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諾弗勒堡彆墅的藍色壁櫥裡，我又找到了這兩本日記。”“我根本不記得寫過這些東西了。”“我知道這是我的作品，是我把它寫出來的。我認出了我的筆跡，認出了我所敘述的細節。我眼前又出現了事情發生的地點、奧賽火車站，又看到那些往返奔波，但我回想不出我寫這本日記時的情景了。那是什麼時候、哪一年、什麼時辰、在哪所房子裡？我一概不記得了。”“顯然，很難想象這些文字是在我等待羅貝爾·L的時候寫的。”“我怎麼會寫出這些東西來呢？我至今也不知道該如何為之定性，而重讀之後又讓我驚駭異常。我又怎會將這篇手稿長期地遺棄在冬季常常被水淹沒的鄉間彆墅中呢？”“《女巫》雜誌向我要一篇青年時期的作品，這才使我第一次想到它。”“《痛苦》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經曆之一。說它是“寫作”未免不太合適。當時我看到的，是整頁整頁極其規範靜謐的細小字體，也是我不敢再觸碰的極度紊亂的思想和情感。在它麵前，文學令我羞愧。”壁爐前麵有電話機，它就在我身邊。右側是客廳的門和走廊，走廊的儘頭是大門。他大概會直接回來，會按門鈴：“誰呀？”“是我。”他也許會一回來就在接待站打電話：“我回來了，我正在呂特西亞旅館辦手續。”事先不會有預兆。他會打電話的，他會回來的，這種事是可能的。他還是會死裡逃生的。他不屬於特殊情況，他沒有什麼特殊理由不回來，也沒有什麼理由一定回來。他可能會回來。他會按門鈴：“誰呀？”“是我。”類似的事情屢見不鮮。他們終於渡過了萊茵河。阿夫朗什（Avranches，法國下諾曼底大區芒什省城鎮。）的防禦工事終於被攻克了。他們終於撤退了。我終於活到了戰爭結束。我應該心裡有數：他要是回來的話，也沒有什麼奇怪的，這很正常。應該注意彆把這件事看得異乎尋常。我應該理性麵對：我在等著應該回來的羅貝爾·L。電話響了：“喂，有消息嗎？”我需要對自己說電話也可作此用途。不要掛斷，應該接聽。不要喊叫彆打擾我。“毫無消息。”“一點兒都沒有？沒有任何跡象？”“沒有。”“你知道貝爾森（Belsen，德國漢諾威州采勒附近的納粹德國集中營。）已經被解放了？是的，昨天下午……”“我知道。”沉默。我還要再問一次嗎？是的，我問她：“你是怎麼看的？我開始感到不安了。”沉默。“彆泄氣，堅持下去，不僅僅你一個人，我認識一位四個孩子的母親……”“我知道，很抱歉，我該出去了，再見。”我放下電話，原地不動，不該活動太多，那是浪費精力，還是積蓄力量應對磨難吧。她說了：“你知道貝爾森解放了嗎？”其實，我並不知道。又一個集中營被解放了。她說了：“昨天下午。”人員名單明天一早就到，這點她沒有說，但我知道。應該下樓，買報，名單。不行，我感到太陽穴跳動得越來越厲害。不行，我不能去讀名單。首先，讀名單的方法我試用了三個星期，這方法不合適。另外，名單越多，公布的名單越多，上麵出現的名字也就越來越少。名單會一直公布下去的。如果是我讀名單，他的名字就永遠不會在上麵。該動一動了。站起身來，走兩步挪到窗前。醫學院在那兒，一如既往。過路的行人也一如既往，當我得知他永遠也回不來的時候，他們還會在那裡行走，一如既往。死亡通知書。最近已經開始通知了。有人按門鈴：“誰？”“區政府社會福利員。”太陽穴不停地跳動，我應該讓它停下來。他已經死去的念頭纏繞著我，敲擊著我的太陽穴。不會錯的。讓太陽穴停止跳動，讓心臟也停止跳動，讓心平靜下來，它是不會自行平靜的，應該幫助它平靜下來。理智在逃遁，在逃離大腦，必須製止理智的越軌行為。我穿上外套，下樓。女門房在那裡：“您好，L太太。”她今天神情毫無異常。街道也一如既往。外麵是四月天氣。我在街上走著，猶如夢遊。雙手規矩地插在兜裡，雙腿向前邁步。繞過報亭。繞過接待站。盟軍在各條戰線上挺進，幾天前這還是很了不起的事，現在卻沒有任何意義了。我不再看戰報了。一點兒用也沒有，反正他們將一直挺進下去。神秘納粹的真相將大白於世。四月，這將發生在四月。盟軍在德國境內挺進，柏林在燃燒。蘇聯紅軍在南線勢不可擋，德累斯頓（Dresden，德國薩克森自由州首府。）被攻下。每一條戰線都在向前推進。德國縮小到原來的版圖。萊茵河防線崩潰了，這是意料之中的。之後是這場戰爭的重要時刻：雷馬根（Remagen，德國萊茵蘭普法爾茨州城市。1945年3月盟軍攻占雷馬根橋，突破德國西戰場最後的防線萊茵河天塹。）。事情是在這天之後發生的：在一個壕溝裡，他頭俯在地上，雙腿扭曲，兩臂平伸，正在死去。他死了。布痕瓦爾德（Buwald，納粹德國所設最早和最大的集中營之一，初設於魏瑪西北山林，後設於圖林根。）集中營的屍骨中也有他的屍骨。整個歐洲天氣炎熱。在大道上，盟軍從他身旁走過，一路向前。他死在那裡三個星期了。就是這樣，這就是發生的事情，我對此深信不疑。我走得更快了。他的嘴大張著。那是夜晚。他死前曾想到我。痛苦如此劇烈，令人窒息，透不過氣來。它需要發泄的空間。街上行人太多，我真想走在廣闊的原野上，獨自一人。在臨死之前，他大概呼喚了我的名字。在德國所有的大道兩旁都有像他那樣橫臥的屍體。成千上萬，還有他。他既是這成千上萬人中的一員，對我來說，又與這成千上萬人有所不同，與他們完全不同，他是獨一無二的。人們在杳無音訊的情況下所能經曆的一切，我都正在經曆著。德國人最初讓這些人疏散，但到最後時刻還是殺了他們。戰爭是一個普遍事實，戰爭的必然結果——死亡也是普遍事實。他是念著我的名字死去的，他怎會念著彆的名字呢？那些以普遍事實為生的人與我毫無共同之處。沒有任何人和我有共同之處。巴黎的街道上此刻有人在笑，主要是年輕人。我如今隻有敵人。天晚了，我該回去等電話。他那邊現在也是晚上。壕溝裡越來越暗，他的嘴現在隱入黑暗之中了。紅色的太陽在巴黎上空緩緩落下。六年的戰爭結束了。這是本世紀的大事件。納粹德國被摧毀了。他也被摧毀了，是在壕溝裡。一切都結束了。我無法停下腳步。我像石頭一樣，又瘦又乾。壕溝的一側是藝術橋上的欄杆、塞納河。確切地說，它們是在壕溝的右側。一片黑暗將它們與壕溝相隔。這個世界上什麼都不再屬於我，除了壕溝裡的這具死屍。夜晚是紅色的。這是世界的末日。我無依無靠而死。簡單自然地死亡。我將結束生命。這對我無所謂，什麼時候死我都無所謂。了此一生，我再見不到他，再不用等他了。我會事先通知D：“最好是一死了之，你能指望我怎樣。”我會巧妙地使D認為我雖生猶死，以後，當死亡真正降臨時，對他就是一種解脫。我心裡就這樣盤算著。該回去了。D在等我。“沒有消息？”“沒有。”他不再問我身體如何，不再說你好。他隻說：“沒有消息？”我說：“沒有。”我走過去坐在電話機旁邊，坐在長沙發上。我沉默著。D坐立不安。他不注視我的時候，顯得憂心忡忡。一個星期來他就在撒謊。我對他說：“給我說點什麼吧。”他不再說我精神失常，不再說我不該讓大家心神不安。現在他很勉強地說：“他沒有任何理由不像彆人那樣回來。”他笑笑，他也很瘦，笑的時候麵部繃得很緊。要不是D在我身旁，我想我會支持不住的。他每天都來，有時一天來兩次。他就待在那裡。他打開了客廳的燈，他待在這裡已經有一個小時了。現在大概是晚上九點多鐘，我們還沒有吃飯。D坐得離我遠遠的。我望著黑色窗子外麵的某一點。D看看我。我也看看他。他衝我笑笑，但這不是真的。上個星期他還靠近我，拉著我的手說：“羅貝爾會回來的，我向你發誓。”現在我知道他在考慮也許不抱希望為好。有時我說：“對不起。”一個小時以後，我說：“怎麼會一點兒消息也沒有。”他說：“集中營裡還有成千上萬的犯人，盟軍還沒有到那裡，你怎麼能指望有消息呢？”過了很久，我讓D向我發誓羅貝爾一定會回來。於是，D發誓說羅貝爾一定會從集中營回來。我去廚房，去煮土豆。我待在那裡，前額靠著桌沿，閉上眼睛。D在房間裡沒有一點兒動靜，隻有煤氣的響聲。大概是深夜了。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消息是這樣的：兩個星期前，他死了。十五個夜晚，十五個白晝，屍體拋在壕溝裡，腳掌朝天，身上是雨水、陽光和勝利的隊伍揚起的灰塵。他的手是張開的，他的每一隻手都比我的生命更寶貴。我熟悉這雙手。隻有我如此熟悉它們。我叫了起來。客廳裡響起了緩緩的腳步聲。D走過來。我肩上感到有一雙溫柔而鎮靜的手，它們把我的頭從桌上扶起來。我靠在D身上，說道：“真可怕。”“我知道，”D說。“不，你不可能知道。”“我知道，”D說，“振作起來，我們能挺住。”我可挺不住了。擁抱給人以寬慰，有時會讓人感到好受些。片刻之內，空氣不再令人窒息。我們坐下來吃飯。馬上我就想吐。這是他吃不到的麵包，他因吃不到而餓死。我希望D離開。我需要空間來承受磨難。D走了。我腳下的房間搖搖晃晃。我關了燈，走進臥室。我走得很慢，為的是爭取時間，彆讓腦子裡的東西翻騰。如果不加注意，我就會失眠。如果我徹夜不眠，第二天情況會更糟。每晚我都睡在他身邊，在陰暗的壕溝裡，挨著死去的他。我去奧賽接待站，費了很大周折才把我一九四四年九月創辦的報紙《自由人》尋人部設立在那裡。人家反駁說我這個尋人部不是官辦的。調查總局已經在此落足，它不願意向任何人讓位。最初，我借用假證件、假許可證悄悄地安頓下來。我們因而收集到許多有關戰俘營的轉移運送情況，並發表在《自由人》上。還有不少個人的訊息：“轉告某某家，他們的兒子還活著，我昨天才和他分手。”我的四個同誌和我被趕出來。理由是：“大家都想待在這裡，這不可能。這裡隻接受德國戰俘營秘書處的人。”我反駁說我們的讀者是七萬五千名戰俘和集中營犯人的家屬。“很遺憾，不過按照規定，這裡不能設立任何非官方機構。”我說我們的報紙與眾不同，它是唯一發行戰俘名單專刊的。“這個理由不充分。”和我說話的是弗雷訥部長屬下負責遣返戰俘的高級軍官。他看上去憂心忡忡，神情裡透著冷淡和焦慮。他彬彬有禮地說：“很遺憾。”我說：“我要堅持到底。”我朝辦公室的方向走去。“您去哪兒？”“我要想辦法待在這裡。”我試圖擠進滿滿一走廊的戰俘群裡去。高級軍官指著戰俘們對我說：“您請便，不過要多加小心，他們還沒有消過毒。不管怎樣，如果您今晚還在這裡，我將非常遺憾地請您出去。”我們找到了一張小白木桌，把它放在出入口。我們向戰俘提問。有不少戰俘到我們這邊來。我們收集到成百條消息。我埋頭工作，什麼也不想，隻想著把名字拚寫清楚。時不時，就有一個軍官走過來，他與眾不同，很年輕，黃卡其襯衣十分板整，顯得魁梧。他來打聽我們是什麼人。“尋人部，這是什麼意思？你們有通行證嗎？”我出示一個假通行證，對付過去了。