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不是個蠢人,蠢人也不可能有他那麼大的成就。然而時至今日,他卻也愈發認識到自己當年做的事情有多麼愚蠢,不摻和皇權之爭鬥作壁上觀,固然身家性命無虞,卻也使得當時的太子與秦王皆對自己生出忌憚之心,裡外不是人。
故而導致了貞觀一朝十餘年的飽受排擠、投閒置散。
這也就是李二陛下胸懷寬廣,若是當初的太子李建成登基為帝,自己怕是早已經被賜死了好多回,子孫家眷也得跟著遭殃……
若是等閒的官員,在權力鬥爭當中作壁上觀退避三舍,以免被殃及池魚,那倒是可以。然而若是等級到了一定的程度,擁有強悍的力量和影響力,就不是想躲就躲得開的。
就比如眼下之局勢,自己雖然幽居府中十餘年,但是對於軍中的影響力依舊尚存,太子可以看到這一點所以對自己示以厚恩加以招攬,晉王又豈能看不到呢?
他若是對太子的招攬客氣謝絕,回頭晉王就會親自登門。
還是如當年那樣不聞不問、作壁上觀嗎?
倒也不是不行,隻是待到將來儲位已定,乃至於新君登基之後,就得祈禱著新君能夠有著李二陛下一樣寬廣的胸懷,不會介意如今他李靖的不屑一顧……
房俊有句話說得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什麼是江湖?有人、有利益、有鬥爭的地方就是江湖,朝堂之上更是一個大江湖。
隻要身在其中,便很難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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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一,整座長安城都戒嚴起來。
距離李二陛下誓師出征的日子還有兩天,關中各路軍隊都已經陸續來到長安城外集結,營帳綿延數十裡,城東的灞橋兩側、城西直至昆明池畔,全被連綿的軍營所占據。
為免有人伺機搗亂,影響到誓師出征的順利,京兆府的衙役巡捕以及各個衙門的兵卒在長安城內十步一崗、五步一哨,任何有可能影響到長安城穩定的因素都會被予以拔除,這兩日坊市之間因私鬥而被關入京兆府大牢的地痞不知凡幾。
“百騎司”更是精銳儘出。
各處城門的盤查滴水不漏,任何身份有所懷疑的人都會被予以嚴查,稍有可疑之處,便會被抓捕起來,由“百騎司”審訊。
長安各個負責治安的衙門夜以繼日的忙碌工作,不敢有一絲一毫的疏忽懈怠,一旦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出現差錯,極有可能導致整個係統的大清洗,遭受牽連者不可計數。
最忙碌的自然是兵部。
眼下兵部雖然依舊沒有征調兵馬、決定戰略之權,但是全軍的後勤工作都壓在兵部身上,聚集在長安附近的軍隊已經超過十萬人,每日裡巨量的糧秣消耗乃是一個天文數字,需要兵部從各地征集、運輸,然後一一分派。
一點點的差池,都會導致一支軍隊的不滿,進而引發無與倫比的惡劣影響。
李治與房俊這兩天幾乎吃住都在兵部衙門,房俊身為兵部尚書,自然要居中坐鎮,負責所有事務的最終定奪。李治作為“檢校兵部尚書”,手裡的權力沒有房俊大,但是需要承擔的責任卻絲毫不遜澀於房俊。他固然認為房俊不一定會趁機陷害他,可諸多事務都壓在房俊身上,人的精力到底是有限的,萬一房俊一時疏忽,出了差錯可怎麼辦?
