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五年春二月，龍抬頭，率領眾臣在京畿郊外完成了開年“第一鋤”的皇帝劉暘心情看起來不錯，看著那一大片被權貴們翻整過的田土，劉暘會心一笑，這大抵是繼位五年以來，他露出的最釋然的笑容。

劉暘在繼位以來，很多表現都在向世祖皇帝早年看齊，這躬親視事，揮舞鋤頭，以為表率，則是其優良作風表現中的一種，從登基以來，每年如一，從無懈怠。

就這，劉暘仍不滿意，已然對左右吩咐了，等來年要擇一地做些更實際的事情，實地實操與農民一道勞作，如此方能真正體現出他與朝廷對農事的重視，而不是僅僅做些表麵功夫。

對於農桑耕織事宜，劉暘是異常重視，他深知這是立國之本，固業之基，沒有足夠的糧布產出，大漢將寸步難行，民亂騷亂依舊會無窮儘。

徹底解決大漢百姓的吃飯問題，劉暘沒有這等奢望，畢竟那是連世祖皇帝都沒能做到的，他何德何能。但是，沉下心來，腳踏實地，兢兢業業地為國家百姓做些事情，努力發展生產，積累糧布鹽茶，卻是劉暘力所能及，也一直踐行的事情。

因此，在過去的幾年裡，劉暘除了在吏治、法治、稅改三事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改革之外，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農事上。

為了勸課農桑，劉暘連續三年發出《勸農令》，要求各地官府務必保證農村正常秩序、農業正常發展，保證不誤農時隻是最低的要求。

欽天監提前半年就要把下一年的皇曆編寫好，然後刊印發往全國各道府州縣，以便指導各地農戶因地應時生產。農耕時節，遇有生產困難，屬地官府需提供不僅限於糧種、農具、牲畜在內的賑貸……總之，要儘可能保證給農牧漁民一個安定平穩的勞作空間。

很多政策，都隻是帝國時代下的基本操作，世祖時期已然有充分的經驗，而比起世祖時，進入雍熙時代後最大的不同，或許就是監管力度的提升。

每到農時，劉暘都會從京畿諸部司抽調乾員（不隻是禦史），分赴全國各道州，進行農業生產監督巡視，被地方稱為“農巡”。

雖然對大漢帝國一千三百多個縣來說，區區一二百人的“農巡”根本無法完全覆蓋，便是逛到了很多也難以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是朝廷的態度也在這種空前的巡查力度下傳達到了，地方上官僚職吏在做事時，起碼能多些覺悟與警醒。

同時，對於官僚犯罪，尤其在農事方麵犯罪更是采取從重從嚴的處置態度。

雍熙二年秋冬，朝廷曾就各地常平倉、義倉虧空問題，進行過一番糾察。爆發出了不少問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以“農事”為由挪用，最終用在農民身上的寥寥無幾，很多實則最後都變換為錢財，落在貪官汙吏的手中。

有些地方官僚就是這般肆無忌憚，而不管怎麼看，似乎都是農民最好欺負，也更容易伸手。對於二倉的檢察，也逐漸演變為朝廷吏治整頓中的一項大舉措。

不過在具體落實時，卻顯得很謹慎，隻把一批罪行重大、貪墨數量巨大的官員給處置了，以儆效尤，至於餘者，隻是小懲大誡，內部警告。沒辦法，朝廷正多事，內外正不安，在許多事務的處置上，劉暘都不得不多一分謹慎，有些妥協不是軟弱，而是明智的選擇。

但是最近兩年，情況又有所變化，隨著權威漸固，在有些“底線”的問題上，劉暘也越來越強硬。

就比如在農事問題上，他或許沒法阻止所有權貴官僚伸手，但凡是敢於伸手的，一旦發覺，必給你斬斷。而膽敢欺農虐民者，更無容情，必以嚴刑處置。

很多時候，是不能僅憑印象看待一個人的。就說世祖皇帝吧，給臣民的印象素來是涼薄苛刻，喜怒無常，殺人無數，因此讓人敬畏。

而劉暘，從小到大，都是以一副溫文爾雅、謙和寬仁的麵孔出現在世人麵前。登基之後，慎刑少殺，更成為了他的一個新標簽，是他雍熙之政的理念。

然而事實，絕非如此，不算蜀亂這種的叛亂傷亡。以大漢《刑統》為指導，若對開寶、雍熙兩朝的“年刑殺率”做一個比較，就會發現，在劉暘時代，官吏百姓犯罪，死刑率要遠高於世祖時代。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世祖皇帝並不把罪犯當人，一般通過刑徒營抑或流放海外的辦法來榨取剩餘價值。

而劉暘卻在長期的觀察與實踐中發現，世祖皇帝的做法，於小民太過，容易激起民怨，與權貴卻太輕，因為不管是在刑徒營，還是在海外，他們總是有辦法逃避那些苦難，逍遙著結束刑期，然後繼續違法犯罪、作威作福