接著，又過來了一個負責遣返工作的女人：“你們找他們做什麼？”我解釋說向他們打聽消息。她問：“你們問消息乾什麼？”這是一個金黃頭發的年輕女人，穿著海軍藍套裝和顏色相配的皮鞋，優質長襪，指甲塗成了紅色。我說要把消息登在一個為集中營犯人和戰俘辦的叫《自由人》的報紙上。她說：“《自由人》？那麼你們不是部裡的嘍？（原話如此）。”不是。“誰給你們權利這樣做？”她的神情開始冷淡了。我說：“爭來的。”她走了。我們繼續詢問。由於戰俘們流通得特彆緩慢，我們的事情還比較順利。他們下火車，去第一個接待處，即身份檢查站，這中間需要兩個半小時。從集中營出來的犯人用的時間還要長，因為他們沒有證件，並且大部分都疲勞過度、體力不支。一個四十五歲左右、上衣紮著皮帶的軍官過來了，他用生硬的語調問：“怎麼回事？”我們又解釋了一遍。他說：“本接待站已有一個類似的機構。”我壯起膽子說：“可你們怎樣把消息通知他們的家屬呢？要知道三個月以後他們才能恢複寫信能力。”他打量我，哈哈大笑起來：“您沒有明白，重要的不是消息。重要的是有關納粹暴行的情況，我們正在整理這方麵的材料。”他走開，隨即又回來說：“誰告訴你們他們說的是真話？你們乾的事情太危險了。你們不會不知道他們中間有保安隊員（德國占領時期與德國合作的法國武裝力量。）吧？”我沒有回答說保安隊員是否全被抓獲與我無關。我沒有回答。他走開了。半個小時以後，一位將軍徑直來到我們桌前，他身後跟著那第一位軍官，還有身著套裝、也戴軍銜的年輕女人。他說話就像個警察：“您的證件。”我拿出來給他看。“這還不夠。你們可以站著工作，但我不願意在這裡再看到這張桌子。”我說它並不占很大地方。他說：“部長明文規定接待大廳裡禁止放桌子（原話如此）。”他叫來兩個童子軍搬走了桌子。此後我們就站著工作。時不時地，廣播裡就變換節目，一會兒是爵士樂，一會兒是愛國歌曲。戰俘的隊伍越來越長。我不時到大廳儘頭那個窗口詢問：“一直沒有從集中營回來的人嗎？”“沒有。”整個車站到處都是製服。都是負責遣返的穿製服的女人。人們不禁要問：經過六年被占領的生活，這些人、這些漂亮的衣服是從哪裡鑽出來的，還有這些皮鞋，這一雙雙手，這種不論是出於憤怒、高傲還是和藹都顯得傲慢、粗暴、蔑視的腔調，這一切都是從哪裡鑽出來的？D說：“好好看看他們，彆把他們忘掉。”我問這些人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突然和我們在一起了，首先這都是些什麼人。D告訴我：“是右派，右派就是這幫人。你看見的就是上台的戴高樂派的人。右派甚至通過戰爭在戴高樂主義中又站住了腳。你會看到對不直屬於戴派的抵抗運動他們將一概反對。他們將占領法國。他們自以為是法蘭西的保護人和中樞神經。他們將長期毒化法國，應該習慣和他們打交道。”這些女人講到戰俘時稱他們為“可憐的小夥子”。她們就像在客廳裡一樣互相打招呼：“喂，親愛的……”除了極少數例外，她們都帶有法國貴族口音。她們在那裡是為了告訴戰俘們火車幾點鐘開。她們有種特殊的笑容，在這笑容中，她們願意讓彆人看出她們很勞累，並在竭力掩飾這種勞累。這裡的空氣令人窒息。她們的確很操勞。軍官們不時地來看她們，他們互贈英國香煙：“喲，還是這麼精力充沛？”“是呀，上尉先生。”大笑。大廳裡回響著嘈雜的腳步聲、耳語聲、哭泣聲、牢騷聲。來人絡繹不絕。卡車列隊而過。是從勒布爾熱（Le Bet，法國塞納聖但尼省城鎮。）火車站來的。戰俘們每五十人一批被卸在接待站。每批戰俘一出現，便馬上奏起音樂：“這是前進的道路，前進，前進，沒有儘頭……”大批戰俘到達時，就奏《馬賽曲》。歌曲與歌曲之間是一陣寂靜，然而很短促。“可憐的小夥子們”看著接待大廳，人人都在微笑。負責遣返的軍官領著他們：“朋友們，來，排隊。”他們排隊，仍然麵帶笑容。頭一批到達身份檢查窗口的戰俘說：“時間可真長。”不過他們還是和藹地笑著。有人詢問他們情況時，他們的笑容就消失了，竭力回憶起來。最近這些天我一直在巴黎東站，看到一位女士指著自己的軍銜責備一個外籍軍團士兵說：“怎麼，朋友，你不給我敬禮嗎？你看我是上尉呢（原話如此）。”士兵看看她，她年輕、漂亮，士兵笑了起來。這位女士跑開了：“真沒教養！”我去找接待站負責人解決尋人部的問題。他允許我們留在這裡，但讓我們到隊尾，到行李寄存處旁邊去。隻要集中營犯人還沒到，我就能堅持。從呂特西亞旅館接待站回來了一些集中營犯人，而通過奧賽火車站回來的目前隻是零零落落。我害怕羅貝爾·L會突然出現。一聽說有從集中營回來的，我就馬上走出接待站，這是事先和同誌們說好的。隻有等那些人都走光了我才回來。回來的時候，老遠同誌們就向我做手勢：“沒有消息。沒有人認識羅貝爾·L。”晚上，我去報社遞交名單。每天晚上，我都對D說：“明天我不去奧賽了。”裝載魏瑪集中營政治犯的火車今天到，這是第一批。早晨他們從接待站給我打電話，說我可以去，政治犯下午才到。說是去一個上午，可我一待就是一天。我不知道怎樣才能使自己不垮掉。奧賽。在接待站的外麵，戰俘的妻子們緊緊地聚在一起。白色的柵欄把她們和戰俘隔開。她們喊道：“有某某的消息嗎？”有時，士兵們停下來，有的士兵回答她們的問話。早晨七點鐘，女人們就已經等在那裡了。有的人是淩晨三點才回去，早上七點又來的。但是也有人從深夜三點到七點一直待在那裡。人們不準她們進接待站，許多人不等任何人，也來到奧賽火車站，隻是想目睹這個場麵，看戰俘怎樣到達，看女人怎樣迎接他們，還看其他一切，看這一切怎樣進行，看這個可能永遠不會再現的場麵。一眼就能看出這是些旁觀者，因為他們不喊不叫。他們與那一群群女人保持一段距離，為的是能同時看到戰俘的到達和妻子對他們的迎接。戰俘有秩序地到達了。夜裡，他們是坐著美國大卡車到達的，在強烈的燈光下湧下車來。女人們在喊叫、鼓掌。戰俘停下來，感到目眩、窘迫。白天，隻要看到卡車從索爾菲利諾橋上開過來，女人們就開始喊叫。夜裡，當卡車在距接待站不遠處開始減速時，女人們便叫開了。她們喊著德國城市的名字：“諾瓦斯瓦爾達（我在地圖上沒有找到這個地方，我是按著聽到的音原封不動地寫上去的。——原注）？”“卡塞爾（Kassel，德國黑森州城市。）？”或者喊著戰俘營的編號：“A7營？”“A3營？”戰俘們似乎很吃驚，他們是從勒布爾熱、從德國直接來到這裡的。有時他們也回答問題，但他們往往不太清楚人們要他們做什麼，他們微笑著，轉過頭瞧著法國女人，這是他們重新見到的第一批法國女人。我乾得很差，我記下來的所有名字裡沒有一個是他的名字。每乾上五分鐘，我便想一走了之，扔下鉛筆，不再探問消息，今生今世再也不到這裡來了。下午兩點鐘，我去打聽魏瑪的車何時到，我離開了辦手續的地方，去找一個可以問話的人。在大廳的一角，我看到十幾個女人席地而坐，一個女上校正在講著什麼。我走過去。女上校高高的個子，身穿海軍藍套裝，掛著洛林十字徽章，燙過的白色卷發染成青色。女人們看著她，她們看上去精疲力竭，但張大著嘴聽女上校講話。她們身邊雜亂地放著包袱、捆綁的箱子，還有個小孩睡在包袱上。她們很臟，麵色惶恐，其中有兩個人挺著大肚子。另一個女軍官在一邊看著。我走過去問她發生了什麼。她看著我，低下頭，羞愧地說：“S.T.O.（義務勞動。1941—1944年德國占領時期，維希政府組織年齡在20—23歲之間的法國青年去德國進行為期兩年的義務勞動，參加這種強製勞役的人被稱為“誌願者”。）誌願者。”女上校叫她們站起來跟她走。她們站起來，跟她走了。她們之所以麵色驚慌，那是因為守候在接待站大門口的戰俘妻子們剛才向她們起哄。幾天前，我目睹了S.T.O.誌願者到達的情景。他們也和其他戰俘一樣，微笑著到達這裡，但逐漸地他們明白了，於是他們也有了同樣惶恐不安的麵孔。女上校手指著那些女人，對剛才同我說話的身穿軍服的年輕女人說：“怎麼處置她們？”另一個回答：“我不知道。”女上校大概曾對這些女人說她們是垃圾。有人在哭泣。有身孕的女人目光呆滯。女上校讓她們再坐下，她們就又坐下了。她們當中大部分是女工，她們的手被德國的機器油弄得黑黑的。其中兩個人大概是妓女，她們塗著胭脂，頭發是染過的，但她們大概也開過機器，她們的手也一樣烏黑。一位負責遣返的男軍官走過來：“這是些什麼人？”“S.T.O.誌願者。”女上校的聲音是刺耳的，她向這些女誌願者轉過身來，威脅她們說：“坐下，安靜些……聽見了嗎？彆以為你們能這樣走掉……”她用手勢威脅著。負責遣返的軍官走近那些女誌願者，打量著她們，並當著她們的麵問女上校：“您有命令嗎？”上校說：“沒有，您呢？”“我聽說是拘留半年。”上校仰起有一頭漂亮卷發的腦袋，表示讚同：“罪有應得……”男軍官向那群正在傾聽他們談話、目光驚慌的女誌願者頭部上方噴出幾口煙——駱駝牌香煙，他說：“同意！”然後，這位年輕、瀟灑、魁梧、手裡夾著駱駝牌香煙的男軍官就走了。那些女誌願者看著、窺伺著等待她們的命運的某種跡象。沒有任何跡象。我攔住要走開的女上校：“您知道魏瑪的車什麼時間到嗎？”她專注地打量著我，說：“三點鐘。”她把我看了又看，她在測量我，稍稍厭煩地說：“用不著都擠在接待站裡等人，這裡是將軍和長官待的地方，回家去吧。”我沒料到她這樣待我。我好像罵了她什麼，我說：“那彆人呢？”她反駁說：“我最討厭這種心態！到彆處去訴苦吧，親愛的。”她非常惱火，走過去和一小群也穿軍裝的女人談了這件事。她們聽她講，氣憤起來，看著我。我走向其中的一個人問道：“她呢，她在這裡沒有人要等待吧？”對方看著我，非常惱火。她試圖使我安靜下來。她說：“她有很多事兒要做，可憐的人，她神經緊張。”我回到出口處我們那個尋人部。不大一會兒，我又來到大廳。D拿著假通行證在等我。三點鐘左右，響起一陣嘈雜：“來了！”我離開辦手續的地方，站到一個小走廊的入口處，麵對著大廳。我在等待。我知道羅貝爾·L是不會來的。D在我身旁。他負責跟那些從集中營出來的人打聽誰認識羅貝爾·L。他臉色蒼白。他顧不上我。大廳裡一陣喧嘩。穿軍裝的女人在女誌願者周圍忙碌著，讓她們在一個牆角坐下。大廳空了。戰俘的到來中斷了片刻。負責遣返的軍官們走來走去。麥克風也沉默了。我聽到有人說：“部長來了。”我在一群軍官中間認出弗雷訥。我仍舊待在小走廊的入口處，望著大門。我知道羅貝爾·L沒有任何可能從這裡出現。不過也許D會得到一點兒消息。不好，我發抖了，感覺很冷。我靠在隔板上。突然一陣喧嘩：“他們來了！”外麵，女人們沒有喊叫。她們沒有鼓掌。突然從入口處的走廊裡走出兩個童子軍，他們抬著一個人。那個人緊抱著他們的脖子。兩個童子軍四臂交叉抬著他的腿。那人身穿便服，頭剃得光光的，仿佛受過許多苦。他身上有種奇怪的顏色。他大概在哭泣。