所以他必須跟房俊一起盯著。
李治坐在值房之中,微微側身看著窗外,整個院子裡人影幢幢,所有的兵部官員都腳步匆匆、神情凝肅,手裡捧著各式各樣的公文,負責著長安周邊軍隊的聯絡與物資分配。
一股大戰之前的緊張肅穆,使得一貫性格灑脫的李治感受到了幾分口乾舌燥。
這就是帝國機器全速運轉之後所呈現的模樣,每一個人都是這部機器上的一個零件,看似臃腫冗餘,實則不可或缺。任何一個零件的運行偏差,都會導致整體的誤差,甚至影響到最高層麵。
以往李治並未將東征看作什麼了不得的大事,身邊的人一直對東征是一種“旗開得勝,馬到功成”的論調,使得李治也認為這不過是一場“蒼鷹搏兔”也似的戰爭,雙方實力相差懸殊,知道大唐兵鋒一至,高句麗頃刻間便會土崩瓦解。
直至此刻,他才認識到原來這樣的一場國戰,究竟對於帝國意味著什麼樣的凶險,勝利固然舉國歡騰,從此蕩平四夷周邊再無強國,可一旦失敗,或許前隋的結局便是大唐的明日。
喝了口茶水潤了潤喉嚨,李治看著對麵坐在書案之後伏案疾書,不斷批閱文書的房俊,忍不住問道:“姐夫,這場東征一定會勝利的吧?”
房俊抬眼瞅了他一眼,沒回話,繼續批閱手中的文書。
對於李治的習慣他已經有所了解,這位時常將稱呼在“越國公”與“姐夫”之間完美切換。稱呼“越國公”的時候,就代表著公事公辦,毋須講什麼人情,而稱呼“姐夫”的時候,則意味著以親人的關係相處,說話可以隨意一些。
這樣便可是使得他處處占據有利之地位。
真是一個狡猾的小家夥啊……
將手中的公文批閱完成,合上放到一邊,又從案頭堆積如山的公文最上麵拿起一份,展開看了看,將毛筆在硯台裡沾了墨水,想了想,說道:“編讀史書,這世上何嘗有過必勝之戰?以少勝多之案例數之不儘,即便是這高句麗一隅之地,前隋傾舉國之兵,不也是折戟沉沙、铩羽而歸?所以孫子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李治遲疑一下,道:“不至於吧?前隋之所以東征失敗,是因為隋煬帝橫征暴斂,且驕縱自大未將高句麗放在眼中,這才因為輕敵之故兵敗。如今大唐上下一心,舉國出征,對於高句麗無比重視,怎會重蹈前隋之覆轍呢?”
“嗬!”
房俊笑了一聲,乾脆將毛筆閣下,伸了個懶腰,喝了口茶水,這才說道:“殿下看過《隋書》?”
李治頷首。
房俊嘖嘖嘴,婉轉道:“所謂‘儘信書不如無書’,尤其是史書,可以細細觀之用心揣摩其中的聖王之道,卻也不能盲目的信以為真。需知道,曆來史書皆是由後來者編纂,勝利者去編撰失敗者的曆史,又豈能絕對客觀呢?”
李治蹙眉:“彆的史書或許會夾雜著編纂者的個人意願,但是唯獨《史記》與《隋書》不會。太史公錚錚鐵骨,魏玄成忠言直諫,這兩人的品性千古罕有,豈會有姐夫所言之情況發生?”
房俊捧著茶杯,搖搖頭,歎氣道:“隻要是人,就會有七情六欲,就會有個人喜惡,人非聖賢,沒有誰會當真做到完全客觀,這是不可能的。”
史書這種東西,看看也就行了,真實的東西從來都不會在史書當中出現。
號稱“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且不去說,其中主觀臆斷之處不勝枚舉,夾雜了太多的個人情感;單說《隋書》,難道當真因為魏徵的錚錚鐵骨,便絕對真實可信了嗎?
未必。
誠然,《隋書》弘揚秉筆直書的優良史學傳統,品評人物較少阿附隱諱。魏徵其人剛正不阿,他主持編寫的紀傳,較少曲筆,不為尊者諱。如隋文帝之“刻薄”專斷,“不悅詩書”,“暗於大道”,隋煬帝矯情飾貌,“鋤誅骨肉,屠剿忠良”等情況,都照實寫來,了無隱諱。
然而未必公正。
一部著作,代表了編撰者的核心思想。魏徵其人乃是隱太子李建成的幕僚,“玄武門之變”後成為李二陛下團隊當中以忠言直諫為特質的代表人物,這樣的人性情剛烈、嫉惡如仇,又豈能對待事物以平常心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