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0章靜默

幾乎是數著時間過日子，開寶二十二年，到來了。

過去的兩年，毫無疑問，是大漢進入開寶時代之後，最風波迭起，也最亂象紛呈的兩年。

大案，政潮，黨爭，戰爭，叛亂……形形色色，紛紛擾擾，此起彼伏，絡繹不絕，就是波瀾壯闊的開寶北伐，也沒有如此“精彩紛呈”，讓人眼花繚亂。

這幾乎是大漢建立三十餘年來所積攢弊病的一次大爆發，一次徹底的釋放，也是幾十年治理下一些深徹矛盾的縮影。

當然，對於大漢而言，這隻是巨人身上出現的一點小瘙癢，隻是這輝煌時代下發生的一點小插曲，一點小調劑。帝國大勢已成，或許波折，或有小勢的變動，但大勢難改。

一整個冬季的過去，使得大漢百姓對西北叛亂的關注度直線下降，即便是最好議政的東京士民，也被一些更為新鮮、更為有趣的事物所吸引，就是那些帶有宣傳性質的說書人，反複斥罵叛賊，歌頌朝廷，也覺乏味了。

甚至於，曾經一度甚囂塵上的關內，都有些沉寂下來了，在朝廷堪稱嚴酷的封鎖政策下，三個月的時間，徹底在榆林外圍構造了一條牢固的封鎖線，把叛軍牢牢地關在榆林境內。

冬初之時，尚能從榆林傳出一些消息，不論是真相還是流言，總有一些動靜能夠為人所知。關內道，尤其是靠近榆林的北部地區，也是多有紛擾，人心不穩，狀況憑出，當然在一乾“覺醒”的官僚以及武德司的彈壓下，迅速恢複平靜。

整個冬季，在朝廷的全力支持下，趙王劉昉在榆林周邊調兵遣將，而沿榆林周邊的那些對外通道，都被嚴格封鎖，各關隘堡壘，增兵增糧，嚴防死守，甚至於，除了幾條主要的後勤補給通道，其餘道路，全部鎖死，即便一些山野小徑，也不放過，通過大量火藥，將路徑銷毀，伴隨著此起彼伏的爆炸聲，榆林對外（主要是對關內）通道，儘數隔斷。

至於黃河沿線，各個渡口，也都屯有戍卒，更有數千騎兵，來回巡弋，誇張點的描述，一隻冬鳥都難以逾越。

當然，想要做到徹底的封鎖，也不太現實，但是，成規模的叛軍外躥，是被切實限製住了。叛亂之初，叛軍尚能遣派賊屬，行流寇事，將混亂擴散蔓延，這些人，也是劉昉第一步的消滅目標，並迅速取得成效。而在榆林封鎖線落實之後，叛軍流躥裹亂西北的可能性就被壓製到最低了。

或許有小股的叛賊，陰潛南下，然而且不提這其中的困難，即便讓他們成功偷渡了，如何在關內展開行動，攪起叛亂，也再不容易。

整個關內道，都按級彆進行戒嚴，尤其是靠近榆林的環、慶、金、延四州，戒嚴力度，幾與軍管相類，執行力度，更是空前。

所有民間活動，都被壓製，禁止民間的人口流動，所有農牧漁民，除了受官府征召，有開具的文書憑證者之外，都隻能安居鄉裡，村裡聯保互督，就是新年，都不準走親訪友。

而對任何外來者抑或行蹤有異者，舉報有獎，官府的差役更是時時巡邏檢查，不合規矩者，即行批捕，若是被甄彆判定有亂賊之嫌，那就隻有吃牢飯，甚至於吃牢飯都是幸運，被投入刑徒營乃至被殺頭，都一點不稀奇，亂世重典的情形，再度出現在西北。

效果自然是顯著的，雖然避免不了無辜者被牽連，但若把官府的禁令當真，老老實實地待著，自然不會有事。同時，也著實讓各地官府，查出了一些混跡民間的亂賊，抓起來向朝廷請功。

尤其是那些南逃的難民，魚龍混雜，果然混入了不少叛賊，這些地方官僚的顧慮，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在趙王乃至朝廷的強壓下，他們不得不接過扶危濟難的差事，一個冬季的時間，自環慶至金延，前前後後接收了四萬多的難民，其中抓了上千人

在開寶二十一年後半個冬季，整個關內呈現出一種肅靜的狀態，民間的流動與活動，大為減少，除了長安以及各州城，甚至不容許商賈輕易通行，即便能，也需要有官府開具的印有道司關防的通商憑證。