不能說他很瘦，不是瘦不瘦的問題，他簡直沒有多少人樣了，叫人懷疑他是否還活著。儘管如此，他還是活著，他的麵孔痙攣成可怕的怪樣。他活著。他的眼睛什麼也沒看，沒看部長，沒看大廳，也沒看國旗，什麼都沒看。他有那副怪相大概是因為他在笑。這是第一個從魏瑪回來的進入接待站的人。我不自覺地走到了大廳中央，背靠著麥克風。又有兩個童子軍扶著一位老人進來了。然後其他十多個犯人走過來，他們的氣色比前兩個要好些，彆人攙扶著他們走。人們讓他們坐在從公園搬來的長凳上。部長朝他們走去。第二個到達的那位老人哭了。不知道他是否真的那樣老，也許他隻有二十歲，無法知道他的年紀。部長走過去，摘下帽子，走向那位老人，朝他伸過手去。老人抓住他的手，他並不知道這是部長的手。一個身穿藍軍服的女人向他喊道：“這是部長，他來看您了！”老人繼續哭著，沒有抬頭。突然，我看見D坐在老人身旁。我很冷，牙齒不停地打戰。有人走近我說：“彆待在這裡，沒有必要，您會病倒的。”我認識他，他是接待站的人。我沒有走。D和老人談了起來。我很快恢複過來。這個老人可能隻有萬分之一的幾率認識羅貝爾·L。巴黎開始有人傳言說軍人們有布痕瓦爾德的幸存者名單。除了哭泣的老人與一些風濕病患者，其他人看上去身體狀況並不太糟。部長和一些高級軍官坐在他們旁邊。D和老人談了很久。我隻注視著D的麵部。我覺得時間太長了。於是我慢慢向長凳走去，走到D的視線以內。D看見我了，他看著我，搖搖頭：“不，他不認識。”我走開了。我太疲勞，真想在地上躺一會兒。現在，穿軍服的女人給從集中營回來的人拿來了飯盒。他們開始吃飯，一邊吃一邊回答彆人提出的問題。令人驚異的是彆人和他們說的那些話並不使他們感興趣。明天，我會從報紙上知道在這些人中間，在這些老人中間，有夏爾將軍及他的兒子於貝爾·夏爾——聖西爾軍校的學生（他當天晚上，也就是在他回來的當夜死去），有奧迪貝爾將軍，煙草管理局局長費裡埃爾，國立圖書館館長於裡安·坎，厄爾托將軍，馬賽爾·保爾，昂熱醫學院絮阿爾教授，裡謝爾教授，克羅德·布代爾，情報部長泰讓的兄弟，還有莫裡斯·內格爾……下午五點鐘左右，我離開了接待站，沿著塞納河岸回家。天氣真好，這是個陽光明媚的日子。我急於回家，急於閉門守著電話，重新回到陰暗的壕溝裡去。我一離開河畔，走進巴克街，城市就又變得遙遠，奧賽火車站就消失了。也許他終究會回來。我不知道。我太累了。我太臟了。有時我在接待站過夜。回家時我得下決心洗個澡，我大概有一個星期沒洗澡了。春天裡我還這麼怕冷，想到洗澡便不寒而栗，我仿佛染上某種再也擺脫不掉的寒熱病。這天晚上我想到了自己。我從未見過像我這樣懦弱的女人。我回顧了一下，那些像我一樣在等待的女人，不，她們誰也不像我這麼懦弱。我認識一些十分勇敢的女人，出類拔萃的女人。我的懦弱彆人都無法加以形容，隻有D是例外。尋人部的同誌們把我看成病人。D對我說：“無論如何，沒有權利這樣自暴自棄。”他經常對我說：“你病了，你瘋了，看看你自己，簡直不成樣子了。”我聽不懂人們對我說什麼（甚至此刻，當我重新抄寫青年時期的這些事時，我也不理解這些話是什麼意思）。我沒有一刻感到有鼓足勇氣的必要。鼓足勇氣可能就是我的懦弱。蘇琪為了她的小孩而勇氣十足。而我，我和羅貝爾·L的小孩在生下來的時候就死去了——他也是死於戰爭。戰爭期間醫生夜裡很少出診，他們缺少汽油。於是我孤身一人。在我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要節省精力。沒有人非要讓我去鬥爭。我進行的鬥爭誰也不了解。我在和黑暗壕溝的境象鬥爭。有時候，這幅境象十分強烈時，我就喊叫或出門走走。D說：“將來你回想起來，會感到羞愧的。”街上的人和平日一樣，商店前麵排著隊，櫻桃已經上市了，為此那些女人在排隊等待。我買了一份報紙。俄國人已經到了施特勞斯貝格（Strausberg，德國勃蘭登堡城市。），甚至可能更遠，接近了柏林。排隊買櫻桃的女人在等待著柏林的陷落。我也等待著。“他們將明白，他們將看到自己的下場。”人們這樣說。全世界都在等待。全世界的政府都意見一致。報上說，如果德國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戰爭就徹底結束了。朱可夫（Gueui Joukov（1896—1974），蘇聯元帥。）布置了密集的炮群，從柏林外圍六十公裡遠的地方向柏林市中心轟擊。柏林在燃燒。它將被燒得寸草不剩。德國人的血將在廢墟中間流淌。有時人們似乎聞到了血腥味，看到了鮮血。戰俘中的一個教士把一個德國孤兒帶到了接待站。他牽著那個孩子，他很自豪，向人們炫耀，解釋他是怎樣找到孩子的，說這個可憐的孩子沒有錯。女人們不滿地看著教士。他竟然給予自己提前原諒和寬恕的權利。他不曾體驗任何痛苦、任何期待。他竟然在此時此地允許自己行使原諒和寬恕的權利，卻根本不了解人們的仇恨，那可憐而善意的、給人以寬慰的仇恨，如同對上帝的信仰一樣的仇恨。他在講些什麼呢？從來沒有哪個教士如此舉止不當，女人們將目光轉開去，唾棄那張掛著寬容明亮微笑的麵孔，她們無視這個孩子的存在。一切都在分裂。一方是女人們的戰線，它密集、堅不可摧。另一方是這個孤獨的男人，他是正確的，但他的語言無法被那些女人理解。蒙蒂（即蒙哥馬利。Bernard Montgomery（1887—1976），英國陸軍元帥。）大概已經越過易北河，不過還不敢肯定，蒙蒂的路線沒有巴頓（Gee S.Patton（1885—1945），美國陸軍上將。）的路線清楚。巴頓在猛攻。巴頓已經到達了紐倫堡。蒙蒂大概拿下了漢堡。大衛·盧塞的妻子打電話來：“他們到漢堡了。好幾天裡他們都避而不談漢堡—新加默集中營。”這幾天她焦急不安，這是有道理的。大衛在那兒，在貝爾森。德國人在槍斃犯人。盟軍前進得很迅速，德軍來不及帶走集中營裡的人，就把他們槍殺了。當時人們還不知道，有的時候，德軍來不及槍殺時，便丟下犯人逃了。哈雷的敵軍被全部殲滅。開姆尼茨（itz，德國東部薩克森州城市，1953—1990年稱卡爾·馬克思城。）被攻克了，隊伍朝德累斯頓方向大步前進。帕奇（Alexander Patch（1889—1945），美國陸軍中將。）清除了紐倫堡的德軍。喬治·皮杜爾（Gees Bidault（1899—1983），法國政治家，二戰期間抵抗運動領袖，1946年任臨時政府總統。）就舊金山會議問題與杜魯門總統會晤。我在街上走著。我們累了，累了。《解放晚報》上說：“人們將永遠不再談起法伊英根（Vaihingen，德國巴登符騰堡州城市。）。地圖上標誌森林的淺綠色將延伸到恩茨河（Enz，德國境內河流。）。鐘表匠死在斯大林格勒，理發師曾在巴黎服役，傻瓜曾占領雅典。現在的大街上空無一人，街上的路麵就像死魚一樣肚皮朝天。”十四萬戰俘回國了。直到現在，還沒有集中營的犯人的數字。內政部門的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進展不大。戰俘們在杜伊勒裡宮的花園裡一等就是好幾個小時。有人預言今年的電影之夜將爆滿。在法國有六十萬猶太人被捕，據說隻能回來百分之一。也就是回來六千人。人們當時還這麼想。他可能和猶太人一起回來吧？他本該一個月以前給我們消息的。為什麼不是和猶太人一起回來呢？我覺得我等夠了。我們累了。將有另一批從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回來的人。一家麵包店開張了，也許應該去買些麵包，不要把票券浪費了。浪費票券是有罪的。有些人什麼也不等待，也有一些人不再等待什麼。前天晚上回來的時候我去波拿巴街通知一家人。我按門鈴，門開了，我說：“我是從奧賽接待站來的，您的兒子快回來了，他身體很好。”那位太太已經知道這個消息了。五天前他們的兒子來了信。D在門外等我。我說：“他們知道他們兒子的消息，他寫過信，這麼說他們可以通信。”D沒有作聲。這是兩天前的事。我一天天減少期待。晚上，門房在門口等著我，讓我去看看學校的門房博爾德太太。我告訴她我明天上午去，她不必擔心，因為今天回來的是A7戰俘營，A3戰俘營還沒到。門房跑著去告訴她了。我緩緩地上樓，我累得氣喘籲籲。我不去看博爾德太太了，明天上午再試試看吧。我很冷。我又去坐在靠近電話機的長沙發上。這是戰爭的尾聲。我不知道我困不困。一段時間以來我再感覺不到困倦了。醒來之後我才知道自己睡過了。我起了床，前額貼在窗玻璃上。樓下聖本篤飯店裡擠滿了人，像蜂窩一樣。付得起錢的人可以享受一個不公開的菜單。這樣的等待是反常的。我將永遠一無所知。我隻知道有好幾個月他都處在饑餓之中，他在臨死之前也沒有再見到一塊麵包，哪怕隻是一次。死前的最後滿足，他也沒有得到。四月七日以前，我就有所選擇了。他大概是貝爾森兩千名被槍殺者中的一個。在格拉特巴赫（Gttbach，德國巴伐利亞州城市。）中部的一個萬人坑裡找到了一千五百具屍體。在條條大道上都有驚恐不安的大隊犯人，他們被帶著，不知去哪裡，卡波（納粹集中營裡被選來管理犯人的犯人。）們不知道，領隊們也不知道。今天，布痕瓦爾德的兩萬名幸存者向集中營的五萬一千名死者致哀，他們是在盟軍到達前夕被槍殺的。隻差幾個鐘頭，就被槍殺了，這是為什麼？據說是為了滅口。在某些集中營裡，盟軍到達時屍體還是溫的。德國人在戰敗的最後一刻做了些什麼呢？搗壞餐具、用石頭打碎玻璃、把狗殺掉。我不再恨德國人了，這種感情再不能叫做恨了。我在某個時期曾恨過他們，這是清楚的，毫不含糊的，我恨不得把他們全部殺光，把所有的德國人都從地球上消滅掉，使類似的事情不再發生。現在，在我對他的愛和對德國人的恨之間，我不知如何區分了。這是一幅畫的兩個側麵：一麵是他，胸膛對著德國人，十二個月以來的希望在他眼裡泯滅了；另一麵是正在瞄準的德國人的眼睛。這就是畫的兩麵。在兩者之間我應該作選擇，或者是滾倒在戰壕裡的他，或者是重新扛起衝鋒槍離去的德國人。我不知道是該把羅貝爾抱在懷裡而讓德國人跑掉，還是不管羅貝爾·L而去抓住殺他的那個德國人，摳出那雙劊子手的眼睛。三個星期以來我一直在想應該阻止他們在逃跑的時候殺人。沒有人提出過任何建議。本來可以派遣傘兵突擊隊在盟軍到達之前的二十四小時占領集中營。從一九四四年八月起，雅克·奧伏萊就試圖製訂這個計劃，但沒有實現，因為費雷訥不願這一創議歸功於抵抗運動。作為戰俘和集中營犯人們的部長，他無能為力，因此就聽任德國人殺戮。從現在一直到最後一個集中營被解放，都將有人被槍殺。沒有辦法阻止他們這樣做。在我那幅雙麵畫中，有時在德國人背後有費雷訥的眼睛。我前額靠著冰冷的窗玻璃，這樣舒服些。我支撐不住我的腦袋了。