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吃我們肉的地主！”“打倒和我們血的軍閥！”“打倒把中國出賣給日本的漢奸！”“歡迎一切抗日軍隊結成統一戰線！”“中國革命萬歲！”“中國紅軍萬歲！”我就是在這些用醒目的黑字寫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標語下麵度過我在紅區的第一夜的。但是，這不是在安塞，也不是在任何紅軍戰士的保護之下。因為，不出我的所料，我們當天並沒有到達安塞，到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們才走到一個坐落在河灣上的小村莊，四周都是陰森森地俯瞰著的山巒。有好幾排石板屋頂的房子從溪口升起，標語就寫在這些房子的土坯牆上。五六十個農民和目不轉睛的兒童，湧出來迎接我們這個隻有一匹驢子的旅隊。我的那位貧民會的年輕向導，決定把我安頓在這裡。他說，他的一頭母牛最近下了仔，附近有狼，他得回去照應。安塞離這裡還有十英裡路，要摸黑趕到那裡是不容易的。於是他把我叫托給當地貧民會分會主席照料。我的向導和騾夫都拒絕接受任何報酬，不管是白區的錢，還是紅區的錢。分會主席是位二十出頭的青年，臉色黝黑開朗，身上穿著褪了色的藍布褂子和白褲，露出一雙牛革似的赤腳。他很客氣地招待我。他請我到村公所的一間屋子裡去睡，派人送來熱水和一碗小米粥。但是我謝絕住在這間有臭味的黑屋子裡，請他讓我使用兩扇拆卸下來的門板。我把這兩扇門板擱在兩條板凳上，攤開毯子，就睡在露天裡。這是一個美麗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閃耀著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麵的一個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與寧靜。因為長途跋涉的疲乏，我倒頭就睡著了。當我再睜開眼睛時，天已破曉。分會主席站在我的身邊，搖搖我的肩膀。我當然吃了一驚，連忙翻身坐起，完全醒了過來。“什麼事？”我問。“你最好早一點動身，這裡附近有土匪，你得趕緊到安賽去。”土匪？我的話已到嘴邊上，正要回答我正是來這些所謂土匪的，這時我才明白他的話是什麼意思。他說的土匪，不是指紅軍，而是指“白匪”。我不用他再勸說就翻身而起。我不想鬨出在蘇維埃中國給白匪擄去這樣的笑話。這裡需要向讀者作一些解釋。白匪，用國民黨的名詞來說就是民團，正如赤匪用蘇維埃的名詞來說就是遊擊隊一樣。國民黨為了要鎮壓農民起義，紛紛組織民團。現在在國民黨在中國、日本人在“滿洲國”都普遍實行保甲製度這個控製農民的古老辦法，民團就是作為保甲製度的一個有機部分進行活動的。保甲的字麵含義就是“保證盔甲”。這個製度規定每十戶農民必須有個甲長，保證他們循規蹈矩，使當地縣長滿意。這是一種連保製度，一個保甲裡的任何一個人如果犯了罪，整個保甲的人都要負責任。當初蒙古人和滿洲人就是用這個辦法統治中國的。用這個方法來防止農民組織反叛，幾乎是無往而不勝。因為保甲長幾乎總是富農、地主、開當鋪或放債的，他們是最最積極的，自然不願“擔保”任何具有叛逆傾向的佃戶或債戶。無人擔保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情。一個無人擔保的人，可以用任何借口，當作“嫌疑分子”投入牢獄。實際上這就是說，整個農民階級的命運是操在鄉紳階級的手中，後者隨時可以用拒絕擔保的方法來毀掉一個人。