這也是劉暘上位以來，便迫不及待地對刑徒營進行改革的原因，不過，在“調合”一道上，劉暘堪稱集大成者。他的改革，並沒有廢除刑徒營，對其利處依舊在發揚，隻是在對刑徒的政策上進行了一定調整。

比如，“提高”了服役刑的標準，該殺的，直接依《刑統》斬殺，不用再送到刑徒營“受苦了”。

於是很多權貴就發現了，貪汙腐敗、作奸犯科的成本在不知覺間提高了，若是過了，不再有刑徒營與諸封國作為緩衝了。很多情況下，死並不是最讓人畏懼的，最讓人驚懼的，是皇帝學會了世祖皇帝早年的另一招，官員犯罪，會影響到後代子孫的前途：直係親屬，三代之內，不得錄用。

種種手段施展下來，天下的權貴官僚們是被劉暘給壓製住了，至少明麵上不敢再興風作浪。

於是，大漢帝國的政治清明了，社會環境、治安漸好了，各項生產有序進行，每年的錢糧稅收也穩步增長，哪個尤其是過去的雍熙四年，從財政司的統計上來看，其水平已然恢複至開寶十八年前後。

要知道，開寶十八年，那可是世祖皇帝“開寶盛世”的巔峰期。這樣的結果，便是劉暘也有些不敢置信，然而，真要深究原因，還能有幾個為什麼的。

首先就與世祖皇帝打下的雄厚基礎分不開關係，其次更劉暘的大力整頓有關係，這一點尤其重要，一個健康穩定的環境，對於大漢百姓經營產出的促進作用實在太大了。

還有劉暘不事折騰，厲行節儉，堅決堅定地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也是重要原因。

最後嘛，或許就得提一嘴稅改，不管最終的結果有多少妥協的成分，當中樞與地方達成和解與共識，新製下的稅入，就是要高一些。

可以說，在劉暘的統治下，短短數年時間內，大漢帝國已然換了一幅麵貌，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健康”狀態，邁向一個物質豐富、文化繁榮、軍事強大的盛世。

雖然才開個頭，但是朝中已經有不少官員提出“雍熙盛世”的概念，不管是逢迎皇帝也好，還是對劉暘這個皇帝的真心認可服從也罷，總之，進入雍熙五年的大漢帝國，形勢一片大好。

這樣的背景下，作為皇帝的劉暘，心情自然是不錯的。

不過，好心情並沒有持續多久，正當劉暘與宰相、財政使張齊賢討論起農務之重，以及在朝中屢起爭議的“農官之爭”時，一則噩耗傳來了，內閣大學士、太傅李昉薨了。

李昉是病死的，年紀大了，有點病痛是很正常的事，從去年秋便染疾，一直在家休養，卻沒想到，養著養著，給養死了。

對於李昉，劉暘自然是感情深厚，畢竟從他當太子開始，君臣師徒之間的情分便開始了，那是幾十年積累的信任。而一直以來，李昉對於劉暘，也突出一個“忠節”，屢次因為太子的事在世祖那裡受委屈，但從來是甘之受之，太子迫於形勢不敢為其說話而產生愧疚之情事，還是李昉反過來勸慰他

若說劉暘視李昉如父，那的確是過了，但對李昉的那份尊重與信任，卻是絲毫不打折扣的。因此，聞李昉之薨，可想而知劉暘是何等心情。

不過，聞泰山崩而色不變，這是劉暘經曆無數錘煉出的心理素質，因此麵上並不能看出什麼來，隻是在下令返城後的第一件事，劉暘選擇了去李昉府上。

曾經還是太子時，劉暘見過無數次世祖皇帝哀故人凋零，歎歲月無情，當時隻是陪著感歎，這些年也見多了生死，然而到今日，站在太傅府靈堂，站在李昉的棺槨前，劉暘方才隱隱體會到當初的世祖皇帝是怎樣的感受。

鄭重地朝著李昉的棺槨拜了拜，劉暘問道：“李師辭世前，可有什麼話留下？”

眼下在太傅府中主持事務的，乃是李昉的三子，秘書郎李宗諤，這是的李昉最出色的兒子，進士出身，靠才乾任官，不像其他幾個兒子，徒以家世蔭補，在地方做著一些州縣級佐官。

聞皇帝問，李宗諤悲傷難以，泣聲道：“回陛下，家父臨終前，彆無交待，隻道生逢聖明之主，此生無憾，含笑而逝.”