雙腿和雙臂很沉重，不過沒有腦袋沉重。這不再是個腦袋，而是個膿包。窗玻璃是涼爽的。一小時以後D就來了。我閉上眼睛。他要是回來，我們就去海濱，這是讓他最高興的事了。我想不管怎樣我要死了。他回來我也會死的。如果他按門鈴：“誰呀？”“是我，羅貝爾·L。”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門打開，然後死去。他要是回來，我們一定去海濱，那將是夏天，盛夏。從我開門到我們在海邊重聚的這段時間裡，我死了。在某種劫後餘生的狀態中，我看到大海是綠色的，還有一個淺橘黃色的海灘，沙丘。在大腦深處，腥鹹的海風使我停止了思想。我不知道我看到大海的時候他在哪裡，但我知道他活著。他在地球上的某一處，也在呼吸著。這樣我就可以躺在海灘上休息。他回來的時候，我們一定去海濱，去一處炎熱的海濱，這是讓他最高興、也是對他最有好處的事情。他會回來的，他會到海濱去，他會站在沙灘上，望著大海。我呢，隻要看著他，看著他我就心滿意足了。為自己我一無所求。我頭倚著窗玻璃。我大概在哭泣。六十萬人中，有一個在哭泣。在大海前麵的那個人，是他。德國的夜是寒冷的。在那兒，在海灘上，他隻穿著襯衫出來，他在和D交談。他們專心於交談。我將死去。他一回來，我就死去，不可能是彆的樣子，這是我的秘密。D不知道這一點。我選擇了像現在這樣等待他，直到為此而死。這是我個人的事。我又回到長沙發上，躺了下來。D按門鈴。我去開門：“沒消息？”“沒有。”D在客廳裡挨著長沙發坐下。我說：“我看沒有多少希望了。”D看上去很疲倦，沒有回答。我接著說下去：“明天是四月二十二日，百分之二十的集中營都解放了。我在接待站見到索雷爾，他對我說五十個人中回來一個。”D沒有勇氣回答我，但我繼續說著。門鈴響了。是羅貝爾·L的妹夫：“怎麼樣？”“沒有消息。”他搖搖頭，沉思了一下，然後說：“聯係方麵有問題，他們不能寫信。”他們說：“德國已經沒有定期的郵政業務了。”我說：“可以肯定的是已經有了布痕瓦爾德的犯人的消息了。”我提醒說，羅貝爾那一批人，八月十七日的那一批人是到布痕瓦爾德去的。“誰告訴你他年初沒有被轉移到彆處去呢？”我讓他們走，讓他們回家去。我聽了一會兒，他們在談話，後來聲音就越來越聽不清了。談話間有長久的沉默，然後聲音又傳了過來。我覺得有人抱住了我的肩，是D。我是睡著了。D喊道：“你怎麼了？怎麼這樣睡呀？”我又睡著了。等我醒來時羅貝爾的妹夫已經走了。D去找溫度計。我在發燒。在高燒中，我又看見了她。她和彆人一道在柳林街（Rue des Saussaies，巴黎第八區的一條街道，1940年成為德國蓋世太保所在地。）排了三天隊。她大概有二十歲。她的肚子高高地挺著。她去那裡是為了一個被槍殺者，為了她丈夫。她接到通知，來取他的遺物。她來了。她仍然害怕。為了取遺物她排了二十二個小時的隊。儘管天氣很熱，她還是渾身發抖。她講著，滔滔不絕地講著。她取他的遺物是為了再看看它們。是的，兩個星期後她就要分娩了。孩子見不到他的父親了。排隊的時候她一遍又一遍地讀著他最後那封信：“告訴我們的孩子，我是勇敢的。”她邊講邊哭，她再也控製不住自己了。我想起了她是因為她不再等待了。我不知道如果在街上遇見她，我能不能認出她來，我忘記了她的麵孔是什麼樣子，我隻記得她那高高隆起的腹部，隻記得她拿在手中仿佛要給彆人看的那封信。二十歲。彆人遞給她一個折疊凳。她試圖坐下去，但又站起來，她隻有站起來才能支撐自己。D在我這裡過夜。這一夜仍然沒有電話。我應該去看看博爾德太太。我煮了很濃的咖啡，吃了一片退燒藥。頭昏、惡心都會過去的。好一些了。今天星期日，郵遞員不來。我給D端去一杯咖啡。他看著我，臉上露出溫和的笑容：“謝謝你，我的小瑪格麗特。”我喊著說不。我的名字讓我害怕。吃過飯以後，我滿身大汗，燒也退了。今天我既不去接待站也不去印刷廠。應該買一份報紙。又是一張貝爾森的照片，一個長長的墳坑裡躺著屍體，從未見過如此骨瘦如柴的軀體：“戰線離柏林市中心隻有四公裡了。”“俄國的戰報一反往日的審慎。”普利文（René Pleven（1901—1993），法國政治家。）先生擺出統治法國的架勢，他宣布調整工資，提高農產品價格。丘吉爾先生說：“再等不了多久了。”也許盟軍和俄國人今天就會師。德伯呂布呂代爾反對在沒有戰俘和集中營的人參加的情況下進行選舉。《國民陣線》第二版的報道說有一千名集中營犯人在四月十三日早晨被活活燒死在馬格德堡（Magdeburg，德國薩克森安哈爾特州首府。）方向的一個穀倉裡。弗雷德裡克·諾埃爾在《藝術與戰爭》裡說：“有些人認為藝術革命是由戰爭引起的，實際上戰爭是在其他方麵產生影響。”森普鬆抓到兩萬名俘虜。蒙蒂會見艾森豪威爾。柏林在燃燒。“斯大林大概在他的指揮台上看到了這壯觀而又可怕的場麵。”據統計，在最後這二十四小時裡，柏林響起了二十七次警報。還有活著的人。我來到博爾德太太家。她的兒子就在門口。女兒在長沙發上哭泣。房間又臟又亂，很陰暗。小屋裡回蕩著博爾德太太的哭聲。這屋子就像法蘭西。“這下我們可好了，”兒子說，“她不肯起床。”博爾德太太躺著，看著我，哭得臉都變了形。她說：“完了。”我又說道：“您沒有理由這樣不珍重自己，A3營還沒有回來呢。”她用拳頭捶打著床，喊叫著：“這話您對我說了一個星期了。”“我可不是騙您，您看看報紙吧。”“報紙上說得不清楚。”她很固執，她不願意再看我。她說：“您告訴我他回不來了。街上都在這麼說。”他們知道我經常去弗雷訥部、去尋人部。如果我應對得當，博爾德太太未來三天還會起床。可是我太疲勞了。確實，兩天前A3營就該解放了，博爾德太太等著我告訴她消息。那邊，在大路上，一個男人從縱隊裡走出來。一陣衝鋒槍聲。我很想任她死去。但她的小兒子看著我。於是我就讀報上的專欄：“回來的人們……”我們編造著。我去買麵包，又回到樓上。D在彈鋼琴，他總是彈鋼琴，他一生中在任何境遇下都如此。我坐在長沙發上。我不敢叫他彆彈了。這使我頭疼，又感覺到惡心了。這確實很奇怪，直到現在一丁點兒消息也沒有。他們在忙彆的事。幾百萬人都在等待末日的到來。德國被打得稀巴爛。柏林在大火中。一千座城市被夷為平地。成百萬的平民百姓在逃難，希特勒的選民們在逃難。每分鐘都有五十架轟炸機從機場起飛。這裡的人忙著地方選舉，也忙著戰俘的遣返工作。有人談過要征用私人汽車和住宅，但是未敢付諸行動，唯恐得罪那些財產所有者。戴高樂對此興趣不大。戴高樂講話時，總是先談北非陣線，然後將政治犯問題一帶而過。四月三日，戴高樂說了這幾句罪不可恕的話：“流淚的日子已經過去，光榮的日子重新來臨。”我們永遠不會寬恕他。他還說：“命運挑選了地球上的某些地方來宣布其判決，巴黎曆來就具有象征意義……一八七一年一月巴黎的投降成就了普魯士德國的勝利……一九一四年那令人難忘的日子……一九四零年也不例外。”他沒有談到巴黎公社。他說一八七零年法國的戰敗成就了普魯士德國。對戴高樂來說，巴黎公社養成了人民相信自己的存在、相信自己力量的惡習。戴高樂確確實實是右派的頌揚者——他麵對著右派、並且隻麵對著右派講話——他想使人民喪失活力。他願意人民軟弱、信教，他願意他們像資產者一樣成為戴派，他願意他們成為資產階級。戴高樂不提集中營，很明顯，他絕口不談，很明顯，他公然反對把人民的痛苦納入到勝利中去，因為他怕削弱他戴高樂本人的作用，怕減少他戴高樂本人的影響。是他要求此刻就進行市鎮選舉的。他是個職業軍官。我周圍的人在三個月以後就看清了他，永遠唾棄了他。女人們也恨他。後來，他曾說：“人民自主的專政孕育著削弱個人責任的危險。”他什麼時候提起過領導者的責任所帶來的難以勝數的危險呢？尊敬的巴尼斯神甫在巴黎聖母院談到革命一詞時說：“人民起義、總罷工、巷戰等等，可以是很好的電影素材。可是這些東西，除了場麵轟動怎能算是革命？怎能算是真正的、深刻的、持久的變革？請看一七八九、一八三零、一八四八年吧。在暴力和政治動亂之後，人民厭倦了，他們要養家糊口、要工作。”必須使人民喪失勇氣。尊敬的巴尼斯神甫還說：“在維護秩序方麵，教會毫不含糊，它擁護秩序。”戴高樂決定為羅斯福設立哀悼日。沒有人為那些死於集中營的人設立哀悼日。應該照顧美國。法蘭西將為羅斯福哀悼。對自己的人民無需哀悼。除了等待以外，生命不再存在。出現在我們頭腦裡的種種場麵比發生在德國大道上的還要多。每一分鐘都有衝鋒槍在大腦裡掃射。我們還活著，發生在大腦裡的掃射並不置人於死地。他走在路上被射死，他腹中空空地死去。他的饑餓像禿鷲一樣在我腦中盤旋。我無法給他任何東西吃。總可以把麵包伸向虛空，但我甚至無法知道他是否還需要麵包。我買了蜂蜜、糖和麵條。我想，如果他死了，我就把這一切燒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減輕他的饑餓給人帶來的煎熬。人們死於癌症，死於車禍，但並不死於饑餓，不，不是死於饑餓，而是在饑餓之前完結。饑餓的所作所為由射向心臟的一顆子彈圓滿完成。我真願意把我的生命給他，但我現在卻連一塊麵包也不能給他。這還叫做思想嗎？一切都懸在那裡。博爾德太太和我，我們生活在現在時中。我們可以設想再活一天，卻不能設想再活三天。購買三天的奶油和麵包，對我們來說，無疑是對上帝旨意的侮辱。我們已經與上帝連在一起，純粹在聽天由命中苟活。D對我說：“什麼傻話、蠢話你都會說出來……”博爾德太太也是這樣。此刻有人在說：“應該對事件進行思考。”D是這樣對我說的：“應該努力去讀點什麼，不管發生什麼都可以讀點什麼。”我努力試過，我什麼都試過，不過句子連貫不起來，當然，我猜想這連貫性是存在的，但有時覺得它並不存在，它從來就不存在，眼前的一切才是真實的。另一種連貫性把我們攫住了，那是他們的身體和我們的生命的關聯。也許他在兩個星期前就死了，靜靜地躺在陰暗的壕溝裡。蠅蟲爬遍他的身體，棲息在他身上。一顆子彈擊中後頸、心房、眼睛？他那蒼白的嘴唇貼著德國的土地，而我還一直在這裡等他，因為事情並不完全確定，也許他還可以再活一秒鐘。因為他也許會在頃刻間死去，但是此刻還沒有死。因此，生命每時每刻都會離我們而去，所有的希望都會破滅；生命每時每刻都會歸來，所有的希望也會重現。也許他正在犯人隊伍中，也許他正彎著腰一步一步往前走，也許他那樣勞累，不會再邁出第二步？也許這沒有邁出的第二步距今已經十五天了？半年？一個小時？一秒鐘？寫出來的書一行字也讀不下去，對於博爾德太太和我來說，所有的書都來遲了。我們處在一場戰鬥的前列，這是一場沒有名稱、沒有武器、沒有流血、沒有榮耀的戰鬥。我們處在等待的前列。在我們身後，文明化為灰燼，多少個世紀積累下來的思想也全部化為灰燼。博爾德太太不接受任何假設。