保甲製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征收捐稅維持民團。民團是由地主和鄉紳挑選、組織和指揮的。它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共產主義，幫助收租交穀，包討欠債本息，幫助縣長勒索苛捐雜稅。所以，每當紅軍占領一個地方，它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敵人就是民團。因為除了出錢供養他們的地主外，民團沒有什麼基礎，紅軍一到，他們當然就失去了這個基礎。中國的真正階級戰爭，從民團和紅軍遊擊隊的鬥爭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因為這一個鬥爭往往就是地主和他們以前的佃農債戶之間的直接武裝衝突。民團的人數有幾十萬，是中國兩百萬左右名義上 反共的軍隊的最重要的輔助部隊。如今紅軍和國民黨軍隊在這一條戰線上雖已停戰，民團對於紅軍遊擊隊的襲擊還是繼續不斷。在西安、洛川和延安等處，我聽說有許多逃到這些城市裡的地主，出錢供養或親自領導白匪在蘇維埃區活動。他們常常利用紅軍主力不在的機會，作為“共產黨”俘虜向地主和白軍軍官邀功領賞。民團從事冒險活動，主要是為了進行報複和很快的到手錢財，他們在紅白戰爭中以最富於破壞性著稱。無論如何，我個人是不願在自己的身上試驗白匪的“外交政策”的。我的行李雖然不多，但我覺得如果隻須乾掉一個孤零零的洋鬼子就可以把我的一點點現錢、衣服和照相機據為己有的話，這些東西還是有足夠的引誘力，使他們不會放過的。匆匆地吞下了幾口熱茶和麥餅以後，我跟分會主席所派的另外一個向導兼騾夫一同出發。我們沿著一條河床走了一個鐘頭，有時經過一些窯洞組成的小村落，便有毛茸茸的狗惡狠狠地朝藏書網我吠叫，站崗的兒童走出來查問我們的路條。接著我們走到了一個巨石圍繞、自然形成的可愛的水潭旁邊，在這裡我遇見了第一個紅軍戰士。除了一匹身上披著繡有一顆金星的天藍色鞍毯的白馬在河邊吃草以外，隻有他一個人。這個青年正在洗澡；我們走近時，他很快地跳出來，披上天藍色的褂子，和白布的頭巾，上麵有一顆紅星。一枝毛瑟槍掛在他腰際，木盒子柄上垂著一綹紅纓綢帶。他手按著槍，等著我們走進，問向導我們有什麼事情。後者拿出他的路條，簡單地說明了我是怎麼被交給他的，那個戰士好奇地看著我，等我進一步解釋。“我是來見毛澤東的，”我說。“我知道他在安塞。我們還得走多遠？”“毛主席嗎？”他慢吞吞地問。“不，他不在安塞。”接著他看了看我們的後麵，問我是不是沒有彆人。他弄清楚確實隻有我一人之後，態度才自然起來，他微笑著，好像有什麼秘密的好玩的事情似的。他對我說：“我正要到安塞去。我和你一塊到縣政府去吧。”他牽著馬在我身邊走，我自動地更詳細地介紹了我自己，也問了一些關於他的情況的問題。我弄清楚了他是在政治保衛局裡工作，在這一帶邊境上值班巡邏。那匹馬？這是張學良少帥的“禮物”。他告訴我，最近在陝北的戰爭中，紅軍從張學良的軍隊方麵俘獲了一千多匹馬。我又進一步知道他姓姚，二十二歲，當紅軍已經六年了。六年！他該有什麼樣的故事可以講啊！我很喜歡他。他是一個外貿誠實的青年，長得很勻稱，紅星帽下一頭烏亮的黑發。在寂寞的山穀中遇見了他，令人安心。真的，我甚至忘記了問他關於土匪的事情，因為我們很快就談到紅軍在春天的東征山西。我告訴他那次東征在北京所發生的影響，他也告訴我，他在那次驚人的“抗日東征”中的個人經驗，據說紅軍在一個月內增加了一萬五千人。