅子的生意，更可以唆使自己的家人去彆處進一些木材來，通過關係轉賣給治下的作坊。這些手段，更有隱密性，而且不必如此費心，更不怕現在的禦使、巡按們來盤查，顯然，當各省還在使用粗糙手段在官糧和火耗銀上打主意的時候，浙江的官吏們已經進化變異了，因為他們想要樓銀子，已經有了比之從前更加合法，而且獲利更多的方式來進行。因此，並非是因為徐謙所說的那樣，浙江的這些家夥並非了改了性子，突然變得奉公守法，而是因為，他們再也瞧不上官糧上這點蠅頭小利。既然如此，還不如將儘量多的官糧押解入京，大家呢，也好多爭取一些政績。隻是這些東西，又豈是李士翱這種人所能理解的，某種意義來說，新政的官員和現在的官員已經產生了某種代溝，而這些代溝，代溝悄然形成，使得這些舊派的官員們，很難理解浙江人的行為。徐謙看著一頭霧水的李士翱，麵帶微笑，道：“所以，大人算錯了，浙江的官糧，明明是一百三十六萬擔，絕非大人所言的那樣，隻有一百一十萬擔。”李士翱眼下已經不能計較損耗的問題了，既然徐謙說了沒有損耗，那麼隻好在沒有損耗的基礎上重新計算，他不由道：“既然沒有損耗，那麼浙江的官糧，也不過一百三十六萬擔，比之朝廷所額定的一百四十萬擔，依舊還是不足，雖然相差不大，隻有數萬擔的差額，可是你方才分明說，還有三十萬擔押解入京，入倉的是一百一十四萬擔官糧，加上這三十萬擔，就是一百四十四萬擔，徐謙，還有八萬擔糧食，你又是哪裡來的？”八萬擔其實並不算多，可是說少也不少，沒有這八萬擔官糧，浙江就完不成今年的額定目標，可是有了這八萬擔，就等於是浙江超額完成了任務，這裡頭的區彆可就不小了，沒有完成目標，戶部照樣有借口申飭，可要是超額完成，按理來說，浙江不但減免了糧稅，進行了新政，可是上繳的官糧，比之浙江豐年時期，繳納官糧數目最多的一年還要多，朝廷難道不該予以獎勵嗎？徐謙慢悠悠的道：“因為征收的官糧，按照戶部的計算，隻有二十餘萬擔，可是浙江實收的官糧，卻不是二十餘萬擔，而是三十餘萬擔！”李士翱又愕然了，原來多出來的八萬擔官糧，還是征糧征出來的，李士翱依舊不信，不是他不信，而是他曾經幾次核算過，按照浙江上報的田畝數量，再套用新稅製來計算，怎麼算，都算不出有三十多萬擔官糧，這是怎麼回事，姓徐的莫非讓官吏下鄉，在這新稅製的基礎上，攤派了其他的糧稅？不，絕不可能，對浙江的一舉一動，李士翱可謂了若指掌，浙江的新任巡按，和李士翱幾乎每日都有書信往來，這浙江各府若是要攤派其他稅收，不可能一點消息都沒有。“哼，你胡言亂語！”李士翱感覺自己，還是最後一點自信，此時不由嗬斥一句，正想看徐謙的牛皮被戳破之後，一副沮喪的模樣。隻是徐謙非但沒有沮喪，而是笑吟吟的道：“大人不問事由，就說下官胡言亂語，依下官看，大人身為戶部尚書，非但不能體察下情，連各省的田畝糧稅都不能算出，反而在這裡大放厥詞，難道大人不覺得可笑。浙江今年，所征的官糧確實是三十多萬擔，因為今年，浙江的糧田變多了。”變多……李士翱冷笑，他可不信徐謙這一套，他得來的許多數據表明，浙江的糧田不但沒有變多，反而變少了，因為大量的改糧為桑，今年的糧田數量，至少少了五十萬畝。徐謙慢悠悠的道：“往年的時候，各鄉許多鄉紳豪強，為了免征糧稅，往往勾結官府，虛報田畝數量，比如說浙江鎮海一個鄉，原本有糧田一萬三千畝，可是呢，這些土地大多掌握在當地鄉紳手裡，他們為了逃稅，便串通官府，隻報了九千六百畝，新政推行之後，重新清丈的田畝，這多出來的四千畝自然也就多了出來，因此浙江的糧田並沒有因為新政而變少，反而是多了。”他提出了這個解釋，驟然讓李士翱臉色大變。這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瞞報田畝數量，也是大明朝的一個頑疾，由於技術落後，再加上山高皇帝遠，地方上的豪強，誰願意多繳納糧稅，他們不肯繳，自然會利用他們的人脈和關係，儘量的疏通關係，瞞報自己田畝的數額，如此一來，各府各縣送給戶部的田畝數字，往往都有不實之處，正如徐謙方才所舉的一個鄉的情況，這鎮海鄉，明明有田畝一萬三千畝，可是最後，報出來的卻隻有九千六百，其餘的四千畝田地依然還在，至不過嘛，人家壓根就不算讓你征稅，而你戶部的田畝簿子上，自然而然，就默認了這個鄉有土地九千三百畝。新政推行之後，重新丈量土地，因為糧稅大大的減免，所以那些豪強們自然對勾結官府瞞報田畝的事並不上心，畢竟疏通是要銀子的，從前糧稅重，所以大家肯花銀子疏通，收買官吏，可是現在，糧稅微乎其微，再花錢去疏通，顯然得不償失，既然如此，還不如索性把瞞報的糧田的糧稅繳齊，既省了心，也糟蹋不了多少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