在博爾德太太的頭腦裡如同在我的頭腦裡一樣，出現的是沒有對象的騷動、無名的痛楚以及同樣的壓迫感。還出現一些距離，它們仿佛指向某些出口，可隨後就被堵塞，被消弭，直至被滅絕。痛苦、流血和呐喊無處不在，因此無法形成思想。思想不屬於混沌，而它往往被混沌取代。在混沌麵前，思想無能為力。我一直待在電話機旁邊的長沙發上。今天，是的，今天柏林就要被攻克了。人們天天都這樣宣告，不過今天確實是要結束了。報紙告訴我們用什麼方式通知大家：以最後一次鳴警報的方式。那將是這次戰爭的最後一次警報。我再不去接待站了，再也不去了。還是有人陸續回來，從呂特西亞旅館，從東站，從北站。完結了。我不僅不再去接待站，甚至動也不動了。我相信一切都完結了，昨天就相信了，可昨天晚上十點鐘我還是出了門，我坐地鐵，我去敲D的門。他給我打開門。他把我抱在懷裡：“從剛才到現在沒有什麼消息吧？”“沒有。我撐不住了。”我又離開了。我甚至都不願意走進他的房間，隻是想看看D，看他臉上是否有特殊的跡象，是否有關於死亡的謊言。敲響十點鐘的時候，當時我剛到家門，恐懼突然襲來。那是對一切的恐懼。於是我又來到門外。我抬起頭來，突然看到房間變了樣，燈光也變了樣，突然黃了起來。突然的確信，槍彈狂射般的確信：他死了。死了。死了。四月二十一日，他四月二十一日死的。我站起身，來到臥室中央。這是一秒鐘內發生的事。太陽穴不再跳動。再不是太陽穴的問題了。我的臉在蛻化，在改變。我整個人也在蛻化，散了架，改變了模樣。臥室裡沒有人。我感覺不到自己的心跳。恐怖像洪水一樣慢慢升起來，我被淹沒了。我是那樣害怕，我不再等待了。完結了，是完結了嗎？你在哪裡？怎麼才能知道呢？我不知道他在哪裡。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哪裡。我不知道我們在哪裡。這個地方叫什麼名字？這是個什麼地方？這都是怎麼回事？怎麼回事？誰是羅貝爾·L？再沒有痛苦。我正在明白在這個人和我之間再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等待另外一個人也會如此。我不再存在，為什麼要等待羅貝爾·L？如果願意等待的話，還不如等待另外一個人。在這個男人和她之間再沒有任何共同點。這位羅貝爾·L是誰？他確實存在過嗎？是什麼東西產生了這個羅貝爾·L，是什麼？為什麼是他而不是另外一個人被等待？她到底在等待什麼？她在等待其他什麼等待嗎？兩個星期以來她在等待中情緒激動，這玩的是什麼把戲？這個房間裡發生了什麼事？她是誰？她是誰，D知道。D在哪兒？她知道，她可以去看他，請他解釋。我該去看他，因為發生了一件新的事情。我去看了他。表麵看來，什麼也沒有發生。電話響了。我在黑暗中醒來。我點亮燈，看看鬨鐘：五點半。還是夜裡。我聽見：“喂？……什麼？”接電話的是D，他睡在我身旁。我聽見：“什麼，您說什麼？是的，是這裡，對，羅貝爾·L。”沉默。我就在拿著聽筒的D身旁。我試圖奪過聽筒來。好長時間。D不放手。“什麼消息？”沉默。對方在巴黎的另一端講話。我試圖奪過聽筒，很難，不可能。“什麼？同伴？”D放下電話對我說：“羅貝爾·L的幾個同伴到了戈蒙（Gaumont，位於巴黎十七區的電影廠，當時成為回國戰俘的接待站。）。”她聲嘶力竭：“這不是真的。”D又拿起聽筒：“羅貝爾·L呢？”她試圖奪過來。D什麼也沒說，他聽著，電話在他手裡。“你們不知道彆的了？”D向她轉過身來：“他們兩天前和他分手的，他當時還活著。”她不再試圖奪過電話機了，她癱在地上，摔倒了。他兩天前還活著，這幾個字使什麼東西爆裂了。她隨它去。這東西爆裂了，從嘴裡、鼻子裡、眼睛裡流出來。應該讓它流出來。D放下電話，呼喚著她的名字：“親愛的，親愛的瑪格麗特。”他沒有走近，他沒有扶她起來，他知道不能碰她。她在忙著。讓她安靜。那個東西從各處湧流出來。活著。活著。他說：“我親愛的，親愛的瑪格麗特。”兩天前，像你和我一樣，他活著。她說：“彆管我，彆管我。”那個東西流了出來，以呻吟和哭喊的方式，以它願意的各種方式流了出來。它出來了。她隨它而去。D說：“我們該過去了，他們在戈蒙，他們在等我們，我們還是先喝杯咖啡再去吧。”D這樣說是為了讓她喝杯咖啡。D笑了。他不停地說：“啊！真有他的……怎麼能想到他們會……羅貝爾真鬼……他大概在最後一刻躲了起來……我們還以為憑他那樣子不會那麼機靈呢。”D在浴室裡。他說了“憑他那樣子”。她靠在廚房的壁櫥上。確實，他的樣子與眾不同。他總是漫不經心，仿佛什麼也看不見，總是在追求至善之境。她在煮咖啡。D又說：“再過兩天就會看見他回來了。”咖啡已煮好。喝著熱咖啡，又想起來：他還活著。我很快換上衣服，吃了一片退燒藥。還總是發燒，渾身是汗。街上空蕩蕩的。D走得很快。我們來到了改成接待站的戈蒙公司。事先說好，我們要見埃萊娜·D。她來了，笑容滿麵。我渾身發冷。他們在哪兒？在旅館裡。她帶著我們走。旅館。燈火通明。人來人往，有穿著條紋衣服的集中營犯人，也有穿著白外套的女護理員。整夜不斷有犯人來。這就是那個房間，女護理員走了。我對D說：“敲門吧。”心在劇烈地跳動，我大概無力進去。D敲了門，我和他一起進了屋。床角有兩個人，一男一女。他們什麼也沒說，他們是家屬。床上有兩個集中營回來的人，一個睡著了，大約二十歲，另一個對我微笑。我問：“您就是貝羅第嗎？”“是我。”“我是羅貝爾·L的妻子。”“兩天前我們和他分手的”。“他怎麼樣？”貝羅第看看D說：“有人比他更疲憊不堪。”年輕人醒了：“羅貝爾·L，啊，是的，我們本來應該和他一起逃跑的。”我靠近床邊坐下。我問：“他們槍斃人嗎？”兩個年輕人互相看了看，沒有立即回答，隨後說：“就是說……他們不再槍斃人了。”D接過話來：“當真？”貝羅第回答：“到我們離開的時候，他們已經有兩天不再槍斃人了。”兩個戰俘自己說開了。年輕人問：“你怎麼知道？”“集中營裡的俄國犯人頭兒告訴我的。”我問：“他告訴您什麼？”“他說他們接到命令不再槍斃人。”年輕人說：“有時候他們槍斃犯人，有時候不。”貝羅第看看我，又看看D。他笑了笑說：“我們累了，請原諒。”D的眼睛盯著貝羅第，問：“他怎麼沒和你們在一起？”“火車啟動時我們一起找過他，沒找到。”“我們確實仔細找了。”“你們怎麼會沒有找到？”“天很黑，”貝羅第說，“況且人還很多。”“你們仔細找過了？”“您是說……”他們對視著。“噢，是的，”年輕人說，“是找過……甚至還喊過他的名字，儘管這很危險。”“他是個好夥伴，”貝羅第說，“我們找過他，他還給我們做過有關法國的講座呢。”“他講得很好，嗬，那神氣……他把聽眾給迷住了……”我問：“既然你們沒有找到他，那麼說他已經不在了？他被槍殺了？”D來到床邊，他動作粗暴，他很生氣，但控製著自己，他的臉色幾乎跟貝羅第一樣蒼白：“你們最後一次是什麼時候見到他的？”兩個人互相看了看。我聽到那個女人的聲音：“他們累了。”我們仿佛在審問罪犯，一秒鐘也不讓他們喘息。“不管怎麼說，我看見他了，我敢肯定。”年輕人說。他目光茫然地看著什麼，重複說他敢肯定，可是他什麼都不能肯定。D還是不停地問：“努力想一想，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什麼時候。”“我是在隊伍裡看見他的，你記不得了嗎？在右邊，天還沒黑……到達火車站前一小時。”年輕人說：“那時候真是筋疲力儘……不過我，我是在他逃跑以後又見到他的，這我敢肯定，因為我們還說好從那裡、從車站逃走。”“什麼？他逃跑？”“是的，他企圖逃跑，又被抓回去了……”“什麼？逃跑的人不被槍殺嗎？你們說的不是真話。”貝羅第不知再說什麼了，什麼也說不出，他的記憶破碎了，他泄氣了。“不是跟你們說了他會回來的。”這時，D粗暴地插話，他讓我住口，然後他又開始問：“他是什麼時候逃跑的？”他們彼此看看：“是頭一天吧？”“我想是的。”D在詢問，在懇求：“努力想一想，很抱歉……不過努力想一想。”貝羅第微笑了一下：“我很理解你們，不過我們太累了……”他們沉默了一會兒。絕對的沉默。然後年輕人說：“我肯定在他逃跑以後我見過他，是在隊伍裡看到他的，現在我敢肯定。”貝羅第問：“什麼時候？怎麼看到的？”“他和吉拉爾一起，在右邊，我敢肯定。”我又問：“你們怎麼知道他們是否槍斃人呢？”貝羅第說：“這您不用害怕，我們會知道的，我們每回都知道，納粹黨衛隊在隊伍後麵槍斃人，然後同伴們把消息一直傳到隊伍前麵。”D說：“我們想知道你們為什麼沒有找到他。”“天太黑，”貝羅第接著說。“也許他第二次逃跑了，”年輕人說。“總之，你們在他第一次逃跑以後見到過他。”“確實，”貝羅第說，“確確實實。”“他們把他怎麼樣了？”“嗯，他被狠狠揍了一頓……菲利普會比我講得更清楚，他們是夥伴。”我問：“他們怎麼沒有槍斃他呢？”“美國人那麼近，他們來不及了。”“再說，每次情況都不一樣，”年輕人說。我問：“在他逃跑以後，你們一起商量好逃到火車站的嗎？”沉默，他們彼此看著。D說：“你們明白嗎，如果你們是在他逃跑以後和他商量的話，那就增加一份把握了。”不，他們不知道了，關於這一點他們什麼都不記得了。他們記得隊伍的某些騷動，記得幾個夥伴跳到壕溝裡藏身的某些動作，他們還記得遍地都是美國人。而其他的事情，他們都不記得了。另一個磨難期開始了。德國在燃燒。他在德國本土，這不十分肯定，不十分肯定。但可以這樣說：如果他未被槍殺，如果他還待在犯人隊伍裡，那麼他就置身於在德國燃燒的熊熊烈火之中了。上午十一點半。電話響了。我一個人在家，是我接的電話。對方是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1916—1996），法國政治家，1981—1995年任法國總統。德國占領時期，他在維希政府的戰俘總署任職，並同時領導著抵抗組織“全國戰俘與集中營囚犯運動”，本書作者杜拉斯及其前夫羅貝爾·昂泰爾姆（即此文中羅貝爾·L）皆為該組織成員。），化名莫爾朗。“菲利普回來了，他一星期前看見了羅貝爾。他當時還好。”我解釋說：“我見過貝羅第了，羅貝爾好像逃跑了，又被抓了回去。菲利普有什麼消息？”弗朗索瓦說：“是的，他試圖逃跑過，又被一些孩子抓了回去。”我問：“他最後一次看見他是什麼時候？”沉默。弗朗索瓦說：“他們是一起逃跑的，菲利普跑得遠，德國人沒看見他，羅貝爾就在路邊上，他被打了一頓。菲利普等著他，沒有聽見槍聲。”沉默。“確實嗎？”“確實。”“就這些嗎？後來他再沒看見他？”沉默。“沒有，因為菲利普離開了，逃跑了。”“那是什麼時候？”“十三號。”我知道這都是弗朗索瓦·莫爾朗算出來的，毫無差錯。