兩小時後，我們到了安塞，它位於黃河支流膚水的對岸。從地圖上看來，安塞是一個大城，實際上則很小，徒有空牆。街上闃無人跡，到處是斷垣殘壁。我的第一個想法是，這時劫掠和破壞的證據。但再仔細一看，並沒有放火的痕跡，很明顯這些廢墟年代久遠，不可能是紅軍造成的。姚解釋說：“十年前安塞給大水完全衝毀，全城都泡在水裡了。”安塞的居民沒有再把原來的城廂建築起來，他們如今都住在城外不遠石崖上蜂巢似的窯洞裡。我們到了以後才發現，駐紮在那裡的紅軍一個支隊，已經派去追擊白匪，縣蘇維埃的委員都一到附近的一個小村莊百家坪去向省裡的一位委員報告工作。姚自告奮勇，護送我去百家坪，我們在黃昏時候到達。我在蘇區境內已經有一天半了，可是還沒有看見一點戰時緊張的跡象，隻遇到過一個紅軍戰士，所看見的老百姓，似乎毫不例外地都在從容不迫地從事田間勞動。不過，我是不會給外表所欺騙的。我記得，在一九三二年的中日淞戰爭中，中國農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繼續種他們的田。所以，當我們轉一個彎剛要走進百家坪，就聽到頭頂上傳來令人膽戰心驚的呐喊聲時，我不是完全沒有準備的。我抬頭向傳來凶狠的呐喊聲的地方看去，隻見大路上麵山坡上有十幾個農民站在一排營房似的房子前，揮舞著長矛短槍和幾支步槍，神情非常堅決。他們要把我當作一個帝國主義者交給行刑隊嗎？還是當作一個真正的訪問者來歡迎？看來我這一個闖封鎖線的人的命運是立刻就要決定了。我對姚一定露出很滑稽的臉色，因為他忽然大笑起來。他咯咯地笑著：“不怕！不怕！他們不過是幾個遊擊隊——正在操練。這裡有一個紅軍遊擊隊學校。不要驚慌！”後來我才知道遊擊隊的課程裡，有這中國古代戰爭廝殺呐喊的演習，就好像在《水滸傳》中所描寫的封建時代比武的那樣。在無意中作了這種戰術的對象，親自嘗到了脊梁涼了半截的滋味以後，我可以證明這用來恫嚇敵人還是非常有效的。遊擊隊喜歡夜間出動，在天黑突襲時發出這種叫喊一定是很怕人的。姚在百家坪介紹給我一個蘇維埃工作人員。我剛剛坐下，準備和他開始談話，忽然一個束著軍官皮帶的青年指揮員騎了一批汗流浹背的馬急馳而到，跨下馬背。他好奇地端詳著我。我從他的口中才知道我自己這段冒險經曆的詳細情形。新來的這個人姓卞，他是安塞赤衛隊隊長。他說，他剛和一百多個民團打了一場遭遇戰回來。原來有一個農民的兒童——一個少年先鋒隊員——跑了好幾裡路，筋疲力儘到了安塞，來報告民團已經侵犯縣境。據他報告，民團的頭子是一個真正的白匪！——一個洋鬼子——就是我自己！卞接下去說：“我馬上領了一對騎兵，上山抄了近路，一小時後，我們就看見了白匪。他們都跟隨著你”——他一指我——“離你隻有兩裡地。可是我們在一個山穀中把他們包圍起來，進行襲擊，俘獲了幾個人，其中有兩個他們的頭子和幾匹馬。其餘的人都向邊境逃去。”他簡單地報告完畢後，他的幾個部下魚貫走進院子，牽著幾匹俘獲的馬。我開始擔心他會不會真的把我當作帶領那些民團的頭子。我剛從白黨——他們如果在無人地帶捉住了我，一定會叫我是赤黨——那裡逃身出來，僅僅是為了要給赤黨抓住叫我是白黨嗎？但是這時突然出現了一個清瘦的青年軍官，他長著一臉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來，用溫和文雅的口氣向我招呼：“哈囉，你想找什麼人嗎？”他是用英語講的！我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來，那個“鼎鼎大名的”紅軍指揮員，他曾經是個教會學校的高材生。這時如何接待我的問題終於決定了。