過去那種，商旅如織，人流如潮的情況，不複存在，通行於各官道上的商旅駝隊，要麼是軍隊運輸的車隊，就是有背景，有靠山的豪商大賈。

為了配合榆林剿賊的大局，西北各地官府不得不出台政策，限商限行，控製人員流動，以保證治安，維持穩定，一刀切的做法，也往往省事易做。

不過，這麼多年了，大漢的體製早已完善，在城市的管理上，也日趨成熟，因此，倒也不是完全不知變通。

通商證，就是如此時局之下的一個變通手段。大漢的這些城市，毫無疑問，基本都屬於消費型城市，都需要海量農村資源的供應，即便是處於市鎮中的那些作坊、工場，其原材料供應，也需要從外部采購。而在其中起主要流通作用的，就是那些奔走於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大商小販。

因此，從頭至尾，官府出台政策，都隻有限商，而非禁商。冬季，乃是各項民生資源消耗最嚴重的時節，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能保證市鎮內正常的生產生活，那也是會出亂子的，倘是那樣，反而本末倒置，與維穩的初衷相悖。

榆林的叛亂，顯而易見，給關內乃至整個西北官民的生計造成了嚴重影響，時局如此，在官府的禁製下，更有不少商戶破產，尤其是那些抗風險能力較差的小商小販。

即便穩定性最強的農村，也受到波及，為了配合榆林的剿匪，官府的勞役、兵役征召令，是大把地撒向廣大鄉野。

同時，也促發了一股還鄉潮，很多在城市鎮甸中混不下去的人，找不到其他出路，基本都選擇先回鄉窩著，等待解禁的一日。

危險與機遇，從來是相伴的，此事亦然。在幾乎遍及整個關內道的大管製之中，同時也避免不了權錢交易，也催生出了一場財富狂潮。

普通的商賈，看到的隻是官府限製，生意沒法做，日子沒法過，但對於那些少數大商，卻是難得的機遇。聰明的有實力的人，在麵臨規則乃至禁令之時，想的卻是如何借著這個機會牟利。

城市的需求始終存在，即便是官府也不能禁絕，有這道口子在，那些從事運輸貿易的商賈，自然得到了一個巨大的商機，競爭者直線下降，他們卻可以籍此張開饕餮巨口，儘情地收割財富。

一張通商證，在可以轉讓的前兩個月，甚至被炒到萬貫一張，像長安、鳳翔這樣的大城，不投入個數萬貫，根本拿不到。還是道府察覺這其中的亂象之後，方才打了個補丁，禁止通商證的轉讓，以實名實商注冊。

即便如此，關內道禦史察覺到其中的問題，也向朝廷奏報此事，言關內禁策過於擴大化，以致奸商作祟，大發國難財，關內物價飛漲，民生不安，希望朝廷及時撥亂反正。

至少，在一些有識之士眼中，即便要行限禁之策，也不必全道施行，像關內南部，遠離榆林，就實無不要。至於隴右、河西部分地區，就更是湊熱鬨了。

不過，這樣的提議，經過政事堂一番討論之後，采取了默認態度。道理是那般，出現的亂象也是事實，隻是凡事有利有弊，倘若真因地而論，那對關內諸官府的組織與執行能力，又將是一道巨大的考驗。

一刀切或許會產生弊端，但不這樣做，新的問題亂象也就隨之產生，就目前來看，已經有一些關內道之外的商賈，削尖了腦袋想要參與進關內這個難得的財富狂潮，這世上，絕不缺冒險投機者。

不過，禦史的進諫，也不是沒有任何效果，至少太子劉暘在得知關內的情況之後，對於那些亂象，就十分不滿，隻是為顧全大局，不得不暫時忍耐。

西北問題頻發，始終肅而不清，不隻是劉皇帝，就是向以寬仁著稱的劉暘，也失望至極，有些無法忍受了。

針對於此，又督促吏部，對西北吏治，拿出一套更進一步的整治條製來。而對那些借機謀利的商賈，也要做好秋後算賬的準備，趙匡義就很貼心地提出，那些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囤積居奇乃至偷稅漏稅，可都是堂堂正正的理由，完全可以利用，不必急於一時。

喜歡牟取暴利的人，總有個上限，魚肉百姓者，也往往是權力下的魚肉，在割韭菜之事上，朝廷乾得也不是一次兩次了，早已得心應手。如此，方才稍稍消解了太子劉暘心中的不滿。

而不論封鎖榆林的政策，有多少過激之處，又造成了怎樣的後遺症，但在平叛事宜上，卻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待進入開寶二十二年之後，榆林道就仿佛從大漢消失了一般，除了宣慰司偶爾而發布一些官報消息之外，再無其他內容，好似被遺忘了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