“你怎麼看？”“沒問題，”弗朗索瓦說，“他會回來的。”我問：“犯人隊伍裡有被槍殺的嗎？”沉默。“說不準。來印刷廠吧。”“不，我累了。菲利普怎麼看？”沉默。“沒問題，四十八小時以後，他就該回來了。”我問：“菲利普怎麼樣？”“很疲勞，他說羅貝爾還堅持得住，狀況比他好。”“他知道那批犯人去哪裡了嗎？”“不，一無所知。”我問：“你沒騙我吧？”“沒有。你到印刷廠來吧。”“不，我不去。告訴我，要是四十八小時以後他還不回來呢？”“你要我怎麼回答你呢？”“為什麼你對我說這個數字，四十八小時？”“因為菲利普說他們是在十四號到二十五號之間被解放的。不會有彆的可能。”貝羅第十二日逃跑，二十四日回來，菲利普十三日逃跑，二十四日回來。算起來需要十天至十二天。羅貝爾大概明天或後天到，也許是明天。D請來了醫生，我的高燒總也不退。卡茨太太、我的女友讓妮·卡茨的母親到我家來住。她在等待她的女兒。她的女兒和羅貝爾的姐姐瑪麗路易絲一起被關進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Ravensbrück，德國菲爾斯騰堡附近的納粹女集中營。）。裡比打過電話，問羅貝爾的情況。他也在犯人隊伍裡，是在貝羅第之前逃跑的，比他回來得早。音訊杳無。夜裡和白天都是如此。D給我帶來了《戰鬥報》。最新消息，俄國人拿下了德國的一個地鐵站。但是，朱可夫的大炮還在密集圍攻轟炸著德國的廢墟。什切青（Stettin，波蘭西北部港口城市。）和布爾諾（Brno，捷克南摩拉維亞州首府。）已被拿下。美國人到了多瑙河。整個德國都掌握在美國人手中。占領一個國家並不容易。他們會把它怎麼樣呢？我也變得和博爾德太太一樣了，我不再起床。由卡茨太太上街買東西、做飯。她心情不好。她為我買來美國牛奶。我想，要是我真的病了，她就不會那麼想念她的女兒了。她的女兒是個殘疾人，得了一次骨結核病以後一條腿就癱瘓了。她是猶太人。我在接待站裡聽說過他們殺害殘疾人。人們開始知道些關於猶太人的消息了。卡茨太太等了六個月，從一九四五年六月一直等到十一月。她的女兒是一九四五年三月死的，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通知她，費了九個月才確認了她的姓名。我沒有和她談羅貝爾·L。她到處張貼她女兒的尋人啟事，在所有的接待站，在所有的過境線，還告訴所有的親屬，但是沒有人知道。她買了五十罐美國牛奶，二十公斤糖，十公斤果醬，還有鈣片、磷酸鹽、白酒、花露水、大米、土豆等。卡茨太太一字一句地說：“她的衣服都洗過、補過、熨過了，我又給她的黑外套加了襯裡，添上了兜。所有的衣服原先都放在一個有樟腦丸的大箱子裡，我拿出來曬曬，一切都準備齊全了。我讓人給她的鞋子上了掌，又給她的襪子縫了幾針。我想我什麼都沒有忘記吧。”卡茨太太在向上帝挑戰。沒有任何消息。黑洞。一絲光亮也沒有。我重新連接時間的鏈條，但是，從菲利普沒有聽到槍聲起到沒有人在火車站見到羅貝爾·L，這中間出現了一個空白、一個深淵。我起了床。卡茨太太到她兒子家去了。我穿上衣服，坐在電話機旁。D來了。他一定要我和他一起去飯館吃飯。飯館裡滿座。人們在談論戰爭的結束。我不餓。每個人都在講述德國的暴行。我永遠不再感到餓。彆人吃的東西令我作嘔。我想死。用一把剃須刀割斷與身外世界的聯係，甚至和D的聯係。可怕的猜想：如果今晚再沒有他的消息，他就是死了。D看著我，他當然可以看著我，他死了。我說出來也沒有用，D不會相信我。《真理報》上寫著：“德國末日的喪鐘敲響了。火與鐵的包圍圈在柏林周圍收縮。”結束了。和平到來的時候他將不在人世了。意大利遊擊隊在法恩紮（Faenza，意大利艾米利亞羅馬涅區城市。）俘獲了墨索裡尼。整個意大利北部都在遊擊隊手中。墨索裡尼被俘，其他一無所知。多列士（Maurice Thorez（1900—1964），法國政治家，共產黨創始人。）談到了將來，他說應該努力工作。我為羅貝爾·L保存著所有的報紙。他要是回來，我和他一起吃飯。在這以前，我不吃飯。我想起了那個十六歲的小德國兵的母親，她的兒子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七日孤零零地躺在藝術橋畔的石堆上奄奄一息，而她還在等待她的兒子。現在戴高樂掌了權，他成了四年來挽救我們榮譽的人。他聲名顯赫，可他對人民的讚頌卻吝嗇得很，他身上有一種可怕、殘忍的東西。他說：“隻要我在，國家就會運轉。”除了和平，戴高樂什麼也不等待。隻有我們還在等待，這是一種永恒的等待，古往今來天下所有的女人的永恒的等待：等待男人們從戰場歸來。我們在世界的這一邊，在這裡，萬人坑裡的死者屍骨如山。這是在歐洲發生的事情。正是在這裡，成百萬的猶太人被燒死。正是在這裡，我們為他們哭泣。美洲驚奇地看著歐洲巨大的焚屍爐在冒煙。我不能不想起那位頭發花白的老婦人，她將悲傷地等待兒子的消息，而她十六歲的孩子已在藝術橋畔死去，那樣孤單地死去。我的孩子，也許有人會看到他，就像我看到這個孩子一樣，看到他在壕溝裡，手臂在做著最後的呼救動作，而雙眼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看到他的那個人永遠不會明白這個男人對我意味著什麼，而我也將永遠不知道那個人是誰。我們屬於歐洲，事情是在這裡、在歐洲發生的，我們被禁錮在一起，麵對著歐洲以外的世界。在我們周圍是同樣的大洋、同樣的入侵、同樣的戰爭。我們屬於被焚屍爐燒死、在馬伊達內克（Majdanek，德國納粹集中營和滅絕營，位於波蘭盧布林的東南部。）被煤氣毒死的種族，我們也屬於納粹的種族。布痕瓦爾德的焚屍爐、饑餓、貝爾森的公共墓穴對我們一視同仁。這些墓坑也掩埋著我們自己，這些如此相同的屍骨都是歐洲家族的屍骨。這些事情並不是發生在巽他群島（Sunda Isnds，亞洲大陸東南，自馬來半島，朝新幾內亞方向至馬魯古群島的島群。）的一個小島上，也不是在太平洋的某一個地方，而是發生在我們的土地、歐洲的土地上。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間在多拉（MittelbauDora，德國諾德豪森市附近的集中營。）死掉的四十萬德國共產黨人的屍骨也在歐洲這個公墓中，其中還有幾百萬猶太人和上帝的觀念以及每個猶太人、每個猶太人心中的上帝的觀念。美國人說：“此刻所有的美國人，不管他是芝加哥的理發師還是肯塔基的農民，都知道在德國集中營裡發生的事情。”美國人想向我們炫耀他們絕妙的戰爭機器，並想借此消除農民和理發師們的疑慮，因為這些人原先對讓他們的兒子到歐洲前線去打仗持懷疑態度。當美國人得知墨索裡尼被掛在屠宰場的鐵鉤上處死以後，他們將無法理解，他們將目瞪口呆。等待和平的人不等待什麼，什麼也不等待。越來越難以解釋為什麼還沒有消息。和平已經出現了，仿佛是即將來臨的黑夜，也仿佛是遺忘的開始。證據已經在眼前了：巴黎的夜晚燈火通明。聖日爾曼德普雷廣場亮如白晝。雙偶咖啡館座無虛席。天還是很冷，露天座上沒有人。不過，小飯店也擠滿了人。我出了門，和平向我逼近。在和平的逼迫下，我快速返回家中。我隱約看到一種可能實現的未來就要來臨，一塊陌生的土地將在這片混沌中出現，在那裡不會有人再等待。而這裡沒有我的一席之地，我並不屬於這裡，而是屬於那邊，在那塊彆人無法接近、無法理解、此刻淪於燒殺之中的土地上，和他在一起。我抓著一棵救命草，抓著這最後的可能性，這根本不會被報紙理睬的可能性。燈火通明的城市對我來說失去了一切意義，它隻象征著死亡，象征著沒有他們的明天。這座城市隻有對我們這些仍然在等待的人來說才具有現實性。對我們來說，這是他們再也見不到的城市。和平遲遲不來，大家都很不安。他們不簽和約還等什麼？到處都能聽到這句話。威脅與日俱增。今天聽說希特勒奄奄一息。是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德國納粹政客，警察首腦，陸軍司令。）在德國電台最後的廣播中說的，同時他向盟軍請求投降。柏林在燃燒，隻有那“三十個敢死營”在保衛它。在柏林，據說希特勒向自己的頭部打進了一顆子彈。希特勒大概死了，但消息不確實。全世界都在等待。希姆萊在他的文告中說：“希特勒奄奄一息，不會活到宣布無條件投降。”這個消息對他將是致命一擊。美國和英國回答說他們隻能和蘇聯一起接受德國的投降。希姆萊是向舊金山會議提出投降建議的。作為最新消息，《戰鬥報》宣布：投降書同時也曾向俄國人提出。斯大林主義者們不願意把墨索裡尼交給盟軍。報上說，墨索裡尼應該交由人民處置。法裡納奇（Roberto Farinacci（1892—1945），意大利法西斯黨重要成員。）受到民間法庭的審判，當著萬頭攢動的群眾，在一個大城市的廣場上被處死了。在舊金山會議上，歐洲處於艱難的時刻，歐洲是少數。斯退丁紐斯（Edward Reilly Stettinius（1900—1949），美國國務卿，舊金山會議的美國首席代表。）主持會議。《戰鬥報》說：“麵對幾大國的表演，小國抬起了頭。”人們已經談到和平以後的事情了。太多了，死去的人真是太多了。七百萬猶太人被消滅，裝在運牲畜的貨車裡運走，又在專門設置的煤氣室裡被毒死，然後在專門設置的焚屍爐裡被燒掉。還沒有談在巴黎的猶太人呢。他們的新生兒被交給專門負責勒死猶太兒童的婦女，她們是用頸脈擠壓法殺人的專家。這毫無痛苦，她們微笑著說。在德國發現的這種有組織的、合理化的死亡新貌使人憤怒，但首先使人困惑。人們震驚了。怎麼還能當德國人？人們在彆處、在以往的年代裡尋找先例。沒有先例。沒有任何時代會如此頭腦發昏，不可救藥。世界上最偉大的文明民族之一，所有時代的音樂之都，以國家工業那種完美無缺、有條不紊的方式在不久前殺死了一千一百萬人。全世界都望著這座大山，這座上帝的造物給它的同類製造的死人堆。人們提到某位德國文學家，他為此深感不安，變得陰鬱並沉入對這些事情的思考之中。如果納粹的罪行沒有擴大到世界範圍，如果這一罪行沒有在集體範圍被理解，那麼，那個在貝爾森集中營裡帶著集體思想和階級意識孤獨死去的人就遭到背叛了，正是這種集體思想和階級意識使他在某個夜晚、在歐洲的某個地方，在沒有上級、沒有軍裝又沒有證人的情況下撬開了鐵軌。如果我們強調納粹恐怖的德國性，而不是強調其集體性，那麼貝爾森集中營那個人的所作所為就被納入地區僑民的範圍了。對這一罪行的唯一回答就是把它看成所有人的罪行。分擔它。如同分擔平等、博愛的思想。為了曾經承受並容忍這一觀念，分擔這一罪行吧。