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一早,愛立就陪著鐸勻到郵局裡，買了四十一張郵票，倆人考慮到,可能對方處境窘迫，連一張郵票都很難湊到,索性就往每封信裡，都塞了一張郵票。

還有一張單獨的郵票,貼在了寄給謝鏡清的信上。

等把信寄出去,樊鐸勻又給姐姐的婆婆彙了一百塊錢過去，這是姐姐在信裡提前和他說好的，讓他如果寄錢的話，就寄給她婆婆,讓她婆婆轉交給謝鏡清。

免得錢最後到不了當事人手上。

從郵局裡出來，愛立望著頭頂的陽光，忽然就想起來在青市的時候，和謝鏡清見麵的那一次,輕聲和鐸勻道：“當時他佯裝成京市工業局的同誌,來見我的時候,看著還挺年輕，我當時還猜測,他這個樣子，再為國家工作一十年，都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斷了腿，能不能活著離開京市，都是個問題。

生的時候，還可以談論恨不恨的問題，現在這個人可能即將喪命,愛立心裡隻剩下唏噓了。

她沒有提名，沒有提姓的，可是樊鐸勻一聽就明白，她說的是誰，和她道：“他本來身體確實很好，他們那時候的醫學生，都很講究強健自己的體魄，不然值夜班或碰到大手術的時候，熬不下來。”

緩了一會，又補充道：“三叔底子在那裡，稍微喘息一會兒，就能恢複過來。”

沈愛立忽然出聲問道：“真的可以嗎？一個斷過腿的人，真得還能恢複到原來嗎？”

一個壞了的心，還能恢複到原來嗎？

她的眼睛裡有一絲茫然，其實從乍然聽到謝鏡清斷腿的消息，這件事就一直在她的腦海裡盤踞著，她不知道自己是為謝鏡清的遭遇，還是為這件駭人聽聞的事件本身，而覺得驚詫和灰心。

一個在公共衛生領域，有過傑出貢獻的研究者，因為思想上的分歧，而被一群人活生生地打斷了腿？

他所經曆的刑罰，讓沈愛立想想，都覺得不寒而栗。

她的茫然既是對事件本身，也是對這個時代。政治的狂熱，難道就能泯滅一個人的善心和良心嗎？這個疑問，早在劉葆樑和她師傅被押在批判台上的時候，就在她的腦子裡閃現過，但是很快，一波又一波的高壓和狂飆，將她的疑問壓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人在艱難的時代裡人如何自保和生存？

樊鐸勻溫聲道：“會的，他是謝家的兒子，他的哥哥是謝振，他的意誌力理應像軍人一樣堅毅。”這話，樊鐸勻不知道是說給愛立聽，還是說給自己聽？

謝家對他和姐姐一直多有關照，遠的不說，就是前次他在海南出事，謝三叔不僅親自去醫院過問他的病情，還在他回漢城以後，給他寄了許多藥材。

謝三叔落難，於情於理，他都該伸手幫忙。但是除了錢，他想不出來，自己還能做什麼？

直到愛立說出了“寫信”兩個字。

這時候，重要的不是信的內容，而是寄信這件事本身。

一周以後，這封信到了何姐手裡，何姐給謝鏡清送飯的時候，帶了過來。一進病房門就笑吟吟地道：“鏡清，今天有封你的信，你肯定猜不到是誰寄來的？”

這段時間，在醫院裡睡得安穩了點，謝鏡清的精神也恢複了不少，笑著問道：“是芷蘭嗎？還是森哥？”

這是唯一知道把他的信，寄到何姐這裡的人。

卻見何姐搖頭道：“都不是，是樊鐸勻。”

謝鏡清眼睛亮了一下，從何姐手裡接過信，隻見上麵寫著：“從姐姐處得知三叔的近況，內心十分憂急，望三叔打起精神，積極配合學習和糾正，有為難之處，儘可來信。”

落款人是“樊鐸勻”。

謝鏡清抹了一把眼淚，和何姐道：“鐸勻仍喊我三叔，何姐，他還喊我‘三叔’呢！”

何姐也被他觸動了情緒，眼含淚意地笑道：“鏡清，你看，還是有好人的，你可得好好振作，早點好起來！這又是子侄，又是女婿呢！”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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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封信寄了出去，愛立就開始在數著日子，最遠的在東北，可能要一周時間才能到。

國慶以後，她估摸著該有回信了，一早就去保衛部那邊問有沒有她的信，現在收發這塊是小何在管的，看到她過來，就給查了下，果真撿拾出了一封信來。

愛立接過來一看，是從東北寄來的，寄件人是俞美霞，是她大學時期的俄語老師。因為曆史問題，子女與其斷絕了關係，69年“第一號令”下來，城市開始驅逐五類分子，在無人接收的情況下，俞老師被學校遣返回原籍老家，但是她父輩那時候就已經遷出了東北，現在老家最親的親人不過是快出五服的侄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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