“這樣的交待，卻也不失為一種安慰！”劉暘聞言不禁唏噓，感傷地說道。

雖然李昉家裡並不拮據，但劉暘還是特地讓少府撥款500貫，貼補喪事之費，這個數目，對劉暘來說，已經很大方了。

而給李昉身後哀榮中最重的一項恩典，則是劉暘追贈其為“饒國公”，即便這隻是追封的虛銜，甚至連俸祿都不用出，更彆提傳承了，但也足見皇帝對李昉的追懷。

當然不會忘記了他的子孫，所有兒子都有適當的升拔，尤其是秘書郎李宗諤，升任知製誥，這是個靠近大漢權力中樞，位卑而權重的官職。

春風送暖，伴著無限風光，卻帶不走劉暘心頭的淡淡感傷。垂拱殿內，劉暘斜倚在軟椅上，手裡翻閱著一本書冊：《文苑英華》。

這是由李昉帶頭，率三館學士、博士們共同編纂成書，輯南朝梁末至當朝開寶時期詩文，共1150卷，這也是李昉這幾年的重點工作。

不管是沽名釣譽也好，還是其他原因，從開寶時代起，朝廷便敕重資，延攬博學，編纂大書。

比如成於開寶中期的《開寶總類》，那是一本包羅萬象，堪稱當代百科全書的鴻篇巨著；又比如記錄了諸多軼聞瑣事、神仙鬼怪、名物典故的小說集《開寶廣記》；

還有便是這本《文苑英華》，與前兩者，合稱開寶時代“三大部書”。

《文苑英華》最早成書於開寶晚期，不過當時詩文記載隻到唐末，不過等劉暘繼位之後，又下令增纂，將“三代十國”到高祖、世祖期間的優秀詩文一並錄入，到去年初方才成書。

對詩文，劉暘並沒有太多研究，他從小學的，都是怎麼治國理政、怎麼當太子半君的實用學問，不過，並不妨礙他翻閱，也算是對李太傅的追懷。

不過，翻了翻，劉暘卻發現問題了，抬眼問時候在身邊的內閣學士王旦：“為何不見太傅的詩文？”

對於此事，王旦顯然知情，道：“稟陛下，李公謙懷，以自己才學不足，詩詞庸俗，難登大雅之堂，更不敢與先人並列，因此拒絕在《文苑英華》上登載詩文”

聽到這樣的解釋，劉暘卻搖了搖頭，道：“太傅自謙是一回事，然若太傅詩文都不錄入，讓其他人情何以堪？將太傅的詩文也添補上吧，否則，豈不顯得我大漢無人，不能與唐相列？”

“陛下所言甚是！”王旦當即應道。

沉吟了下，王旦主動拱手道：“陛下，還有一事，請陛下示下！”

“講！”

王旦道：“太傅薨後，《世祖實錄》之編纂，還需另擇人主持！”

《世祖實錄》，光看名字就知道是本怎樣的書籍了，當然，一直是在編寫的，隻不過世祖在世時，總是多些顧忌，因此，劉暘登基後，關於《世祖實錄》的整理編寫，也提上了日程。

要知道，世祖統治了大漢整整四十五年，這麼漫長而穩定的時間裡，發生了太多事，各種記載也浩如煙海，即便有一份已經寫了幾十年“草稿”，但要將之彙編成書，需要耗費的時間、人力、財力也是巨大的。

這件事，還是由李昉作為總編，主持把控進度，但到死，還未成書

對於《世祖實錄》的編纂，劉暘當然也是格外重視的，在他的眼裡，世祖身上有太多東西值得他學習了。如今，已然無法言傳身教，就隻能在曆史的記憶裡，去總結揣摩了。

因此，隻稍加考慮，便吩咐道：“以集賢殿大學士柴禹錫為《實錄》總編，另賜內閣大學士，禦前顧問！”

“是！”

進入雍熙時代後，大漢帝國才真正進入到一個文化盛世，這是由皇帝的好惡決定的。世祖皇帝雖然尊重文臣，尊重學問，但對於傳統士林總是帶有一種鄙夷的態度，而且常有一些離經叛道的言論、作為與政策。有的時候，甚至讓人不敢說話。

相比之下，劉暘就要寬和多了，即便他也是個實用主義者，但還能維持一個體麵，對傳統士林至少有個“公正”的態度。

這，也是雍熙皇帝比世祖皇帝名聲要好的原因。再加上，穩定的社會秩序，經濟的活力，清明的政治，也必然帶來文化上的大繁榮。

從雍熙三年起，另一本政事曆史百科全書性質的類書，也開始編纂了，垂垂老矣的內閣大學士徐鉉，仍撐著一把老骨頭，掛著總編銜。

不隻是編書這種政策性活動，過去的幾年時間裡，在京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極其明顯的變化，各類詩詞文章多了，各種文會多了，更重要的是內容，不隻是風花雪月，歌頌盛世，敢於議政，且言之有物的也多了.這些，在世祖時代，是很難出現的，即便有，也多隱晦，除非是像柳開、王禹偁那般走務實求是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