我並不知道那是哪一天，不知道是不是還是四月裡的一天，不，是五月的一天。上午十一點鐘，電話鈴響了。是從德國打來的，是弗朗索瓦·莫爾朗。他沒說你好。他幾乎是粗暴的，但仍像平時那樣清楚明了：“好好聽我說，羅貝爾還活著。鎮靜。是的。他在達豪。堅強地聽我說。羅貝爾身體很弱，到了你無法想象的地步，我不得不告訴你，這隻是個時間的問題。他還可以活三天，再長不了。D和博尚必須今天就動身，今天上午就動身來達豪。這樣對他們說：讓他們馬上到我的辦公室去。他們是知道的。他們會得到法國軍官的服裝、護照、委任狀、汽油票、參謀部的證件和通行證。讓他們立刻就去。隻能這麼做了。通過正式手續他們就到得太晚了。”弗朗索瓦·莫爾朗和羅丹參加了裡蓋神甫組織的一個調查團，他們去了達豪，在那裡找到了羅貝爾·L。他們闖進了集中營裡存放已死和瀕死的人的禁區。正是在那裡，在那些人當中有一個人清楚地叫出了弗朗索瓦的名字，“弗朗索瓦”，然後眼睛就閉上了。羅丹和莫爾朗花了一小時才認出羅貝爾·L。是羅丹最後根據他的牙齒才把他認出來。他們把他像死人那樣用毯子裹著運出集中營的禁區。他們把他放在集中營裡住著幸存者的營房旁邊。集中營裡沒有美國兵，所以他們能夠這樣做。美國兵都住在哨所裡，害怕染上傷寒。博尚和D當天就從巴黎出發了，剛過中午就走了。那是五月十二日，和平日。博尚穿著莫爾朗的上校製服。D穿著法國中尉服，帶著名叫D·馬瑟的抵抗運動成員證件。他們整夜驅車，第二天早上到達達豪。他們找了羅貝爾·L好幾個小時，後來路過一個軀體時，聽見有人叫D的名字。我想他們沒有認出他來，不過莫爾朗已經說過他無法辨認。他們帶走了他，在這以後他們才認出他來。他們的衣服裡麵還有另一套法國軍官製服。必須讓他站起來，他自己站不起來，不過他們終於給他穿上了衣服。走過黨衛隊的營房時，得想法使他不必敬禮，必須讓他通過哨所，避免打預防針，預防針會置他於死地的。美國兵——大部分是黑人——都戴著防毒麵具，預防傷寒。令人驚恐不安。因為命令嚴格，倘若美國兵懷疑羅貝爾·L的身體狀況，他們就會立即把他放進停屍房。羅貝爾·L一出來，就不得不走到“輕11型”汽車上去。他們扶他躺在後座上，羅貝爾·L立即昏了過去。他們以為這下完了，但沒有。旅行艱難漫長。因為他患痢疾，他們每隔半個小時就得停一次車。一離開達豪，羅貝爾·L就開始說話了。他說他知道自己不會活著回到巴黎了。然後他就開始講了起來，為了在死前把話都說出來。羅貝爾·L不控訴任何個人、任何種族、任何民族，他控訴人類。羅貝爾·L剛從恐怖中走出來，奄奄一息，精神錯亂，但他還能做到不控訴任何人，除了在人民曆史上充當過客的政府。他希望在他死後，D和博尚能把他說過的話告訴我。當晚他們就到了法國邊境，是在維桑堡（Wissemb，法國下萊茵省城鎮。）附近。D給我打電話：“我們到了法國，剛過邊境線。明天近中午時到家。你要作最壞的準備，你會認不出他的。”他們在一個軍官食堂吃的飯。羅貝爾不停地說著、講著。當他們走進食堂時，所有的軍官都站起來向羅貝爾·L致敬。羅貝爾·L沒有看見。這些事情他從來是看不見的。他講到德國的殉難者，講到所有人共同的苦難。他不停地講著、講著。這天晚上，他說他想在死前吃一條鱒魚。在被洗劫一空的維桑堡城，大家為羅貝爾·L找到了一條鱒魚。他吃了幾口，然後又開始說話。他談到了仁愛。他聽到過尊敬的裡蓋神甫的某句演說詞，他開始說出了這句非常晦澀的話：“要是有人和我談基督的仁愛，我就會說達豪。”他沒有把話說完。這一晚他們是在奧布河畔巴爾過的夜。羅貝爾·L睡了幾個小時。他們在臨近中午時到達巴黎。就在駛進聖本篤街之前，D停下車又給我打了電話：“我打電話是為了告訴你，情況比我們想象過的還要可怕。他很高興。”我聽到樓梯上一陣克製的喊叫、一片忙亂和腳步聲。然後是房門開關的聲音、喊叫聲。是這樣。是他們從德國回來了。我沒能避開他，我下樓想逃到街上去。博尚和D挾著他的腋窩。他們在二樓的樓梯口停下來。他眼睛朝上看。我記不清楚了。他大概看見了我，認出了我並向我微笑。我叫喊著不，我不願意看。我又走開了，又上了樓梯。我嚎叫起來，這我還記得。戰爭在嚎叫聲中宣泄出來了。六年沒有喊叫了。我又到了鄰居家，他們強迫我喝朗姆酒，把酒灌進我嘴裡，灌進我的喊叫聲中。我不知道我是什麼時候又回到他、羅貝爾·L麵前的。我記得樓房裡一片嗚咽聲，房客們在樓梯上待了很久，房門都開著。後來，彆人告訴我女門房為了迎接他，曾經裝飾了一下樓房大門，等他一過去，她就都扯掉了，閉門不出，躲在屋子裡一個人哭起來。在我的記憶裡，在某一個時刻，嘈雜聲停止了，我看見了他。觸目驚心。在我麵前。我認不出他了，他看著我。他笑了。他任我看。一種超自然的疲乏、終於能活到此刻的疲乏在他的微笑中顯露出來。這個微笑使我突然認出他來，但是很遙遠，仿佛在隧道深處。這是一種愧然的微笑。他對自己落到這個地步、成為這副殘骸感到慚愧。然後微笑消失了。他又成了陌生人。但是我還認識他，這個陌生人就是他，羅貝爾·L，完完全全。他想再看看房子。他被人扶著在各個房間裡轉了轉。他的麵頰褶皺著，但並沒有從頜部脫落，從他的眼睛裡看出他在笑。走過廚房的時候，他看見為他準備的水果蛋糕。他不再笑了：“這是什麼？”彆人告訴他。“用什麼做的？”“櫻桃，正是上市的季節。”“我可以吃嗎？”“我們不知道，大夫會告訴你的。”他又回到了客廳，在長沙發上躺下。“那麼說我不能吃？”“還不能。”“為什麼？”“因為在巴黎已經有了好幾起事故，有人太早就讓從集中營回來的人吃東西。”他不再打聽他不在的時候都發生了什麼事情，他不再看我們了。他的麵孔罩上了一種劇烈的、無聲的痛苦，因為人們不讓他吃東西，就像集中營一樣。就像在集中營裡一樣，他無言地接受了。他沒有看見彆人在哭。他沒有看見彆人幾乎不能看他，不能回答他的話。大夫來了。但他在門口突然站住，手扶著門把，臉色蒼白。他看了看我們，然後看了看長沙發上的形體。他不明白。隨後他明白了：這個形體還沒有死去，它在生與死之間飄浮著。他、大夫被請來是為了努力讓這個形體活下去。大夫走進屋。他一直走到那個形體旁邊，那形體對他笑了笑。在以後的三個星期裡，這位大夫每天都來好幾次，白天黑夜隨叫隨到。我們一害怕就去叫他，他來了。他救活了羅貝爾·L。他自己也充滿了使羅貝爾·L起死回生的激情。他成功了。我們趁他睡著的時候把水果蛋糕拿走了。第二天他仍然發燒，再也不談任何食品了。如果他從集中營一回來就吃東西，他的胃就會因為食物的重量而破裂，或者食物的重量會擠壓心臟，而心臟在他瘦弱的空殼裡已變得巨大，它跳動得那樣快以致無法數脈搏，確切地說，它不再跳動，是在恐怖中瑟瑟發抖。不，他一吃東西就得死。可是如果一直什麼都不吃也會死。難就難在這裡。與死神的鬥爭很快就開始了。應該小心謹慎地對待它，細致、靈巧、講究策略。它將他團團圍住。儘管如此，仍然有一個辦法和他聯係，這個聯係孔並不大，然而生命仍然在他身上，生命充其量像根小刺，但畢竟是根小刺。死神發起進攻了。第一天三十九度五。然後四十度。然後四十一度。死神氣喘籲籲。四十一度。心臟像琴弦一樣顫動。四十一度，總是四十一度，但它在顫動。大家想，心臟，心臟就要停止跳動了。還是四十一度。死神猛烈地敲門，但心臟充耳不聞。不可能，心跳要停止了。沒有。大夫說可以給他粥喝，用咖啡匙喂。我們一天喂他六七次粥。一咖啡匙粥就使他喘不上氣來，他抓住我們的手，大口吸氣，又倒在床上。但他咽下去了。同樣他一天要大便六七次。我們托著他的膝蓋和手臂把他扶起來。他的體重大概隻有三十七八公斤：骨頭、皮膚、肝臟、腸胃、腦漿、肺統統算在一起，這三十八公斤分布在一米七八的個頭上。他被扶到馬桶上，桶沿上放了一塊小墊子，因為關節直接接觸皮膚的地方，皮膚一碰就痛。（聖殿街區那位十七歲的猶太小姑娘，她胳膊上的皮膚被肘關節穿破了，大概是因為她年輕、皮膚細嫩，她的關節露在外麵而不是藏在裡麵，它赤裸裸地、乾乾淨淨地露在外麵，她既不感到關節痛，也不感到腹部痛，她的生殖器官每隔一段時間就一個一個地被人從腹中拔出來。）一坐上馬桶，他就一下子咕嚕咕嚕瀉開了，聲音之響令人吃驚。心臟所能克製的，肛門留不住，它將存物傾瀉出來。一切，或幾乎一切，都將容納物傾瀉出來，甚至手指也留不住指甲，拋棄了指甲。心臟，它還在繼續保留著容納物。心臟。還有頭，它驚慌不安，但高尚、孤獨，它從軀乾中伸出來，它在回憶、敘述、辨認、要求。它在說。在說。大腦由頸部與身體相連，就像通常那樣，但這個頸部是那樣萎縮，一隻手就可以把它全部捏住，那樣乾癟，人們不禁要問生命是怎樣從那裡通過的，既然一匙粥都要費很大勁才能通過並且常常阻塞。起初，頸部與肩膀成直角。上麵，頸部一直插到骨架中去，與上頜相貼，像常春藤一樣繞著韌帶。皮膚成了薄薄的卷煙紙，透過它可以看到椎骨、頸動脈、神經、咽部以及流動的血液。他排泄一種暗綠色的冒著泡沫的黏性物，那是沒有人見過的糞便。他便完之後，我們又扶他重新躺下，他筋疲力儘，眼睛似睜非睜，持續了很久。這種大便的狀態十七天沒有任何變化。這是非人的狀態。它比發燒、瘦弱、失去指甲的手指、黨衛隊痛打的傷痕更使他與我們不同。我們給他喝的是金黃色的粥，喂嬰兒的粥，而從他身上出來的卻是泥淖一樣的暗綠物。蓋上馬桶以後，還聽到氣泡在表層破裂的聲音。這黏液會使人想起大口濃痰。大便一出來，房間裡就充滿了一種氣味，不是腐物、屍體的氣味——他身上還有屬於屍體的物質嗎？——而是屬於植物腐殖土、枯枝敗葉、厚密的林下灌木叢的氣味。確實，那是一種陰暗而濃濁的氣味，似乎源自他所經曆的而我們卻無從知曉的漫漫黑夜。（我靠在百葉窗上，街上的行人在我眼下穿行，由於他們不知道在這間房間裡發生了什麼事，我真想告訴他們在他們頭頂上樓上這間房裡有一個從德國集中營回來的人，活著回來的。）顯然，他曾在垃圾堆裡找過吃的，他吃過草、喝過機油，但這並不能說明問題。在陌生的事物麵前，我們尋找著答案。我們想，在此刻，在我們眼前，他也許正在吃著自己的肝和脾。如何得知呢？如何得知在他的腹中還存在著什麼未知物，存在著什麼痛苦呢？在十七天裡這種大便狀況沒有變化。十七天，這些糞便與已知物沒有絲毫相似的地方。他一天排便七次，我們嗅著糞便，看著它卻無法辨認。十七天的時間，我們不讓他親眼看到他排泄出來的東西，不讓他看到自己的腿、腳和身體，那令人難以置信的身體。我們一直不習慣看他的身體，不能習慣。更難以置信的是他還活著。當人們來探望他，走進房間並看到毯子下麵的形體的時候，他們不忍目睹，馬上轉過臉去。許多人奪門而出並且再也不來了。他從來沒有覺察到我們所感受到的驚駭，一次也沒有。他很高興，他不再害怕。他還在發燒。十七天。有一天，燒退了。十七天以後，死神疲倦了。馬桶裡不再冒泡，糞便成了液體，雖然還是綠色的，但有了人的氣味，人體的氣味。有一天，燒退了，給他注射了十二升血清，某天上午，燒退了。他躺在九個坐墊上，腦袋下一個，小臂兩個，大臂兩個，手兩個，腳兩個，因為所有這些地方都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必須把它們的重量放在絨毛墊裡，使它固定不動。有一次，一天上午，他的燒退了。熱度又襲來，但又退下去。再次襲來，稍稍低一些，又退了下去。然後，一天上午，他說：“我餓了。”饑餓隨著體溫升高而消失，在退燒以後又回來。一天，大夫說：“試一試，試試給他點吃的，先給他吃點肉汁，他要是能消化就繼續給他吃，同時給他點彆的東西，但開始時要少給，三天一個階段，每個階段逐漸增加。”上午，我到聖日爾曼德普雷大街的一家家飯店去找絞肉機。在大街上的一家大飯店裡找到了一個絞肉機。他們不能出借。我說這是為了一個從集中營回來的病重的政治犯，這是個生死攸關的問題。那個女人想了想說：“我不能借給你，但我可以租給你，一千法郎一天（原話如此）。”我把我的名字、地址告訴她，還付了一筆保證金。聖本篤飯店以原價賣給我牛肉。他吃肉汁消化得很好，三天以後他就開始吃些固體食物了。他的饑餓勾起了饑餓。它變得越來越強烈，無法滿足。他的饑餓令人害怕。我們不給他盛菜。我們隻把飯菜直接放到他麵前，讓他一個人吃。他運轉得很好。他在做為了維持生命而應該做的事情。他在吃。這件事占據了他所有的時間。他幾小時幾小時地等待食物。沒看清是什麼東西就狼吞虎咽。然後，當彆人將食物拿走，他又開始等下一次。他本人消失了，饑餓替代了他。也就是說，空洞替代了他。他往無底洞裡送食，他把被掏空的乾癟的腸胃裝滿。這是他正在做的事。他遵循、服從、履行著一個神秘的功能。他怎能知道是饑餓使然？他怎能感覺到這正是他所需要的？他博學多識，他知道這些。他在吃一塊羊排。然後他吸骨髓，低著眼睛，隻注意怎樣才能啃乾淨。隨後他又拿起第二塊羊排。第三塊。眼睛都不抬。他坐在客廳陰暗處的椅子上，靠著半開的窗子，身子四周鋪著坐墊，拐杖放在身邊。褲筒裡的雙腿像拐杖一樣搖晃。有陽光的時候，他的手是透明的。昨天，他費力地拾起了掉在他褲子上、掉在地上的麵包屑。今天他隨它們去了。他吃飯的時候，我們讓他一個人待著。他不再需要幫助了。他已經恢複了力氣，能夠拿起匙和叉了。但切肉還是彆人來做。我們讓他一個人麵對著食物。在隔壁房間裡，我們避免說話，踮著腳走路。我們從遠處看著他。他在運轉。他對飯菜沒有明顯的偏好。越來越沒有偏好。他像個無底洞一樣吞東西。飯菜上得不夠快時，他一邊哽咽著一邊說彆人不理解他。昨天下午他到冰箱裡去偷麵包了。他偷吃的。我們告訴他注意點兒，彆吃得太多。於是他哭了。我從客廳門口看著他。我不進去。十五天、二十天，我一直看著他吃飯，但我始終不習慣，他處於一種不變的快樂之中。有時這種快樂也使我落淚。他看不見我。他已經把我忘了。精力恢複了。我也一樣，我又開始吃飯、睡覺。體重也恢複了。我們要活下去。同他一樣，我十七天不能吃東西。同他一樣，十七天我也未合眼，至少我自己認為沒合眼。實際上，我每天睡兩三個小時。我隨便在哪兒就睡著了。我在恐怖中醒來，真可怕，每次我都以為他在我睡著的時候死去了。我夜裡總是有點發燒，來看他的大夫也為我擔心，他讓人給我打針。針頭紮不進我的大腿，我的肌肉仿佛得了強直性痙攣。女護士不願意再給我打針。睡眠不足引起視覺錯亂。我扶著家具走路，腳下的地在傾斜，我害怕滑倒。我吃了給他擠出肉汁的牛肉。那肉就像紙和棉花一樣。我根本不再做飯，除了煮咖啡。我覺得自己很接近我所希望的死亡。我對此感到無所謂，甚至連無所謂這一點我都不去想，我的自我身份轉移了。我隻是那個醒來時感到害怕的人，那個恨不得替代他、成為他的人。我整個人都沉入這一欲念之中，即使羅貝爾·L情況十分不妙時，我這種欲念也是難以描述得強烈，因為羅貝爾·L還活著。我在失去小哥哥和小孩的時候，也失去了痛苦，也就是說痛苦變得漫無目的，它建立在過去的基礎之上。此刻，希望是完整的，痛苦根植在希望之中。時不時我就會為自己沒有死去感到驚訝：一把冰冷的劍深深地插在肉身裡，日夜如斯，但我還是活著。精力恢複了。人們打電話告訴了我們。這消息我們向他隱瞞了一個月。當他的身體恢複以後，在維裡埃爾勒比鬆（Verrières-le-Buisson，法國巴黎南部埃鬆省城鎮。）的一所為集中營回來的人準備的康複中心裡，我們才把他妹妹瑪麗路易絲的死訊告訴了他。那是在夜裡。有他的小妹妹和我在場。我們說：“應該告訴你我們一直瞞著你的一件事。”他說：“你們瞞著我瑪麗路易絲的死訊。”一直到天亮，我們一起待在房間裡，沒有談她，沒有說話。我吐了。我想大家都吐了。他不停地念叨：“二十四歲。”他坐在床上，手扶拐杖，沒有哭。元氣大為恢複了。另外一天，我跟他說我們應該離婚，我想和D生個孩子，為了這個孩子將來的姓氏我們需要離婚。他問我以後我們是否還能再度一起生活。我說不會。自從我遇到D以後，兩年來我沒有改變主意。我告訴他即便沒有D，我也不會重新和他生活在一起。他沒有問我要離開的原因，我也沒有告訴他。一次我們來到阿訥西湖畔聖約裡奧茨的一座集中營受難者的休養所。這是路邊的一家旅館飯店。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廣島，我們是在那裡知道了廣島。他體重恢複了，他長胖了。他沒有力氣支撐他從前的體重。他借助那根拐杖走路，我記得那根粗重的深色木拐杖。有時，他似乎要用這根拐杖敲打牆壁、家具、門，他不打人，不，他想敲打路上他遇到的一切東西。D也在阿訥西湖畔。我們沒有錢去住過去住過的旅店。我記得在薩瓦（Savoie，法國羅訥阿爾卑斯大區省份。）的時候他不在我們身邊，他被陌生人包圍著，他還是一個人，他絕口不談他在想什麼。他深藏不露。神情陰鬱。一天早晨，在路邊，報紙上巨大的標題：廣島。他看上去像要敲打什麼，憤怒使他喪失了理智，使他難以自控。廣島事件以後，我想他和D談了，D是他最好的朋友，廣島可能是他從外部所看到、所讀到的他生活之外的第一件事情。另一次，那是在薩瓦以前，他在花神咖啡館的露天座裡。陽光明媚。他要去花神咖啡館“看看”。他是這麼說的。侍者們過來向他問好。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又看見他了，他喊叫著，用拐杖敲打著地麵。我擔心他打碎玻璃。侍者們眼淚汪汪、沮喪地望著他，一聲不吭，然後我看見他坐下來，長時間保持沉默。時間又過去了。這是和平以後的第一個夏天，一九四六年。在意大利的裡窩那（Livorno，意大利托斯卡納大區港口城市。）和拉斯佩齊亞（La Spezia，意大利利古裡亞大區港口城市。）之間的一個海濱。他從集中營回來有一年零四個月了。他知道他妹妹的死訊以及我們分手的消息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他在那兒，在沙灘上，看著人們走過來。我不知道他看的是誰。他定睛看，他儘力看，我在巴黎等待他時所想象的他在德國的死亡形象中，首先死去的就是他這種目光。有時候，他長時間一言不發，眼睛看著地麵。他還不能習慣接受妹妹死去的事實：二十四歲，雙目失明，雙腳凍裂，肺病到了晚期，被飛機從拉文斯布呂克運到了哥本哈根，到的那一天死去，而那一天正是停戰的日子。他從來不談起她。他從來不提她的名字。他寫了一本書，書名叫《人類》，講述他自己心目中的德國經曆。這本書寫完、交稿、出版以後，他再沒有談起過德國集中營。再沒有說起這些詞。從來沒有。再也沒有提起這本書的名字。這是刮風的一天。在這種伴著海風的陽光下，我不再想他的死了。我躺在吉內塔身邊，我爬上了海灘的斜坡，到了蘆葦叢的深處。我們脫掉衣服。我們從海水浴的清新中走出來，陽光正燒灼著這種清新，但還沒有戰勝它。皮膚保護得很好。在我的兩肋下部，一個凹處中，在我的皮膚上麵，我看到心臟在跳動。我餓了。其他人還在海灘上。他們在玩球。羅貝爾·L除外。他還沒玩球。葦叢上麵可以看到卡拉拉采石場雪白的斜坡。上麵是更高的閃爍著白光的群山。在另一個方向，稍近處可以看到馬爾切洛山峰，它正好在拉瑪格拉河口上麵。看不見馬爾切洛山的村莊，隻看見山峰、無花果林以及峰頂那深色的鬆林坡。我們聽見他們在笑。埃裡奧笑得最歡。吉內塔說：“你聽聽，他像個孩子。”羅貝爾·L沒有笑。他躺在太陽傘下麵。他還不能曬太陽。他看著他們玩球。海風吹不進葦叢，卻給我們帶來沙灘上的喧鬨。天熱得可怕。吉內塔從她的浴帽裡拿出兩個半截檸檬，遞給我一個。我們張開嘴擠檸檬汁。檸檬汁一滴滴落到我們的喉嚨裡，我們正感到餓，它使我們體驗到饑餓的深沉和力量。吉內塔說天這麼熱的時候檸檬是最好的水果。她說：“你瞧卡拉拉平原上的檸檬，它多大呀，它的皮很厚，在陽光下也能保持新鮮，它的汁像橘子，但是味道很酸。”我們一直聽見他們在玩，但聽不到他、羅貝爾·L的聲音。在這種沉默中，戰爭依然存在，它通過沙子、海風湧出來。吉內塔說：“我很遺憾，在你等待羅貝爾·L的時候我不認識你。”她說她覺得他身體不錯，她感到他容易疲乏，她特彆注意到他走路、遊泳時那麼緩慢、那麼痛苦。由於她以前不認識他，她不知道自己說的對不對。但她似乎擔心他不會恢複到去集中營以前的體力了。一聽到羅貝爾·L這個名字我就哭了。我仍然在哭。我將終生哭泣。吉內塔說聲對不起，然後就沉默了。每天她都以為我會談到他，但我還不能。然而這天我對她說我想有一天我會談他的。並且關於這次回歸我已經寫了一點東西。我也試圖談談這份愛情。正是在那個時候，在他垂危之際，我才更好地認識了這個人，羅貝爾·L，我才感覺到他就是他，他與世上所有東西、所有人都不同。我講生活在塵世間的羅貝爾·L所特有的氣質，講了他所特有的、使他承受了集中營生活的風度、智慧、學識、政治觀以及那些難以描述的歲月，我講了他所特有的、源於悲天憫人胸懷的不凡氣質。熱得不能忍受了。我們穿上了遊泳衣，跑著穿過沙灘。直接跑進海裡。吉內塔遊遠了。我待在岸邊。風靜了。也許這是在另一天發生的，一個無風天。也許是在另一年。另一個夏季。另一個無風天。海是藍色的，甚至眼前那片海也是藍色的，沒有波濤，隻有十分輕柔的細浪，似沉睡中的呼吸。其他人都停止了遊戲，在沙灘的浴巾上蹲下來。他站起身來，向大海走去。我來到海邊。我望著他。他看到我在望著他。他那鏡片後麵的眼睛眨了眨，他向我微笑，輕輕搖搖頭，一幅自嘲的樣子。我明白他知道，他知道每一天的每個時辰我都在想：“他沒有死在集中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